谈墨子之实利主义：以利为目的，以利为手段
谈墨子之实利主义：以利为目的，以利为手段
墨子身为社会底层的小手工业者，自称“贱人”。这一阶级身份决定他的理论学说代表着这一阶层的某些思想。李泽厚指出，“中国小生产者劳动阶级的某些思想特征，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地以系统的理论形态呈现在墨子此人或此书中”；他又生活在“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的春秋战国之交，残酷的社会现实要求墨子学说能针对时弊来解决问题。这样，其阶级身份与所处的社会显示共同决定了墨家学说的基本立场与观点：“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可以说，墨子学说的出发点与归宿点都在于“利”。
墨子学中“礼”的思想
梁启超自幼便对《墨子》深感兴趣，表示“极崇拜墨子的思想，他在一生之中的不同阶段，撰有多篇文章讨论墨学，是他的学术兴趣与思想表现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他早期对墨学的研究就是发表于《新民丛报》中的《子墨子学说》与《墨子之论理学》。梁启超指出，春秋末期墨与孔、老并立三分天下。他的分析环绕着地理因素，认为中国古代思想之中，北派重视实际，以孔子为首，南派则崇尚玄想，以老子为魁，至于墨子，他很简单地说：“墨亦北派也，顾北而稍近于南，墨子生于宋，宋南北要冲也，故其学于南北各有所采，而自成一家言，其务实际，贵力行也，实原本于北派之真精神。而其刻苦也过之；但其多言天鬼，颇及他界。肇创论法，渐阐哲理，力主兼爱。首倡平等，盖亦被南学之影响焉。”
梁启超认为墨子言“利”的第二个层面是他人之“利”。墨子反对“不与其劳获其实”的行为，并且把这一行为视为当时天下战乱四起的原因，“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大意就是说儿子自爱而不爱父亲，所以亏损父亲而利自己；弟爱自己而不爱兄长，所以损兄长而利自己；做臣子的爱自己却不爱君主，所以才损君主而利自己。在此，墨子从反面肯定了他人之利。墨子不光肯定他人之利的正当性，而且认为他人之利应先与个人之利，墨子言：“为天下厚禹，为禹也。为天下厚爱禹，乃为禹之爱人也……”
墨子通过这个比喻，提倡先不自利而利人：父不自利先利子，子亦不先自利而利父。墨子强调，私利要以利他为前提和出发点。在墨子看来“利”是相互的，你去利人。别人也会利你，利人是前提，利你是回应，这对双方来说是互惠互利的，个人在利人的同时也实现了利己。
墨子的“利”与西方演绎法
从《墨子》之中最基本的逻辑术语的界定，谈到不同论证方法与推理原则，将墨子的理论学说与西方的演绎法、归纳法相印证。在将中西比较之后，梁启超指出，墨子的论理学虽然不如“今世欧美治此学者之完备”，但在两千多年前有次成就“亦足以豪也”，梁启超研究墨子的理论学说的目的，在于融合中学与西学，并借此提升民族自信心，使国人能像西方，从文艺复兴创造近代文明那样，也能够从中国传统中开出新局。
《子墨子学说》一文有类似的用心，不过更着眼于以墨子精神来解决当时中国社会“民德”的问题，这与他在《新民说》之中的主张有很密切的关系。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认为：群与己应维持一个以“界”为中心的平衡关系，他一方面重视社会秩序，一方面也肯定个人自由与个性发展，而在国家危机的时刻，群要比己来得重要。
对梁启超来说，自私自利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缺乏国家思想或爱国情操，墨家精神之中最让他感动的，其实就是由“兼爱”、“明鬼”观念而产生的“轻生死”“忍苦痛”的精神。他认为如果要使一个个国民都变成儒家的君子，具备现代国家思想，必须要仰赖墨家那种宗教观念，才能让人们为一个群体的道德理想而超越生死，在关键时刻敢于为国捐躯。
爱、义与利。先谈爱与利，学术界一般以“仁爱”与“兼爱”来区别儒墨关于爱的学说。儒墨两家也分别用“仁爱”“兼爱”来攻击否定对方的观点。其实，“仁爱”与“兼爱”，从观点本身所要表达的内涵而言，两者最终想要实现的恰恰是同一种理想状态的爱，即泛爱天下，只是方式不同而已。
对墨子思想的批评
梁启超认为墨子所谓的“利”是指维持生存所需要的食衣住行等“必要的欲念”，所以墨子提倡节用、节葬，反对奢侈等。他认为人类除了必要的欲望之外，还有“地位的欲望”，意指相应于国民的程度，与个人在群体中的身份，其所谓“必要”的欲望是不同的，此一欲望随着文明程度的提升，也会有所变化。无疑地，梁启超的理想社会绝非是人人平等而仅有物质温饱的社会，而是级层性与进步性。他坚信“欲望之一观念，实为社会进化之源泉，苟所谓必要者不随地位而转移，则幸福永无增进之日”。
梁启超指出，墨子将宗教与政治结合在一起的想法，不是国家主义，而是世界主义、社会主义；墨子要求“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他的理想与儒家的“大同”是一样的。从梁启超对墨子政治思想的讨论，可以反映他的政治理想还是存在的，只是认为目前不宣扬、不实行罢了。
综上所述，梁启超《新民丛报》时期对墨子思想之见解，在近代墨学史上有其特殊的意义。在他之前，清代考据学者几乎都是从章句校释的角度整理《墨子》一书，而清末像黄遵宪等主张革新之士，则是肤浅地以墨子思想来比附西学；梁启超在他人著作的启发之下很详细地从义理的层面，首度将墨子的学说作系统化的分类整理、评论，并阐述其现实意义，这在墨学进展上是很具开创性的，所以当时才能“引起了许多人对墨学的新兴趣”，这是很重要的贡献。
就梁启超墨子学的内涵而言，他参以佛学、儒学、西学，如天演论、民约论的观点，进行阐释解墨的目的，在于融通各种不同的学术思想，企图廓清传统中国流行的错误观念，如自私自利与迷信风水、气运等，以及补足儒家思想，尤其是要促使中人以下积极为善，激发人们休戚与共、利人即利己的道德感，而此一民德的改善也必须建立在卢梭“民约论”式的政治构架之上。
总之，梁启超在《新民丛报》时期论墨虽然有“纯学术”的一面，出于他对先秦学术思想的兴趣，然而其主旨则是为现代中国国民与国家的建构，提供一个既植根于传统又附和西方学说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