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墨子之宗教思想：非命

谈墨子之宗教思想：非命

墨家之学出于巫祝，其中核心的十条思想“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带有浓厚的宗教政治色彩。当时儒家推崇“天命”，所谓“尽人事，知天命”，而墨子提出“非命”以抗之。反对命定，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

梁启超曾说，孔子对鬼神持敬而远之的态度，而墨子虽主张敬天事鬼，却极力反对命定论,敬畏而不盲从，在当时封建神学统治下，墨子的宗教思想，带有积极的入世的理念，这或许是墨家本身的阶级立场导致的，下层平民阶级不比贵族，衣食住行，吃饱穿暖，贯穿他们生活始终，墨家思想“尊天”又“敬鬼”，其中蕴含的“多神论”表达了平民生产者的意愿，诸神在上，是以风调雨顺，五谷登丰。先秦时代，君权与神权紧密结合，一神之说，代表了贵族的利益，赐予君主以权利，而墨家的“神”，是有意志的“神”，是有人格的“神”，是能“度天下之方圆”之规矩，法仪，《法仪》中曰：“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墨家用“天”来加以约束，防止神权滥用。

梁启超作为近代运用西方社会科学的思想方法来诠释墨学的第一人，他对墨学进行深入研究，并希望借此复兴传统文化，以中华传统文化肩负起世界之责任。

非命的宗教思想

梁启超对墨家学说的诠释，是他在墨学研究范围内做出的最大贡献，在梁启超认为，墨儒两家学派，都是顺应先秦时代潮流所产生的，孔学尚礼乐，墨学崇兼爱，各家在百家争鸣中针砭时事，都为补救时弊。孔子、老子之学说在发展中群众基础范围扩大，影响加深，墨子起初跟随儒家学派学习，后来脱离儒家，另成一派，此时，在孔、老之间。墨子以倡导天志、明鬼、非命，建立一种新的宗教思想，企图建立一个全新的宗教哲学，借以招揽人心，壮大自己的门派学说。

在墨子建立的这个宗教思想中，“天志”、“明鬼”、“非命”，各有其时代独特性，“天志”之“天”为仪制法度，梁启超先生认为墨家的“天”是为支持兼爱主义，以“天”为“兼爱”提供帮助，而“道德与幸福相调和，此墨学之特色也”则是梁启超将其中的道德看作是兼爱主义，将幸福看作是实利主义，墨家注重小生产者们的利益，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阶级属性。

梁启超将“明鬼”看作是一种经验论，作为一派学说，“明鬼”其实是不太高明的，但墨家的“鬼”又是借以告诫人心，以鬼神之说震慑人心，起到维护社会法度的作用，用鬼神赏罚，并非迷信，而是借这种易于让百姓接受的方法来改造社会，实乃良法。

“非命”则是反对命定，墨子的宗教学说中含有“非命”，并非与“敬天事鬼”相矛盾，看似两者在逻辑上存在矛盾，其实不然，前面一直强调墨子代表平民阶级，而墨子在平民中强调力行，既然身体力行，必然反对天生命定，谋事在人，成事却不一定在天，这与儒家之“天命”相对抗，这在当时各派的思想学说中，实乃一泓清泉，怪不得梁启超先生评价它为“是把死社会救活转来的学说”。

在梁启超的著作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对墨学是持肯定态度的，墨家的宗教思想，为他们实现“兼相爱，交相利”理想社会的政治理念提供了帮助，为改良社会，提供了方法，这与他们的“天志”本质相符合，这是历史事实，但是，梁启超先生对墨学的研究又仅仅局限于此，没有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去研究这种宗教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在诸侯争霸，社会动荡的春秋战国时期，墨家所代表的小生产利益者们渴望安静平和的社会，希望社会得到统一与安宁，希望人们之间和平相处，希望能安心的发展生产，过上富足的生活，不再担心朝不保夕、食不果腹。

可是，在那样的时代，因为阶级的局限性，他们无法自己实现理想，只能借助于其他，这时，一个神明的产生，便显得顺理成章，而这些，就是墨学宗教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在梁启超看来，“天志”“明鬼”是改良社会的经验理论和手段，但同时他又觉得“天志之外，还加上明鬼，越发赘疣了”。这种既肯定又否定的说法，是他思想上的自相矛盾，也是对墨学的近代诠释的不通之处，究其根源，不过是受时代的局限，和自身对墨学认识的局限性，肯定墨学中的合理成分，却又不愿意将其中的不合理成分剔除，取其精华，又未去其糟粕，合理与不合理共存，必然会产生思想上的逻辑错误，他未从社会历史的本质探求墨学的起源，这使他在墨学上的认识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

天与鬼存在的目的

墨子的宗教思想中，天与鬼的存在是为了对人们善恶进行公允的奖惩，而不是借由鬼神直接控制人心，“命定论”的坏处便是把自身的不公全推卸给“天”，重视“天”却忽视人的存在，让社会中最重要的“人”变得可有可无。一切由缥缈的“天”，容易被有心人利用，灾祸、战乱肆虐时，不靠自身，却用“神明”的指示决定一切，最终导致人祸横行。这时候，“非命”的积极入世理念就显得格外进步。墨子作为一个思想家，他的宗教理念蕴含实用主义，顺应了当时平民的政治理念，对当时社会弊端的披露与揭示，让墨学的先秦文学中独树一帜。

在《子墨子学说》这部著作中，梁启超先生认为，春秋战国时代宗教与科学之间矛盾重重，怀疑主义盛行，各大思想学派各抒己见，百家争鸣，墨子在这个时候，想将宗教与哲学相结合，打破它们之间的隔阂，让哲学在宗教的基础上发展，于是便有了墨家思想中的“天志、明鬼、非命”。他说墨家思想中的宗教精神是墨学一大显著特点，入世的宗教精神更是成为它的特色。在中国古代著作中，“天”有四层含义，一为形体之天，二为主宰之天，三为命运之天，四为义理之天，墨子倡非命，尊主宰之天，反命运之天，暗含平等思想。

在梁启超先生眼中，墨子的宗教是一种鬼神教，这种想法，在他的《墨子学案》中，得到了深刻的阐述，提出“天志”“明鬼”“非命”三论组成了墨子的宗教，墨子的学说与当时之流行相对抗，这种思想交锋，在春秋战国时期，频频发生，那个年代，百家争鸣，民智渐开，各种思想流传开来，墨子在这个时候，极力宣传他的实际主义，并且他的思想主张是建立的宗教基础上在群众中开展起来的，这与孔子的儒家、老子的道家都不太相同，墨子注重借鬼神规范惩戒人的行为，宣传这种有人格的天，至于真正有无鬼神，墨子倒未曾深究，并没有把探究鬼神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来研究，只是粗略地用经验论提及了一下。

墨子的宗教思想，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梁启超先生也在近代研究诠释墨学时，从学术方面奠定了墨学的历史地位，思想是历史文化的产物，不同的时代孕育了不同的思想文化，“非命”之说在先秦的宗教发展中，具有独特的历史先进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