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墨子之根本观念：兼爱

谈墨子之根本观念：兼爱

清朝末期，在经历了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冲突、融合后，人们开始寻找用新的方法、新的角度，用以反思和总结传统文化，引发了“国学复兴”运动。梁启超作为近代最先运用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研治墨学的大家，他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既有关于《墨子》文本的校勘，也有对墨家思想的研究。

在近代墨学研究的历程中，梁启超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从方法上看，其墨学研究上承孙诒让，下启胡适，是近代墨学研究方法论转化的中间环节；从内容上看，他运用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对传统墨学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发掘。不仅如此，梁启超还以其在思想界的巨大影响，揭开了近代墨学复兴的序幕，成为近代墨学复兴的精神领袖。

不易实现的“兼爱”思想

与某些宗教所定义的“爱”相比较，归纳出以下几种：其一，自我灵魂的爱。例如佛教在最早时，即认为一切物质、躯体是罪恶的本原，因而主张一种超越身体，对灵魂的“爱”。因为主张所爱的对象太离奇,所以不久后就失传于世。其二，自我躯壳的爱。这种“爱”的范围有所扩大，古希腊的伊壁鸠鲁和中国古代的杨朱对这种“爱”的定义相差无几，他们的“爱”于社会无益，是以利己主义为宗旨为自身服务的。其三，是以自身为中心而形成的有差别的爱，这就是是儒家的“爱”，在中国影响最大。其四，平等的无差别的并普及众生之爱。墨子、耶稣都宣扬这一类的爱。这种“爱”虽然高尚,但实行起来却很困难。其五,圆满普及众生之爱，即佛教提倡的普度众生的主张。

梁启超指出，兼爱是墨学的核心观念，其他学说均从兼爱推演而来，而墨家的兼爱说一方面是针对割据争霸乱世之祸而提出的救世之方；另一方面也是针对儒家有差别的仁爱而提出来的，他的出发点是高尚的，但操作性不高，实现的可能性不大。

梁启超曾说：“墨子之学说，盖欲取现在社会之组织法，翻根柢而变更之。”梁启超认为墨学的中心思想是“义利一致”观念，即道德与自身利益的有机结合。他在精读墨学原典的基础上,精辟地概括和提炼出墨学的中心思想——“兼相爱，交相利”。他认为,墨学的思想特色是“兼爱”，墨子运用“兼爱”的观念传播自己的思想人所共知，但问题是，墨子“兼爱”的内容及相互逻辑关系是什么，人们却没有注意到。

梁启超指出，“兼爱”作为墨子思想的核心，主要包含以下内容：第一，爱情与社会秩序的关系，即墨子认为发生社会冲突和动乱的原因缘于人与人之间缺乏“爱情”的存在，因此“兼爱”成为了维持社会唯一方法；第二，“兼爱”与“别爱”的关系，即墨家平等之爱与儒家有差别的仁爱之间是否可以调和关系；第三，“兼爱”与“自爱”的关系，墨子认为，“兼爱”是一种无差别的爱，那么“兼爱”即包括“自爱，二者便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第四，“兼爱”理想与“兼爱”实践的关系，理论的提出与实现理论之间的关系。梁启超认为,“兼爱”墨家学说“一大缺点焉,彼似只见人生之一面而不见其他一面,故立义不免矛盾”。即墨家最大的缺点就是只讲到了一方面的内容，而其他内容看见了却没有分析比较，导致了其学说的立义难免存在自相矛盾之处。

他还从学理上进行分析：从“兼爱说与能爱者之关系”看，极端的兼爱主义可能会妨碍自己较好的发现前途；从“兼爱说与所爱者之关系”看，盲目的兼爱也会导致对他人的伤害；从“兼爱说与社会全体之关系”看，兼爱主义也会一定程度妨碍自己独立性的发展。梁启超对传统墨学的兼爱主义与实利主义利弊得失的综合分析和批判总结，是比较客观的，这也反映了梁启超的敏锐的学术眼光和深刻的洞察力。

兼爱与资产阶级思想的交融

梁启超用近现代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及其观点方法对墨学进行解读，虽然已经与墨家本来的学说有所差异，但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迪：墨家抽象地讲爱与利，与近现代资产阶级抽象地讲爱与利在方法论上基本吻合。既为他们所代表的那个工匠平民阶层的利益呼吁，又讲全社会同利，其思想是特定的阶级内容与普遍性的形式的结合，在保障自身利益的同时讲求社会平等，兼相爱，交相利，实际上是工匠平民阶层在社会生活中的道德要求。墨子把这种道德要求加以抽象与理论化就形成了兼爱学说，再把它加以人格化和神化就形成了天志之说。墨家的抽象的平等观、利益观及其方法能够满足近代资产阶级的需要，所以梁启超希望对墨家的兼爱学说进行改造，在其兼爱主义之上增加资产阶级的个性主义，以之来调整资产阶级纯粹个人主义的不足。

在梁启超眼里，墨家学说中包含有可以为后人利用的普遍价值观。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背周道而用夏政，以大禹吃苦耐劳热心救世的精神为榜样，创立了墨家学说，该学说主要体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农与工肆之人的阶级愿望和要求，其中包含有丰富的智慧和真知灼见，也包含着一些人类社会的普遍价值。如在兼爱学说中所提倡的自我牺牲精神和互助友爱精神，就是具有永恒道德意义的话题，个别之中有一般。作为先秦显学的墨学，虽然是一个特殊的个别的古代学说，但其中必然包含有超越其具体时空的普遍真理，就像需要其他各种各样的学说一样，现代的中国和世界也需要墨学。

梁启超运用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分析墨家“兼爱”学说，对“兼爱”说产生的原因作社会历史根源来分析，确实揭示了“兼爱”的内在矛盾——动机与效果的矛盾。他受佛教影响，认为佛教普度众生的“菩萨行”比墨子的“兼爱”更完满。但需要指出的是：墨家的“兼爱”说是墨家理想国的一个社会政治原则，而梁启超却从近代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来解析“兼爱”说的可行性，偏离了历史主义的原则，未免有所牵强。

墨子作为先秦与孔子齐名的学者，其学说准确地表达了墨子兼爱思想的平等性和普遍性的内容，作为近代墨学复兴的中坚人物,梁启超不遗余力地鼓吹墨学，弘扬墨学，探寻和比较传统墨学与近代西方社会政治思想学说的异同，是具有极其深远的思想意义与文化意义的。

总而言之，梁启超运用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站在时代的高度，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对中国传统墨学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新的解读。其中，梁启超扬弃了传统墨学片面强调体力劳动，而忽略了其他要素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抹杀个性主体、反对一切艺术享受、缺乏审美意识等不足；批判吸收了传统墨学的原始民主观、宗教伦理观、科学精神和逻辑思维以及勇于牺牲的人格魅力。梁启超这一努力和尝试，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并为近代中国建构新文化提供了新的参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