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文献与德行

谈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文献与德行

梁启超认为研究国学有两条应该走的大路，一条是关于文献的学问，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另一条是关于德性的学问，要用内省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

用客观科学方法研究的文献

文献的学问是近人所讲的“整理国故”这部分，其中最有趣最渊博的当是历史。中华上下五千年璀璨的历史，给全人类留下了多姿多彩的宝贵财富，是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而这些宝贵财富大多都掩藏在故纸堆里等待挖掘。尤其是历朝历代的史书，对于我们研究过去，回顾历史，把握现在展望未来都有巨大的现实价值。

梁启超认为，站在历史家角度，章实斋的“六经皆史”是说得通的。以此类推，可以说诸子皆史，诗文集皆史，小说皆史。因为其一字一句都包含着宝贵的资料，与史书价值相差无几。他认为，国家的史料可以算是世界第一个丰富矿穴。并且说只要依据西方的科学方法，不厌其烦地整理研究，自然会将学术界的无尽宝藏好好开发，不仅不负古人期待，还可为世界人类的发展做出贡献。

上述方法在梁启超所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所讲的《历史统计学》里都有所论及。他认为虽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却是前路可行。他深知国学的丰富性，必须要分段开采，一定要开采至深处才能得到宝贝，仅凭个人之力是不可能成就这份事业的。只有发起合作运动来开发国学，要联合众人，在同一目标以及共同计划之下，根据个人喜好以及平时的学问功底，每人分担两三门研究，努力十几二十年就能够让这个宝库的开发有所进展。

以躬行内省方法来研究德性

与文献学应以客观科学方法研究不同，梁启超认为德性学应该用内省躬行方法来研究，这也是国学最重要的部分。他还强调虽然整理国故迫在眉睫，但除此之外，对于人生哲学的研究探索也势在必行。

在梁启超眼里，西方形而上学的独到之处以及客观科学，并不是我们所能及的，但西方用这种方法探索人生哲学就是匪夷所思的，他认为人生观应该从人生本体来自证，用形而上学的方法讲人生是背道而驰的，西方的方法，只能研究人生之外的各种问题，欧洲人之所以今日困惑烦闷，就是因为不能领悟自证的真谛。

如何解决这种问题呢？关键就在于躬行内省，遵循祖宗之法。梁启超说先儒眼中的知行是贯通的，即后人所谓知行合一。从孔子言论可看出，孔子一生处处知行一贯，认为“学”即是“为”，“为”即是“学”。因此梁启超认为知识的收获，在于人的努力自为，而不像西方人从知识方法中学习知识。

另外，儒家认为宇宙与人生不可分割，宇宙是人生的活动，宇宙进化基于人类努力创造。梁启超借用《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来说明人生在无尽宇宙中，犹如浮游、朝露，应该关注自身，明确自身的特殊与定性，从自身的角度去关注宇宙，认识宇宙。孔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的说法，告诫我们，虽知道道远不能轻易到达，还是要努力持之以恒。对此，梁启超极为推崇。

儒家虽然强调躬行内省，但也不是承认人可以单独存在。在他们看来，“仁”的社会才是理想的大同社会，仁的基础就是人与人的相遇，人格专靠自己是不能完成的。要躬行内省，让自己人格向上，唯一方法就是社会人格向上；相反亦如此。因此孔子教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是自己要立身，完善人格，达到完人的境界，就必须先成就他人。

因此说儒家学问，是研究“人之所以道”为本，把仁弄明白了，人的道理就通了。实质上仁与人的概念是相包含的、互通的，人与人之间彼此共生，即我的好恶就是人的好恶，我的精神也包含人的精神。不说现世的人，即便是远在两千年前的孔孟，他们的精神，也滞留在国民的脑子里。达到了这种境界，才能够躬行有道，人格完善，这也就是德性学的核心，是国学的主要目的之一。

在梁启超眼里，德性学不是用科学的方法可以研究得来的，而应用内省的办法，实行体验。体验后再身体力行，这样就会自发地去感悟德性。这种内省的方法在中国表现为多种形式，儒释道三家各有所长，宗教学也是今人研究国学，陶冶德性的主要手段。

梁启超认为禅宗的方法很适合，他说世间的佛教能够表现中国人的特质，出世法与入世法并行不悖，佛教讲的宇宙道理还在儒家之上，譬如宇宙流动不居、永无圆满的道理，是与儒家是相同的，“一众生不成佛，我誓不成佛。”与孔子立人、达人的主张完全相同。总而言之，人生的终极目标，应该是求得社会人格的圆满，不是少数人的出类拔萃，而是世人的平等自由。

国学是人的学问，它的核心在于人自身的完善与社会的和谐，研究国学不仅要回首过去，以史为鉴，还要关注自身，躬行内省，知行合一，学问不是简单的整理与记录，而是学以致用，用有所得，从而指引我们前行，梁启超呼吁我们，外界的束缚、他人的压迫最终都会被解决，但人心的沉沦是无人能助的，要更好地继承传统宝藏，获取力量，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