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老子之衍生学派：庄子与屈原

谈老子之衍生学派：庄子与屈原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庄子是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其中庄子传承自老子的道的思想至今在中国文学史上熠熠生辉。梁启超在谈论陶渊明时，就以真字来高度赞颂陶渊明的质朴精神，而真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与道家学说紧密相联系的一个字。庄子曾说：“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庄子的真与自然是十分紧密的。他要求我们顺应自然规律，按照自然的规律做事，不违背自然的本性去活动、去生活。同时，他也反对任何外力的干预，让个体生命获得充分自由的发展。

谈庄子

梁启超对庄子的研究主要是围绕“极世”二字展开。何以极世？这要求以其当时的家国背景为出发点。大多数人认为，道家寻求精神上的超脱，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现实世界的抛弃，其实不然，梁启超通过以佛家真我说为打开庄子这座语境迷宫的钥匙，深刻解读了庄子乃至于道家的超脱观，这或者是对庄子以儒家为大道某些方面内容的体现者的见谅，但也体现了梁启超对于庄子外冷内热的人生哲理的诠释，坚定地表现出庄子强烈的救世精神。

这一系列的理论解读，使梁启超触摸到了庄子哲学中一个不明显侧面，澄清了众人长期以来对于庄子救世精神的误解，他的澄清，不仅使庄子的救世精神重见天日，而且对于其在现实时代中的应用也有着很大的作用。当然，作为一个学者，梁启超试图剔除与学术无关的因素，理性地理解庄子及其救世思想，然而作为一个为了新时期而奋斗的战士，他也期望经他阐释出来的庄子能从无为之乡走出来，从而为了现实服务，为了国家富强努力服务，站到挽救社稷民生的人群中去。

梁启超解读庄子究其根本，是为了借以发挥自己的思想观点，探求本已并非其兴趣所在。他晚年的庄子研究大体上走的是章太炎《齐物论释》的路线，是以佛解庄的老路子。通过破我执念，解释真我实相，阐释了他弃舍真我而不离现境的内圣外王之道。

梁启超想出这一条理论道路，一是为了解决“一战”后西方乃至人类的精神危机问题，他不通过理智方能来纠正胡适解读庄子所表现出的知识主义倾向；二是为了向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主义思潮泼冷水，来为了防止中国重蹈覆辙，从而达到自救的目的。然而如今看来，梁启超思想不免有着时代缺陷，他遭受现实的束缚而终未能看透思想之谜团。并且，他还表达了提倡世界主义何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主张。

老子和庄子讲求天道，主张天道的统一，从本质上说，老庄的天道是绝对的，这个天道否认在天道外还有一个人道的存在，不承认人道的存在。老子和庄子共同之处就在于他们具有和儒家相同的倾向于人道实践的特点。

庄子思想的精髓既不是相对主义的认识论，也不是养生哲学的社会观，而是抽象思辨的本体论。庄子的本体论其一为原始的物理学说，其二为思辨的形而上学。而梁启超则主张唯心主义，认为人的精神是第一性的。这就与庄子的天道思想相一致，不承认人道的存在。

庄子通过批判诸子百家之学重新提出了古代内圣外王的思想，并通过转换圣、王之义，将其发展为具有庄子思想特色的内圣外王思想。正如梁启超所言：内圣外王之道一语，包含中国学求之全部，其旨在内足以与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

谈屈原

梁启超认为，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必推屈原。屈原以前的文学作品好的固然多，但是大多数均不知其作者，且并非专家。正如诗三百所传诗歌，大多作者不详，而且文章也比较短小。梁启超认为，屈原的作品是极其表现其个性的。对于屈原的研究，我们如今只能从其留下的作品中感受其博大的精神、坚韧的个性，坚贞高洁的节操。

梁启超对于楚国文化的产生以及屈原的地位的确立都有一定的研究，首先是对于中原文化的继承或者说是中原文化的入侵，在经过周文化的洗礼后，楚国以其特有的人文土壤，培育出了楚国的辉煌文化。而屈原，就好像是社会中才成年的新青年，欣喜而欢畅的创作出《离骚》等永世留芳的文章。楚国信巫鬼，重淫祀，后来经过周的洗礼，生出了新的东西，这种新的东西理所应当的是楚国的文化。

梁启超认为屈原之思想有三个大的特点。第一，是悲惨的命运。屈原被楚国重用后因为奸臣而导致被放逐。这样坎坷的人生经历为其提供了人生阅历，对于其思想之成熟有了契机。第二，是屈原对于周文化的吸纳包容。作为楚国的贵族，屈原对于当时传入的周文化，必然是充分领会的，他走过的地方很多，对于风俗人情了解颇多。从其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知道他去过湘江、洞庭湖、辰阳等地，再加上其出使过齐国，见识都不是普通人能比的。第三，是屈原的个性鲜明、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品质，并且他敢于与社会反抗。屈原即使被放逐后，不论他生活如何艰辛，独特的自然界与反抗的精神界都为其提供了创作的激情。

梁启超认为屈原文学思想出发点是建立在历史神话中的。他的作品充满了个性与激情，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感受到他内心的愤懑。研究屈原，更应该以他的自杀作为出发点，梁启超认为。对于屈原为什么自杀这个问题，我们普遍认为是与他政途上的失意有关。毕竟，屈原自杀实在被放逐后才发生的，然而我们追本溯源，不难发现，使屈原自杀的是由于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一方面是由于自己对于理想国度的向往，另一方面又是其对于现实落差的感伤。可以说，是理想和现实谋杀了他。梁启超把其比作是一位有精神洁癖而为情而死的人。正如《山鬼》中所表现出来的，山鬼日日夜夜只有赤虎与文狸相伴。看似有伙伴，然而其中岂是一个凄凉能概括出来的？

屈原在哲学上有高深博远的见解，但他并不是一个耽于幻想而把人生丢弃的人。正如《远游》中所说：“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屈原这种独特的见解，正体现了道家很精微的所在。他所领略的，不让前辈的老聃和并时的庄周。老庄追求精神之超脱自由，而屈原，却是因现实的不满用文学来表达自己的悲哀。虽然三者在文章中都表达了对未知的向往、对神灵的超脱，然而其本质还是有所不同的。

在梁启超眼里，屈原是一个不肯向社会低头的人，在作品中他假托姐姐和渔父劝他的话，甚至他自己有时也劝他自己让其顺应社会，然而他却认定真理正义，和流俗之人绝不同流合污；正是凭借着独立不迁主义，来定义自己的立场。不肯迁就，是屈原性格中的一个独特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