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合群：能群与不能群

谈合群：能群与不能群

20世纪初，随着中国国门的敞开，西方社会学思想开始渐渐渗入中国文化之中，其理论及研究方法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早在梁启超之前，康有为、严复等人就提出了“群”的概念，但这时的“群”仅仅只是指学术方面，并无很深的意义，梁启超在其基础上将“群学”发展为了“合群”，并将其与“物竞天择”的观念相联系，为自己的政治变革思想做铺垫。

作为维新运动的发起人之一，梁启超在吸纳西方社会学思想的同时，也不断地在尝试用这些理论来构建一个“新史学”的概念模式。他从个体层面、群体层面、关系层面构建了近代国家转型理论框架，这一思想理论尽管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但对整个中国近代现代社会的思想发展、历史走向和当今公共伦理的培育都产生了既深刻又复杂的影响。

梁启超将生物划分为有觉者、无觉者，有情者、无情者，有魂者、无魂者等，而如今“余则皆萎然落、澌然灭”都是自然淘汰的结果，即“劣者不得不败，而让优者以独胜云尔”。所以梁启超便在其《新民说》中提出“非惟国民全体之大群不能，即一部分小群亦不能也”。且所以为群者，必在强制而不在公意，主张仍用专制来加以聚集和束缚人民。

不能合群之病

就“不能群”，梁启超首先提出的原因是公共观念的缺乏。他认为公共观念十分重要，没有群体的支持，自身都难以发展，更不用说兴旺国家了。传统国民缺乏合群意识便是出现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未能有人号召全民、力挽狂澜、救国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原因。

梁启超在《保国会序》中说“移其营私之心，以营一大公，移其保家之心，以保一大国”。人都有自己的欲望，这就是私观念，与之相对的就是公观念，两者相辅但是又相互矛盾。公观念的存在即合群才是民族凝聚力所在，一个国家即使民智大开，倘若公观念匮乏、不能够合群，每个人都只各顾私利，那救国强国照样只是空谈。所以《新民说》中有“故真有公观念者，常不惜牺牲其私益之一部分，以拥护公益”“或乃牺牲其现在私益之全部分”。

真正有公共理念的人是不会在乎自己的小私益的，他们常常不惜牺牲自己的私益来维护公益。重视群体的力量，也就是梁启超所提倡的“合群”思想，维新变法之前，梁启超曾经四处奔走游说，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地方士绅，积极拉拢各种力量，宣扬“公”的观念，不停地宣传壮大维新派的队伍，这就是他对于“群”观念的亲身履行。

梁启超认为，“对外界说”不分明也是不能合群的重要原因，如果想结集一个群体，必须要先划分明确内外的界限，然后相互提携，有共同的追求和信奉，结成一个宪政党来一致对外，共同对抗国家的公敌。梁启超批评用对外的手段来压迫人民，他指责其为“鹬蚌相持，而使渔人窃笑其后”，只有联合人民“合群以救之，激耻以激之，厉愤气以张之”，才可以救国、兴国、强国。

另外，梁启超认为不合群还因为无规则。群体的确立与存在必须依赖法律的维持，不管法律是基于命令还是始于契约，对于合群都是有效的。梁启超侧重的“群”既是统一的民族国家，也是民众自治的社会形式，此外，他也将“合群”的概念范畴扩展开来，由民族国家制度观念上升到万物存亡的本质规律，也就是人类社会政治的整合原则，只有建立了规则，才能保证国家民族独立，不至于被其他的种群奴役。

除此之外，梁启超认为不合群还因为忌妒。古人云：“善莫大于恕，德莫凶于妒。”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如今的人们听到别人的灾祸不幸之事，便常常欣然窃喜，全无同情恻隐之心。如果对于自己的血亲同胞受到辱害都能置之不理、袖手旁观，那国家和民族的危机又怎能引起他们的注意与重视呢。“心相构，力相摩，点相切，线相交，是之谓万其途，一其归，是之谓国。”梁启超希望建成“有受侮之事，则合全会之力以御之”的社会团体，极力唤起人们的爱国意识和民族主义情感，使人们能够相互爱护、共同奋起对抗外敌侵略。

梁启超提出不能合群之病，具体的表现还包括傲慢、执拗、放荡、迂愚、嗜利、寡情等各种弊病，正是这些劣迹导致了“群”不能实现。在梁启超的《论学会》中，他这样说道：“道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独。独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意思是说没有比“群”更好的，没有比“独”更差的。独会导致闭塞，因闭塞而愚昧，因愚昧而弱小，反过来群则能通化，所以就明达智慧，因此才能强盛。

由此可以看出，这种具有高度凝聚力的“群”对国家崛起十分重要，梁启超致力于将社会的涣散力量凝聚集中起来，以“群”的观念推动近代中国国家问题的探讨与解决，对实现国家理念的近代转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群学之用

西方社会学作为一门全新的学科，是在求知问学、经世救国的时代要求下引入中国的，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治史理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梁启超早期的社会学思想萌芽，主要来自于师友的传授与学习，后期因逃亡日本，对社会学的认识发生极大变化，其“群学”思想也经历了由“合群立会”到“西方社会学”的转变。怀着解决社会问题、探寻民族发展的目的，梁启超将历史学与社会学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于1903年提出建立“新史学”。

后来在《新民说》中，梁启超以“群”的观念论述新群体的出现与发展，以及对近代中国社会发育的推动作用，并分析了传统“国群”观念向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转变。从历史看来，新群体不仅对于近代新型国民塑造有着非凡的价值意义，更推动了近代公共领域的形成。

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救亡图存已经迫不及待，然而戊戌变法和庚子之役在中国均以失败告终。梁启超意识到，不管是和平变革还是武力革命，在改造中国上都有着巨大的困难，于是他将目光投向普通民众，注重启发国民，培养合群意识，“合众人之力量以为力量则必强”，不断地增强群体凝聚力。

在梁启超的努力下，学会、商会等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他不仅唤醒了人们的爱国意识和民族主义情感，更有力的冲击了传统社会“家族”的社会实体结构，促进了社会实体的多元化和近代社会结构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