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自尊：尊国民故，尊人道故

谈自尊：尊国民故，尊人道故

日本的大教育家福泽谕吉曾以“独立自尊”为训诫，并以此作为德育教育的最大纲领。梁启超也将自尊看作一种道德，他在《论自尊》一文中讲道：“自也者，国民之一分子也。自尊所以尊国民故。自也者，人道之一阿屯也。自尊所以尊人道故。”梁启超认为，一个人想要自强必先自尊，而中国要想自强，更要有自尊。

苏格拉底认为自尊是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屠格涅夫认为自尊是一切宏伟事业的源泉。梁启超在《新民说·论自尊》中强调自尊“是德育的最大纲领”，“是人最不可少的道德”，“自尊是使人进其品格之法门”。

梁启超认为，自尊作为人格特质的一部分，是人们与生活要求相适应的一种感受，表现出了人们对自己喜爱的程度。自尊是对自己整体的评价，通过自我评价和自我定义，表现出的对自身的接受和认可。

梁启超提出“自尊”的原因

在梁启超看来，自尊就是人对自己的尊重，这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自尊表现出一种良好的心理状态，对自我进行客观的评价。自尊不是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也不是自我表现和以自我为中心，更不是自我陶醉、爱慕虚荣和爱面子，而是对自己的尊重和爱护。梁启超认为，自尊中还涵盖了他人、集体和社会对自己尊重的要求和期望，既不向别人卑躬屈膝，也不允许别人歧视、侮辱。这种自我尊重和自我爱护，是自尊的应有之义和必然体现。

梁启超因为国人缺乏生命自矜，所以特别提倡自尊，也就是让人要学会尊重生命，尊重自己。儒家讲“毋不敬”，梁启超认为，国人表面上恭敬有理，其实对人对己都是大不敬，对事业和陌生人都显着轻慢，不讲公德和礼貌，为人又势利，经常冒犯别人。儒家倡导的仁、礼、敬，在本质上是尊重生命，但国人通常都理解成伦理道德，对父母亲人朋友能做到仁、礼、敬，但是对待自己和陌生人时，往往缺乏对生命本身的尊重。

梁启超说，自尊是人格的体现，反义词是自贼、自暴、自弃、自污、自戕、自鬻，也就是对自我的摧残。自尊是成为人的资格，而中国人的资格在哪里？国人没有自尊，国家又怎会有自尊？在《论自尊》中，梁启超支持那些遏制外国入侵的人们，说他们保有国格自尊，虽然“不徒伤外交而更阻文明输入之途”，但中国数十年来有喘息和改造的机会，都仰赖这些人排外自尊的维持，如果没有他们的话，如今连可改造的对象都没有，因为国家早已灭亡了。

古人说：“士生今日，欲为蒲柳，斯蒲柳矣；欲为松柏，斯松柏矣。”在梁启超看来，“欲为松柏者果能为松柏与否，吾不敢言；若夫欲为蒲柳者而能进于松柏，吾未之闻也。”他认为一个没有自尊的人，无法达到基本生活要求以外的高度，只会蝇营狗苟地生活，从不尊重自我的生命，也不看重他人的生命。梁启超还举了孟子的话说，“有是四端（指仁、义、礼、智），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以有为也”。他认为，做不到仁义礼智的人，是自贼之人，而自暴自弃者不可与之交谈，这种人也不可能有所作为，可见丧失自尊的人，就是自贼自暴自弃者，是难以扶立成才的。

自尊者必自治

梁启超说：“夫自贼、自暴、自弃之反面，则自尊是也。是以君子贵自尊。”所谓自尊，与自贼、自暴、自弃者恰好相反，自尊与不自尊也是分辨公民与奴隶的标志之一。一个国家的公民，在天下危急面前，知道履行公民的责任和义务，但“口中有万言之沸腾，肩上无半铢之负荷”，有一些人认为国家天下之大，贤者能人辈出，我才能不如他人，而他人“德慧术知，无一不优于我，其聪明才干，无一不强于我，我之一人，岂足轻重云耳”。这样的人，只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如果一个民族国家，人人都这么想，人人都这么做，最后没有一人因自尊而报国，国家在危急之中无人相助，也就离亡国不远了。

可见，自尊不是狭义上的自我维护，里面还包含了对国家群体的责任，对所有生命的尊重。“为国民者而不自尊其一人之资格，则断未有能自尊其一国之资格焉者也。一国不自尊，而国未有能立焉者也”，作为一个公民，放弃了自己成为人的资格，在国难当头的时候甘愿做奴隶，那么国家也很快丧失自尊，沦为其他强国的殖民地，彻底失去了国家的尊严。

梁启超详细解释“尊国民故，尊人道故”在西方的体现，西方人不说自尊心强或不强，只论自尊心的高低，中国却恰好相反。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人所谈论的自尊心很强，在西方文化中恰是低自尊的表现，而我们说的自尊心不强也可能是西方高自尊的表现。比如西方人做事失败了，他们通常会反思自己的原因，检验自己的判断力，不在意别人的看法，这种行为是高自尊的体现。在中国，一个人做事失败，往往会在意别人的评价，然后寻找各种外部的客观原因，以证明失败与自己无关，这种行为叫作自尊心强，但实质上是低自尊的表现。

中国文化所谓自尊心强，通常体现在自负和自卑等方面，具体而言，自信和自爱是西方高自尊的体现，而自卑、自负，则是低自尊的体现。梁启超指出，很多人浅显地以为英、美等西方大国强了才自尊，某些国家弱了才奴性、自贬，其实正好相反——是因为自尊才强大，奴性才弱小。正因为中国把自尊的因果搞反了，以至于“君相官吏、匹夫蚁民，皆以中国为不可恃，而唯望某大国垂怜，以苟延残喘、延续保命而已”。清朝曾经一味地狂妄，故步自封，以大国地位自诩，这种极度的自负必然导致后来的怯懦，梁启超认为这种后果是肯定的，因为国民心气虚浮，国家把自负当自尊，最终造成极度的自卑。

梁启超《论自尊》有言：“凡自尊者必自治，凡自尊者必自立，凡自尊者必自牧，凡自尊者必自任。”这才是自尊的关键。这样的自尊，是儒家的“当仁不让”之道。就像孟子说的，“方今能平治天下者，舍我其谁？”所以说唯狂者可以为圣。梁启超认为，关键时刻的谦虚、客气就是击鼓传花的推诿，害处最大。国难当头谦虚是丑德，自信才是美德。与其指望别人帮忙，还不如指望自己，正所谓天降斯命于斯人，古人已经讲得很清楚。

梁启超认为，“我中国人格所以日趋于卑贱”都是因为自尊之念不发达，没有自治的人，就没有自治合作的团体，自尊当然不是跋扈，不是与人对立，而是为了合群。自尊者必自治，所谓的三十而立，这个立就是绝对自我，要有主见、主心骨。人如果没有内在自我，一切外在都是空泛无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