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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进步:进化者,天地之公例也

谈进步:进化者,天地之公例也

就进化主义而言,严复和康有为都曾启发过梁启超,他们都使梁启超具有了“运用自己理智的勇气”,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梁启超实际上比康有为和严复更有勇气,他不仅拓宽了进化主义的某些方面,主张“强权”和“武力”,与“强权主义”同道,远离“人道”与“伦理”价值,同时还积极宣扬竞争合群思想,使他成为比严复和康有为更典型的民族主义者,可以说梁启超是达尔文主义最好的宣讲人。当然,他也与康、严有共同点,这就表现在进化主义的思想上。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进化主义是梁启超其他观点的起源,这也为梁启超的社会政治实践提供了根据。

进化者,天地之公例也

1898年之前,梁启超对进化观念知之甚少,后来他受老师康有为与严复的思想启发,产生了“合群”“变法”和“三世”的观念。他曾经说:“自地球初有生物以迄今日,物不一种,种不一变,苟究极其递嬗递代之理,必后出之群渐盛,则此前之群渐衰,泰西之言天学者名之曰:物竞。”大意就是说自从地球上有了生物之后到现在,每一种生物都在变化,而且后来出现的物种必定优于前面的物种,这就是物竞天择。不难看出,梁启超深受严复《天演论》的影响。

戊戌政变之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在日本他接触了进化主义,确立了自身的思想体系,他深信进化主义能够引起世界性思潮,并将对世界发挥关键性的作用。他曾经盛赞达尔文主义说:“近四十年来,无论政治学界、学术界、宗教界、思想界、人事界,皆生一绝大之变迁,视前此数千年若别有天地者然。”又说:“达尔文者,实举19世纪以后之思想,彻底而一新之者也。是故凡人类智识所能见之现象,无一不可以进化之大理贯通之。”他称赞达尔文主义,说它是19世纪后的思想中,彻彻底底的革新思想,但凡是人们所见到的知道的现象,没有一个不能用进化论解释。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说·论进步》中说:“夫进化者,天地之公例也。譬之流水,性必就下;譬之抛物,势必向心。”进化论是天地至理,就像是流水向下流,抛物向着地心。他深知通过进化论的优胜劣汰法能够唤醒国民,使国家和民族实现复兴,于是便振臂高呼:“以天演学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公例,疾呼而棒喝之,以冀同胞之一悟,一言以蔽之,曰开民智,振民气而已。”要依照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高声呐喊,以希冀同胞开悟,这就是开民智,振奋民气。

严复晚年时对进化论乃至整个西方思想都有所疑问,后期的梁启超也是这样,但他并没有完全动摇对进化论的信念,这种现象并不孤立,当西方笼罩着悲剧气氛时,中国的知识界仍然对西方文化充满乐观情绪,对梁启超来说。科学虽然不再是以前所想的无所不能,但是他仍然相信科学的力量,相信科学精神的所在,他积极地对进化论进行了整合,在梁启超思想体系中,进化论仍然是举足轻重的。

“竞争”及其“进化”

梁启超认为,有竞争就有优胜劣败与适者生存,这是获得生存权的最佳方法。在他看来,中国不仅要勇敢地直面竞争,参与竞争,更要去创造竞争。他把竞争分为两种——内竞与外竞。外竞是国家同外部世界的竞争,中国正与帝国主义相竞争,而竞争是为了合群,合群恰恰就是为了竞争,这就为合群竞争找到了更充足的理由。严复看重斯宾塞的以“个人自由主义”为主的“个人竞争”,通过内部所有人的自由竞争来产生巨大的力量,梁启超则更看重不同群体与国家的外部竞争,外部竞争才能够让大家一同获得力量以取得生存的权利。严复认为,竞争的主要在于自由的个人,梁启超则认为是“自由的团体或群体”。

梁启超认为缺乏竞争便缺乏进化,缺乏进化便造就贫弱,中国贫弱的根源所在便是大一统与专制,要使中国富强,就必须要参与到合群竞争中去。总之,梁启超对新民与合群的一连串思考都基于生存竞争与优胜劣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法则。小野川秀美在《晚清政治思想研究》中提到:“新民”的基础是“天演物竞之理,民族之不适应于时势者,则不能自存。”梁启超主办的两份刊物《清议报》与《新民丛报》都是以社会达尔文主义原则为主的救亡图存与中华民族的复兴寻求出路,他相信自己的合群集体主义竞争观是这一契机的最重要的因素,这与达尔文主义在美国个人主义竞争观形成鲜明对比。

合群竞争与个人竞争

“合群”服务于生存竞争与进化,梁启超思想中的竞争主体是群与国家,同样地,进化的单位也是群和国家,这又一次证明了梁启超对集体主义和群体主义的热爱,也证明了梁启超的集体主义和进化主义的关系何其紧密,梁启超说:“盖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化也,非一人之进化也。如以一人也,则今人必无以远过于古人。”人类历史上的进化,都是群体性的进化,而不是单独个人的进化,如果强调个人的进化,那么现在的人就远不如古人,这是历史的倒退,也是梁启超关于合群与个人竞争的出发点。

梁启超不管以牺牲个人成全集体的进化甚至是牺牲现在为了未来的“合群进化主义”这种带有蒙昧性的宗教类进化思想是否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他关心的只有合群进化,在他眼里,当合群与生存竞争相关时,能不能合群即是能不能进行生存竞争。同样,当合群与进化相关时,能不能合群即等同于能不能进化。总的关系就是合群服务于“进化”,为了“进化”,就必须“合群”。

梁启超的进化观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他把从前的“进化”看作是集体的人群的进化,个人没有进化可说,泯灭个人而只承认群体进化的观点反映了梁启超的合群集体主义意识,如果按照这样的历史观念来陈述历史,历史便自然而然地变成了群体史,如同普西所说,变成了真正的人民史。梁启超认为可以“合群竞争”民族才有历史,不合群竞争就等同于没有历史。如果这样说,那么进化的人群是则是一段布满生存竞争的历史。

不论怎样,就算我们相信历史具有进步性,这种进步性也肯定不是梁启超所说的,单纯是群体的进步,如果我们相信历史具有多样性,我们就不会相信梁启超单纯无味的群体进化史或竞争史,虽然梁启超晚年没有改变他的这一思想,但他也并不那么热衷与乐观了,反而还对从前是思想做了修整,人类的平等和一体化、人类的“文化共业”,被认定是进化的,其余的都规划到“循环”的范围中去。梁启超逐渐在高潮时期充满信心的乌托邦“进化”历史观中衰萎,这就又证明了他冥思苦想与不安的思想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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