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自治：不自治，则治于人

谈自治：不自治，则治于人

一个民主开化、文明法治的现代民主国度，需要多层次完善成熟的自治群体组合而成。要实现一个拥有宪法的、民主国家的建立，必须首要实现各个层次和多领域的民主自治。实际上，梁启超《新民说》中所谈的《论自治》篇，就是表达了他心目中所理想的这种民主国家的明日愿景。

中国自古即是一个长期由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社会，“男耕女织”和“自给自足”的保守思想在大多部分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由于安逸的地理位置以及广袤肥沃的土壤分布，让众多的人以“乐业”“安居”如此的生活目标作为人生追求。在这简单朴实也合乎情理的生活状态中，恰也大大地暴露出了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保守性。

早在前秦时期，中国便实现了等级森严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并且这一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在此后的千年中又由历朝历代的君主不断进行完善和强化，以至最终在明清时期达到君主专制的顶峰。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于中国社会长期受到封建专制主义的压迫，造成了在这样环境下屏息生存的人们噤若寒蝉，毫无自治民主的传统可言。同时，自西周以来完备的宗法制度，又使得民众时刻受到家族宗派的桎梏，极大的遏制了人们公民意识的生长。不仅如此，京畿地区的富庶往往与偏隅外围的贫穷形成鲜明对比，杜甫诗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该诗反映了这种畸形的生活状况。统治阶级的消极作为，加之小农经济原本的脆弱性，使人民的生活困顿不堪。经济落后，温饱不济，小民在求食果腹的链条中苦苦挣扎，怎还有暇他顾所谓政治自治、民主权利的问题？

维新派的康有为曾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公民自治篇》，倡导在中国实现公民自治制度和地方自治，并指出自强的基础、民主宪政的基础皆源于自治。梁启超针对现实的社会问题，在论述自治的问题上，从“一身之自治”到“一群之自治”，环环相扣，提出了“合群”的个人观念，掷地有声的阐述论证着自己的治国理念。

治谓不乱

梁启超在《论自治》的开篇即谈到治与不治的问题。梁启超说，“治者何？不乱之谓。乱者何？不治之谓。”就是说，不治，即不安定，即乱；治，即是安定，即不乱。

一个国家，宗庙凌乱，重臣命臣毫不作为，党争派争只为巩固自身势力，钩心斗角，官官倾轧，朝廷每颁布政令，而地方官见风使舵，阳奉阴违，无能之辈把持朝政，有能贤才报国无门，不能说全赖用人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政治体制问题。政体狼藉，一姓之天下不是百姓之天下，鞑虏入关，却四万万人剃发扎辫。因为是家天下，所以可闲置大量的资源，也可顷刻耗费大量的资源，于是影响社会不安定的因素自然滋长不息，所以梁启超曰：“不治斯谓乱家”；老无所终，幼无所养，政治体制的漏洞，蒙难遭殃的是百姓，所以“不治斯谓乱国”；在这种环境生活下的人，言谈举止可能看不到失德败行，但由于没有一定的社会标准和规范，人活着就像行尸走肉，毫无精神可言，所以“不治斯谓乱人”。

梁启超所追求的治，首先是希望开启民智，即提高民众的综合素质。他说：“不自治则治于人，势不可逃也。”人之所以可以驯服山禽野兽服务于农业生产，大人之所以能训导孩童苗直根正，文明人之所以能战胜野蛮人，都是由于他们没有自治的能力使然的。如果人不能拥有自治的能力，那么人就像禽兽一样，不能称之为人。野蛮人受到文明人的颐指气使，正是“不自治，则治于人”。

《尚书》曰：“节性，惟曰其迈。”荀子有曰：“人之性恶也，其善者伪也。”梁启超指出，《尚书》中的“节”，就是制裁，节制；荀子所说的“伪”，则是为人的本性。因为人的本性是恶的，并且每个人后天所接受的教育程度也参差不齐，如果任由其驳杂无纪下去，难免会生出动乱，威胁到社会的治安稳定，此时便需要有相关的法律来制裁和约束。然而民主制度下的法律必须是人道的法律，即在行使自己自由的同时不能侵犯他人的自由。如此一来，人民不需要刻意的劝勉，亦也不再遭受特权阶级的逼迫，却也能置身于社会的规矩绳墨当中，于是社会便可安定不乱，天下得治。

一身一群之自治

梁启超在《论自治》一文中谈道：“吾人今日所当务者可知矣，一曰求一身之自治，一曰求一群之自治。”这里如何理解梁启超的“一身之自治”呢？《礼记·中庸》语曰：“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君子慎独的道理就是说，不要觉得其他人看不到自己，便放松了对自己的督促，越是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就越是要谨慎地督促自己不许懈怠。一身之自治，就是告诫人们欲使国家实现民主自治，必须先要从我做起，从自身的自治开始。

梁启超说到，自古以来，凡是能成就大事的人，必然是其自我控制能力很强的人。曾国藩在他小的时候与同龄的年轻人一样，有着抽烟的恶习，那时的他，往往一手持卷饱读经书，一手拿烟枪吞云吐雾，后来实在是抽烟抽得太厉害，曾国藩受到了师长的训斥。受到训斥之后的曾国藩自尊心遭到极大的打击，他也意识到了抽烟不论对身体还是心理都有百害而无一利，于是决心戒掉抽烟的毛病。可是戒烟哪有那么容易，年轻的曾国藩在决心戒烟之后，还是敌不过渴求的欲望，以至于戒了复抽，抽了复戒，收了自己的烟袋，却拒绝不了朋友的引诱，别人一劝烟，冠之以“盛情难却”的堂皇借口，继续抽得昏天暗地。就这样过了很久，一天清晨，曾国藩正襟危坐在窗前，回想起多年来自己戒烟的荒唐经历，不禁动容。他幡然醒悟，一介堂堂翰林，如果这一辈子连戒烟这种小事解决不好，还怎能收拾河山，经邦纬国呢？曾国藩抽了十几年的烟，也反反复复戒了十几年的烟，这一次，终于彻底戒掉了烟瘾，直到他去世也没有再抽过。

顾名思义，一身自治是单独个人进行自治，而一群自治则是一个群体的众人进行自治。如果一身能得到自治，那么一群自然也就容易自治了。

梁启超谈到，国家有宪法，那么国民便可依照宪法来进行民主自治；州郡乡市设立有议会，那么地方便也能实现规范的自治。一个为人民津津乐道的政体，一定是一个可以实现良好的民主自治的政体。在这样的政体下，人民可以享有一切在文明社会中应有的权利，可以高呼民权、高呼自由、阔谈平等、阔谈立宪、畅言议会、畅言分治。于是梁启超说：“自治与自乱，事不两存，势不中立：二者必居一于是。”人们只有大胆的摒弃旧时代封建愚昧的烙印，才能昂首阔步地迎接新时代公平民主社会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