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自由：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
谈自由：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
“自由”，被认为是每个人天生的权利，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概念和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与自由相对的，是奴役。在法国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人权宣言》中，有对自由的定义：“自由即有权做一切无害于他人的任何事情。”
早在古代，我国就有庄子《逍遥游》等名篇为“自由”定义了概念，比如在《汉书·五行志》中有“自由”一词，汉朝郑玄《周礼》注也有“去止不敢自由”之说。宋朝时，“自由”已成为流行俗语，是不由于外力，自己做主的意思。例如王安石的诗“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此莫嗔此瓦，此瓦不自由。”
19世纪末，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帝国主义，英、法、美、德、意、日、俄等国加紧对落后国家进行侵略，西方列强趁机掀起侵略中国的狂潮，中国被分割成了一块块“势力范围”，整个国家呈豆剖瓜分之势，而甲午战争的惨败更加速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国家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形势，迫使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寻找新的救国救民道路，力图摆脱列强的侵略和奴役，“自由”的意义和价值重新被人们所关注，而梁启超的《论自由》就诞生于这个烽火硝烟、动荡不安的时代。
中国的政治自由
梁启超在文中阐释了自由的四个方面：“一曰政治上之自由，二曰宗教上之自由，三曰民族上之自由，四曰生计上之自由。”政治自由指的是民众在政治上保留自由的权利，无论是平民还是贵族，都有自由的政治权利，即便是殖民地也有政治自由的权利。梁启超认为，在政治自由面前人人不得有特权，国民达到一定年龄，均可参与政治活动，政府不能干涉国民的宗教信仰，资本家和工人应平等相待，不得有奴役与被奴役现象存在。殖民地可享有政治权利，国家自立自强，主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梁启超同时指出，在中国早已废除世卿制度，在国外没有殖民地，在国内没有宗教之争，甚至也没有工业化衍生而来的工人群体，因此中国的政治自由，只在国民参政与国家自强方面，这两者相辅相成，参政是为了强国，而国家强盛之后，也能促进国民参政的自由。
同时，梁启超认为，“团体自由者，个人自由之积也。”团体自由和个人自由是密不可分的。如果全体国民都没有自由，那么整个中国自然也没有自由，国家没有自由，个人又谈何自由？就像一个人乱吃东西生了病，躺在病床上不能动，那么他就丧失了全身的自由；一个人随意拿着斧头去砍杀，结果被判死刑，那么他也丧失了全身的自由。从这个比喻来看，个人的自由牵系着团体自由，一旦在个人自由上出现了差错，会对团体自由造成不良后果，自由就会转变成奴役和灭亡。
因此，从这一方面来分析自由的意义，梁启超认为，“自由是天下之公理”，公理是每个人都要遵循的，给个人自由和团体自由设定了有效的遵循法则，让个人和团体的自由都有法可依，每个国民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故夫一饮一食、一举一动，而皆若节制之师者，正百体所以各永保其自由之道也”。
在梁启超看来，自由不是随便想干什么都行，像孔子所说“不逾矩”“心所欲”，随心所欲的前提是“不逾矩”。梁启超认为，中国的政治自由和团体自由尤其要懂得“不逾矩”，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废除封建奴役制度，让所有人的自由有法可依，方可保障国家和全体民众的自由。
个人自由之真谛
梁启超阐述个人自由时，对封建制度鞭挞最深，“辱莫大于心奴，而身奴斯为末矣”。他认为，身体上的自由虽然重要，但灵魂的自由才更为关键。在封建制度的压迫之下，民众不仅在身体上有诸多不自由，而且大多数人都被无形的枷锁束缚奴役了灵魂，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今人被古人所奴役。古代的圣贤豪杰，皆有大功德于世，今人爱而敬之可以理解。但即使如此，梁启超也呼吁“古人自古人，我自我”，今人的思想不能受古人奴役，要拥有独立的自我人格。他认为，古人之所以能为圣贤豪杰，正是因为他们拥有自我和个性，拥有不同于前人的创新思想。“使不尔者，则有先圣无后圣，有一杰无再杰矣”。圣贤从不模仿别人，也不复制别人的思想和个性，如果孔子、笛卡尔、达尔文等人皆效法古人，他们怎么会取得优异的成就？所以要获得自由，解除“心奴”是最重要的事，要敢于打破权威，独立创新。
其二，是国民为境遇所奴役。梁启超认为，中国主流思想儒家有“畏天命”之言，让百姓相信命运，不赞成反抗天命。“天下善言命者，莫中国人若，而一国之人，奄奄待死矣。有力不庸，而惟命是从，然则人也者，亦天行之刍狗而已，自动之机器而已，曾无一毫自主之权，可以达己之所志，则人之生也，奚为哉？奚乐哉？”梁启超对此非常痛心，他认为国人习惯于认命，有聪明才智也不使用，总是“惟命是从”，把自己当作天命运行的机器，毫无自主权利，因而整个人生没有志向，整个国家奄奄待毙。在列强入侵的时刻，如果依旧不懂抗争，安于命运和环境，灭国之灾将不远矣。赫胥黎曾说：“今者欲治道之有功，非与天争胜焉，固不可也！”这正是梁启超的心声。
其三，是民众为世俗所奴役。梁启超认为，人活于世，是个社会动物，生活在世俗当中，难免受环境所影响，许多人不得已而人云亦云，不敢表达自己的独特思想，缺乏独立自主的精神。因为“党同伐异”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讲究中庸之道的国人不允许有异端思想的人存在，如果出现这样的人，一定是群起而攻之。梁启超指出，戊戌变法的惨痛教训就在眼前，从古至今类似的例子更是数不胜数。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大多数人都被世俗影响，在国家危急时刻也保持沉默不语，麻木地生活着，鲁迅的《呐喊》也只能叫醒一小部分人罢了。梁启超号召民众，若想真正获得心灵的自由，必须抛下世俗的束缚，说出自己心中所想，勇于按照自我的思想去行动！
其四，是为物质欲望所奴役。梁启超认为，世上的大多数人成为物质金钱的奴隶，一生只为物质奔波劳苦，即便丧失了自由也视而不见。孟子曰：“向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世人为物质生活所累，甚至让心灵失去自由，古人有言：“心为形设”。“形而为役，犹可愈也；心而为役，将奈之何？心役于他，犹可拔也；心役于形，将奈之何？”梁启超十分痛心，多少人在物质面前迷失了自我，在国家危亡的时刻为了一己利益出卖身体、出卖灵魂、出卖国家！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梁启超认为，只有克制自己的物质欲望，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放任追求物质享受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完全的放纵，就等于完全的不自由。既被物质所缚了心，又哪里有自由可言？
梁启超对于自由的认识，在那个封建愚昧的年代，如一盏明灯照亮了国人思想前行的道路。如今自由的话题还在继续，世人享受着来之不易的自由的同时，莫忘记那些为国家自由奉献了一生的前辈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