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最悲惨的结局

第四章最悲惨的结局

人世间的死法大概有千百种，但方孝孺选择了最惨烈的一种：被腰斩，诛十族。我们不敢说方孝孺的死是重于泰山的，但却是不朽的。他用自己惨烈的死亡换来的是文人士大夫心中树立起的一座又一座丰碑。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方孝孺，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像方孝孺一样选择惨烈的死亡方式，但是从他身上折射出来的文人士大夫的气节和忠义却被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敬仰。

变天了

随着建文帝削藩的失利，金陵城里也迎来了它的新主人。这里不妨分析一下，为什么燕王朱棣能够取得靖难之役的成功。

我们之前讲过朱棣在对付乃儿不花时能够取而有度，抑制进攻的野心，不费一兵一卒就轻松战胜。除此之外，朱棣的军事能力仍然不容小觑。

他最擅长的是迅速出手，打敌人个措手不及。在占领北平之后，朱棣先是让儿子朱高炽留守北平，自己却带着兵马去和南军的万千兵马对抗。他们先是袭击通州，当时通州守将房胜只好选择不战而降，不费吹灰之力，朱棣就控制了北平的东大门。

朱棣并没有收手，接下来一路直取，蓟州、怀来、密云尽收囊中，整个北平地区都已经成功占领，大本营已经牢不可破。

当年，当耿炳文被朱棣打败，建文帝将主力将军换上李景隆后，朱棣曾经对于李景隆的作战部署进行过一番非常经典的评价：政令不修，上下离心；兵将不适合北平霜雪气候，粮草不足；不计险易，深入趋利；求胜心切，刚愎自用，但智信不足，仁勇俱无；所部尽是乌合之众，且不团结。可以看出，经受过战争打磨的朱棣，深谙兵法之道。

一个成功的领导者背后必定有一个十分厉害的军师，在朱棣这里也完全成立。朱棣的背后军师就是姚广孝。

姚广孝是一名僧人，法名道衍。他的长相非常奇特，眼眶是三角形，有人曾经评价他是“天性必然嗜好杀戮”。姚广孝听说之后，竟然非常高兴，可见其性格的古怪。

早年的姚广孝过得并不如意，尽管很有文才，却并没有被任用。评价他最合适的两个字就是：奸雄。他喜欢乱世，喜欢在乱世中掀起一场腥风血雨，改变历史的走向。直到洪武十五年，47岁的道衍遇到了燕王朱棣，他跟朱棣相见如故，相谈甚欢，从此两人成为至交。

姚广孝在朱棣的人生中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不仅是朱棣行动中的军师，更是朱棣精神上的推手。

他将自己曾经的乱世之梦倾注到了朱棣的身上。在削藩开始时，朱棣曾经犹豫过，他觉得当时的百姓们都在支持朝廷，他担心自己起事并不能成功。姚广孝却告诉他：“臣只知道天道而已，何必管什么民意。”这句话并没有直面回答朱棣的话，却是一支强心针。天道是什么，没人知道，朱棣不知道，姚广孝也不知道，正是因为不可说才会更有煽动性，特别是对于朱棣来说，这可以让他减少内心的负罪感和师出无名的不安。

之后，姚广孝还秘密地帮助朱棣训练士兵，建立部队，打造兵器，他的这种积极备战也说明姚广孝内心对于战争的渴望。

一切准备就绪，朱棣准备起兵时，突然天色大变，疾风骤雨到来，朱棣内心也泛起了嘀咕。在古代，起事是有讲究的，异常的天气或者天象都会加速一场腥风血雨的到来。这天，房子上的瓦片突然掉了下来，眼看朱棣更加不安，姚广孝却说：“这是祥兆。飞龙在天，一定有风雨跟随。瓦片掉下了，将要改用皇帝那黄色的瓦了。”

姚广孝的确是战争的爱好者，他总是能够在朱棣犹豫的瞬间进行恰如其分的解释或者鼓励。不可否认，朱棣内心对于夺取政权有着强大的野心，但姚广孝适当的鼓励无疑是将战火燃烧得更浓更旺。

在攻打山东被铁铉困得动弹不得的时候，姚广孝劝朱棣回北平暂时休憩，但是他自己并没有停止行动，他在积极地帮助朱棣寻找勇士。接着他又跟朱棣进行了一番交谈，他劝朱棣可以绕过济南，以攻打下京师为重。朱棣听从了他的建议，成功占领京城金陵。

朱棣在占领南京之后，之所以能够很快就做上皇帝，当时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在很多人看来，无论是朱允炆还是朱棣，都只是皇族内部的一场政权斗争，无论谁做皇帝都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当时全国很多地方的官员是持观望态度的。

燕王攻下京城金陵之后，建文帝突然之间消失了。这对于已经在封建政权下生活惯了的百姓来说，没有国君，国将不国，比起其他人来说，燕王是更为合适的人选。即使是作战一方的南军兵力来说，连续不断的失败、主将的逃跑、敌军的英勇善战，都让他们厌倦了这种生活，不想再战斗了。

物不在，人已非，金銮殿早已经在一把大火之后变成了灰烬，而曾经意气风发的建文帝也已经不知去向。燕王却并没有善罢甘休，他想要抓住一个活的建文帝，他想采用一种名正言顺地成为天下主人的方式：让位。

燕王最后只好向天下人宣布，曾经在灰烬中找到的那具尸体就是建文帝，尽管连他自己都不相信。

明太祖朱元璋或许太早地看到了燕王的真实一面：凶狠。所以没有立他为太子。尽管在军事才华上，朱棣远胜于他人。不可否认，朱棣像他的父亲，但又远远超过他的父亲。朱棣内心隐忍，深谋远虑，作战中善于决断，战术清晰，目光远大。当朱元璋30岁时，他还在凭借着武器来征服天下。但而立之年的朱棣却懂得用隐忍来谋求一个更加广阔的局面。

现在就是燕王显示他凶狠一面的时候了，他对于大殿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大清洗”。

对于在建文帝一朝勤勉当政、不肯与他合作的人，他进行了报复，其中包括将六朝九卿都列入清洗的行列。后来，燕王发现这些还是不能消除自己难以抑制的怒火，又将这些六朝九卿的家属也都绑来杀掉。颇有点“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人”的味道。之后他开出赏银鼓励民间相互揭发，但凡涉及建文帝时大臣的，举报者绑缚的如果是奸臣，举报者中首要举报人员可以官位升三级，其他的人员可以升两级。一时间，社会重又陷入了人人自危的恐怖氛围之中。

燕王还采用了非常极端的手法来残害一些建文帝一朝的官员。对大理寺少卿胡闰的残害令人发指。先是敲落其牙齿，然后用绳子勒死，之后再用石灰水将尸体泡过，剥下人皮，用稻草填充进人皮，这样悬挂起来。

对于前面提到的山东名将铁铉，朱棣一直都恨得牙痒痒，不过一直没有报复的机会。等到他攻入京城之后，铁铉自然就逃不过了。见到朱棣的那一刻，铁铉并无惧色，愤怒并不屈服。这让朱棣更为震怒，他先是命令手下人讲铁铉的耳朵和鼻子割下来，送到铁铉的口中，询问铁铉好吃与否。铁铉厉声说道：“忠臣孝、子的肉怎么会不好吃？”这更是戳到了朱棣的痛处，名不正言不顺一直都是他忌讳的，接着他在现场看着铁铉被一刀刀将肉割下来最后死掉。最后，朱棣连铁铉的妻女都不放过，或者是杀死或者是发教坊司，被凌辱致死。对于前朝的官员，朱棣是残忍的，甚至是凶狠的。

朱棣的凶狠既是他的个人成长印记，也是那个黑暗时代的缩影。

方孝孺的坚持

此刻，从狱中被召唤来给朱棣写即位诏书的方孝孺身着孝服，站在他非常熟悉的大殿里。之所以选择方孝孺，因为他不仅是建文帝时的重臣，为建文帝读书解惑、出谋划策，他还是建文帝时的精神标尺。他饱读诗书，满腹经纶，为人正直，威武不屈，他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犹如一面旗帜，屹立不倒。

看着这熟悉的雕梁画栋、金石玉器，睹物思人，方孝孺不禁悲从中来。睥睨着昨天还在帮着建文帝出谋划策，豪言壮语地发誓要与燕军决一死战的大臣们，今天已经成为朱棣的裙下之臣，方孝孺眼中流露出不屑。想到他曾经想要辅佐成就霸业的建文帝竟然不知死活，方孝孺失声痛哭。

他恨朱棣大逆不道，利用清君侧的名义，篡夺皇位。他恨自己只是一介文人，不能和燕军在沙场上决一死战。他恨那些势利小人没有气节，没有尊严。他恨这个时代，这个他想做忠臣而不得的时代，他本想辅佐建文帝继续洪武帝时的繁荣与昌盛，却难以施展。

他犹记得建文帝登基时的意气风发和雄心壮志，短短的4年间，一切就换了模样。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地残酷，你想到了开头，却猜不到结尾。

现在站在方孝孺面前的正是打破了他一切梦想的大殿新主人明成祖朱棣。其实朱棣骨子里是瞧不起文人的，这可能与朱棣的成长经历有关，尽管朱棣像极了他的父亲———开国皇帝朱元璋，但是却从来不被父亲所重视。朱元璋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到了长子朱标的身上，朱标的老师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宋濂，同时遇到实际作战的问题还可以随时向徐达、常遇春这些立下汗马功劳的大将请教。同样是生在帝王之家，朱棣就远没有这么好的条件了，他没有接受过太好的教育，从小在血染的战场中长大。他深信武力可以解决一切。在他看来，文人总是期冀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想要运筹帷幄，迂腐又不切实际，远没有在战场上带兵打仗来得实在。

但眼前方孝孺的眼泪却让这个已经不知道眼泪为何物的明成祖动了恻隐之心，他从大殿之上走了过来，想要劝慰方孝孺道：“先生不要悲伤，我也是想效仿周公辅佐成王啊！”不可否认，朱棣也是想要用这种温情的戏码来说服眼前这个重情重义之人。只是，方孝孺却全然没有心动，他唾弃朱棣，既然已经篡位，就不要再给自己立贞节牌坊了。于是他打断朱棣说：“成王在哪儿？”“已自焚。”“何不立成王之子？”“国赖长君。”“何不立成王之弟？”……一番唇枪舌剑之后，朱棣的耐心早已经消磨殆尽，加上方孝孺的步步紧逼，无言以对的朱棣只好气急败坏地说：“这是我的家事。”说这句话时，恐怕连朱棣自己都没有了底气。接着朱棣命令宦官将笔给了方孝孺，并且一字一句地说：“这个诏书非先生写不可！”

方孝孺被逼无奈，只能拿起了笔，但是写出来的却是“燕王篡位”。这让本来最忌讳“篡位”二字，担心因为名不正言不顺难以服众的朱棣怒不可遏，但他仍然压制住怒火，威胁道：“我知道你不怕死，但是你真就不怕牵连九族吗？”已经彻底绝望的方孝孺答道：“就算是十族又怎么样呢？”苟且偷生是方孝孺所不齿的，他宁愿用生命去捍卫建文帝的江山社稷。

岂止是方孝孺，黄子澄、齐泰、铁铉等一批忠义之士都在用他们的生命去给这个时代做注脚。

朱棣当时欣赏黄子澄的文学才华，极力劝降，利益诱惑，然而这些对于“忠臣不事二主”的黄子澄来说，是对自己的侮辱。即使朱棣费尽全身力气来引诱或者威逼，都不会有什么结果，最终磔刑而死，并且被株连九族。

根据《明史》的记载：“始削藩议起，帝入泰、子澄言，谓以天下制一隅甚易。及屡败，意中悔，是以进退失据。迨燕兵日逼，复召泰还。未至，京师已不守，泰走外郡谋兴复。时购泰急。泰墨白马走，行稍远，汗出墨脱。或曰：‘此齐尚书马也。’遂被执赴京，同子澄、方孝孺不屈死。泰从兄弟敬宗等皆坐死，叔时永、阳彦等谪戍。子甫六岁，免死给配，仕宗时赦还。”齐家的男性被斩杀的斩杀，贬谪的贬谪，发配的发配。

齐家的女眷们也没有逃过这场劫难，受尽屈辱和凌虐，惨不忍睹。在《奉天刑赏录·教坊录》中有记载，写道：“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本司邓诚等于右顺门里口奏，有奸恶齐泰的姐并两个外甥媳妇，又有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一夜，二十条汉子守着，年纪小的都怀有身孕，除夕生了小龟子，又有一个三岁的女儿。奉钦（旨）：‘小的长到大，便是摇钱树儿。’”

无论是方孝孺，还是黄子澄、齐泰、铁铉，最后基本是满门抄斩，无论是家族男女都被残忍地凌虐或斩杀。他们的坚贞不屈让更多人对他们敬佩不已，可是作为封建社会的官僚阶层，为什么他们面对燕王的残暴依然能够坦然面对，没有丝毫的畏惧呢？

我们可以从忠义方面进行分析，作为封建社会的读书人，在他们心中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儒家思想。而在儒家思想中，“忠”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秩序，能够保证社会的稳定。而理解“忠”，始终都绕不过两个方面：忠于国君，忠于国家。国君和国家又不是能够完全分开的，在封建社会，国君就是国家的象征，捍卫封建国君也就是捍卫国家。就建文帝来说，他是朱元璋确定的皇位继承人，他是正统的象征。那么，这时候捍卫建文帝就是忠君爱国的象征。同理，朱棣的“篡位”就是大逆不道的，该被唾弃的。

义，是义气、道义，是彼此之间的坦然相托。作为封建官僚的代表，无论是方孝孺还是黄子澄，或者是齐泰，长时间伴随建文帝左右，他们和建文帝之间建立的关系不仅是一种君臣关系，还有彼此之间的情分。这是一种超越君臣关系的更为私密或者个人的关系，会更加地长久、牢固。无论是忠还是义，背后依托的都是个人的高洁操守和赤诚之心。

对于方孝孺的死，千百年来，评论很多，正面评价同负面评价一样多。有人认为他是封建社会“愚”忠的代表，也有人认为他是精神世界的尺度。历史辗转，权力的争夺、舍身殉道都已经留在了历史之中，方孝孺的精神、朱棣的残暴却穿越风雨变幻沉淀下来。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忠义的传统，千百年来，多少忠贞之士前仆后继来诠释忠义的内在含义。

忠义是在所处的时代中，面对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时放弃了小利，选择了人类的大义。

关于生与义，孟子曾经说过：“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在孟子看来，人来到世间，生存是重要的，但是，生存的方式和意义同样重要。身为知识分子的代表，方孝孺追求良知与忠义。封建社会中，长子即位是正统的、天经地义的，如果违反了，就是违背正统思想，就是篡位。而朱棣就是他们眼中的篡位者，是被士大夫们眼中的道德观念所不容许和接受的，名不正则言不顺，朱棣的夺位是令人不齿的。对此，朱棣残忍甚至残暴地对待以方孝孺和铁铉为代表的大臣们，酷刑极其血腥。但是方孝孺并没有因此而妥协、退让，即使朱棣主动地示好都没有动摇他必死的信念和决心，而是选择高昂着头颅面对残暴者的无情屠杀。

不单是方孝孺、黄子澄、齐泰和铁铉，自古以来就有很多的忠贞义士在良知和忠义面前，义不容辞地选择了忠义，有一些甚至即使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在奸佞小人充斥的时代，屈原没有选择同小人同流合污，“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他宁愿用生命去求取尊严的独立、人格的高洁。西汉大臣苏武，被匈奴扣留之后，面对匈奴贵族的多次威逼利诱，他并没有选择屈辱就范，而是19年中不改其志向，持节不屈。

每个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的时代，在很多人看来，方孝孺捍卫建文帝是愚忠。但方孝孺生活在他的时代，选择同朱棣对抗就是他的忠诚，所以我们不必苛责方孝孺的行为。他只是一位封建时代的士大夫，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自己坚信的节操和忠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