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前往美国·悲伤埋心底，笑着活下去
把悲伤埋在心底
战争时期，整个房子有正常的电力供应却没有煤气。一到做饭的时候，只能在烧煤的大黏土锅里做饭。严幼韵作为总领事的夫人，别人自然都希望由她来主持大局。这是一份非常操心的工作，战争让每个人的耐性越来越差。看不见明天的希望，又逃不掉这朝不保夕的今天，大人们火气也上来了。住在这里的几位太太们爱拌嘴，仆人之间也总是吵架。两个厨师德平还有老张之间一直都有冲突，不止一次他们在后院挥着大菜刀就打了起来。
每次遇到这种事情，严幼韵都只能飞奔着尽力去拉开吵架的人，发生的频率实在太多了，严幼韵觉得自己简直心力交瘁却尽力不表现出来。
严幼韵不论内心多忧愁压力再大，也总是表现得相当镇静，只因为自己是这里的长者，还有自己的三个孩子，哪怕是装，她也要装得镇静。在刚失去杨光泩消息时，家里的孩子们惶恐不安。她们想念自己的父亲，隐隐约约知道家里有了变故。但是为了保护孩子，严幼韵只能装作一切都无事。到了夜晚，马尼拉的燥热和黑暗裹住了她，脱去白天重重的伪装，彻底地安静下来，直面内心的焦虑和恐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压力，也在压力下保持着对生活的敬意。战争期间生命越是被践踏，挣扎求生的人们显得更为珍贵。这是对生命最本真的保护，也是人性中最温暖的所在。即使琐碎，哪怕惶恐，也尽力保持着生活表面的平静。
那位不喜欢说话的安静六叔，拥有一双巧手。每天他都用那个黏土锅做肥皂，做芒果酱，花生酱。只要有材料在他的手里可以成就万千变化。无数的美味和生活的必需品在他的手里变换而出。六叔不仅能做出这些东西，还能弄来打印好的标签。一瓶一瓶制作出来，然后贴上标签。到现在严幼韵都不知道六叔是从哪里弄来的瓶子，不知道哪里能弄来纸张，更不知道这些打印的标签还有用到的墨水是从哪里找出来的，又是怎么做到的。
对于这一切，严幼韵一无所知。但是在当地的一些杂货铺里，严幼韵却看见过六叔制作过的果酱。也是一瓶一瓶摆在了货架上，整整齐齐。没有人能想到这些果酱就是在那口不起眼的黏土锅里做出来的。六叔的肥皂解了家里的燃眉之急，这是每天都要用却没有办法买到的生活必需品。此时的马尼拉想要买到一些日常用的东西是异常艰难，即使有，那高昂的价格也让人望而却步。孩子们的衣服都是严幼韵用仆人们从原来房子里偷偷拿回的布料亲手缝制的。
每天严幼韵冥思苦想去缓解家里的经济问题，房子里住了二十六口人，严幼韵不会主动去开口要她们分担，也没有一位太太主动提出要分担生活费用。严幼韵已经在战乱之前把所有的现金都从银行取了出来，用以物易物的方法也得到了一些钱，但这样的坐吃山空也并不是办法，很快严幼韵的积蓄就不够用了。
临近山穷水尽之际，上海的家人终于联系上了严幼韵。他们把钱付给国内某个人，然后严幼韵再在菲律宾借用名目兑换这些钱，东拼西凑所幸还能勉强度日。
因为压力大，严幼韵根本睡不了什么觉，只要听到汽车驶过前门她就浑身紧张，听到士兵的靴子踢在石板路上她就畏缩。黑夜漫长，巨大的蚊虫嗡嗡飞行，燥热的天气像裹了一身湿热的布躺在床上，难以入眠。一闭上眼她就会想起日军过来逮捕杨光泩的那天，她忘不了那天的情景。
作为一个女人，她镇定自若，成为了这二十六口人的主心骨。虽然永远都会把恐惧和害怕放在后面，但是她也是普通人，一样会有恐惧，会有害怕。现实总是第一位的，没有人能阻挡现实对人的侵扰。此刻，挺住就意味着一切。严幼韵咬紧牙关过着日子，连一句叹息声也没有。
当时马尼拉的华侨华人依然在照顾着他们，经常为他们送来食物和蔬菜。再加上自己院落里种的菜，他们能勉强把日子过下去。虽然他们的汽车没有被没收，但是却没有汽油供应。日军把汽油禁用了。如果要拉一点东西回来只能用马车，当时在房子后面养了一匹专门用来拉车的马。可惜的是这匹马没过多久就被热死了。一群小孩子目瞪口呆地看着被热死的马，大人们却赶紧把这些马肉收集了起来，来不及叹息了，生存是第一位。
日子磕磕碰碰，慢慢地每个住在这里的人都开始放松一些了。邵秀兰，萧太太和她的女儿芦生在尝试弹《春之絮语》、《少女的祈祷》也是她们几个人在研究的曲子。有时孙太太会和严幼韵在房间外的阳台上和两位邻居一起玩桥牌。这两个年轻人是中国银行的职员，都是单身汉，住在他们房子的隔壁。严幼韵还要操心孩子们的衣服，在阳台上用缝纫机为孩子们做衣服。生活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既然已经如此，那就只能拼命活下去。
除了料理花园里的蔬菜，严幼韵有时会找机会用阳台上的电炉为孩子们做一点好吃的，比如说洋葱牛肉之类的。其实哪里有什么牛肉，只不过是那匹可怜的被热死的马而已。不能出门，也没有地方可去。牢牢地守着这个家，做奶油，做花生糖卷，认真地照顾着孩子们的身体。蕾孟本来并不爱吃饭，可是满了13岁的她突然非常爱吃饭，这让严幼韵无言以对，谁让现在根本没有那么多饭菜可以给孩子吃呢？如果是放在过去，孩子喜欢吃饭，严幼韵估计会笑出声来，可是放在这个连马肉都只能做成牛肉吃的时候，严幼韵只觉得心酸。没想到堂堂上海滩的第一大小姐，居然会为自己的女儿胃口大开而担心？
严幼韵有时拿出一些珍珠港事件后储备的食物，比如说桃子罐头什么的款待一下馋嘴的孩子们。可惜这样的存货也是坐吃山空，到后面，甚至只能是尝个味道而已了。就在这样的状态下，严幼韵也没有放松孩子们的教育问题。在附近一个街区有一位杰出的菲律宾教育家——莱德斯曼。这位女士把家里的底层房屋拿了出来设了一所小学，接收因为战乱而无处上学的孩子们。严幼韵把蕾孟、雪兰和茜恩都送到了那里。蕾孟的年纪已经不小了，为了提高她的知识量，严幼韵还专门请这位女士为蕾孟每周辅导两次。住在一起的张太太，每天下午都会把房子里的孩子们召集起来教他们学中文。
在如此兵荒马乱的年景里，还要筹划着孩子的未来。用自己的力量活下去，担起几十口人的生活。严幼韵的坚强与独立成了她在人世最后的依靠，这也是生命最牢固的依靠。再苦再难，也要用自己的力量去挣得一份呼吸的天空，护着孩子，护着这枪炮弹药下脆弱的希望。一天又一天，努力去活，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好好活着上面，不念过往，不惧未来。坚持着，努力着，一个柔弱的女人带着三个女儿，却撑起了这个仓促间组建起来的26人大家庭。
战争，战争
一个家庭里男人是顶梁柱，女人则是那四面的墙。
在失去顶梁柱时，四面墙为孩子们围起了一个温暖的家。一个国家，当男人们无法顾及家庭时，这些坚强的女人则在后方守护着家园，养育儿女。在严幼韵的带领下，这一所房子里二十六口人依靠着自己的努力把日子过了下来。
家里女人多，严幼韵很怕出现安全问题。庆幸的是虽然，在日军的监控下但朋友与亲友依然照顾着她们的生活，这就像是在寒冷冬日下抱团取暖的情谊，雪中送炭般温暖着这些失去丈夫消息的女人们，让她们坚守着家庭，坚守着一份希望。
年轻的卓牟来是其中一位友人，他是中国交通银行的代表。当时他接到的任务是在马尼拉设立中国交通银行分行，来到马尼拉后没多久战争就爆发回不去了。因为他会讲马尼拉华侨通用的闽南语，所以很多信息他可以直接和华侨取得联系及时地帮助到严幼韵她们。日军封锁之后，很多事情都由他出面帮助解决。薛敏老侄子也经常过来帮助她们的人，每次一过来都会带上大量水果和新鲜的蔬菜。他知道现在的她们非常需要食物。他也会照料马匹，在那匹马死之前，每次严幼韵去寻找杨光泩的下落时都是他来驾马车带她们去市区。
生活的艰难还可以克服，但是担忧却是无法可解的。每一天，严幼韵都在担心着杨光泩的下落和安全，经济条件越来越糟糕，孩子们也一天天长大了。而此时，严幼韵也打听不到多萝西的消息了。在战争刚一爆发时，多萝西来信说她和刚出生的儿子罗尼被拘禁在了圣托马斯大学里。那个大学里全是被日军抓进去的英国人和美国人，严幼韵那时还能赶过去看望她们。那时多萝西和丈夫抱着新生的孩子挤在一个小小的坡顶屋里。一边是房屋，另一边是加的帐篷，这样的房子只能勉强遮挡风雨，条件非常恶劣。多萝西说日军把他们抓进来之后，根本就没有给他们食物。为了照料多萝西，严幼韵还经常把省下来的食物让德平给她送过去。
只是没有想到的是，有一天德平例行送完食物回来，却说根本没能见到多萝西。原来日军把整个营地全部监管起来了，不让人进去。送食物的人都只能排队在外面把食物交给警卫，德平很担心，不知道多萝西最后有没有收到食物。严幼韵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心知不好，也许多萝西自此之后根本就拿不到她送过去的食物了。
没多久，连食物都不让送了，自此之后连多萝西的消息都打听不到了，不知生死。严幼韵根本没有办法照料多萝西，还有那个小小的刚刚出生的孩子，也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心急如焚却什么也不能做，他们每天住在房子里，即使吵闹喧嚣，但至少能吃到东西。而多萝西呢，也许生病，也许死掉了都不知道。
严幼韵不敢让女儿们知道这件事，她一直向女儿们隐瞒着多萝西的消息。但情势越紧张，心里的重担越沉重。她只能拜托人不断地去打听消息，战乱时期的消息很多都是纷杂而真伪难辨的，严幼韵根本无法知道消息究竟是真是假，只能到处打听，希望能多少打听到多萝西的消息。好在后面打听到的消息口径越来越统一，都说日军给囚犯配了粮食，虽然大多都是生了虫的大米但至少严幼韵不用再担心多萝西一家会活活饿死。
严幼韵如非必要也不敢去市区，人们都说日军很喜欢掌掴平民。严幼韵原来就看见过日军军官掌掴下属，也经常看见日本士兵被掌掴得流鼻血。日军这样的习惯延续到平民身上更加是变本加厉。有一天，严幼韵听到消息，说一直帮助他们的卓牟被射杀了。他当时住在一个日军指挥部附近，只是因为没有向大门口的警卫好好鞠躬就被射杀了。
晴天霹雳一般的消息一传来，严幼韵听见了心碎的声音，场面安静得令人窒息。在场的人们一脸悲容，说不出话来，严幼韵不愿意相信这个消息，但再去打听也没有新的消息传来。过了好几天，突然葆拉看见卓牟来骑着自行车的身影出现在房子外面，葆拉那一声尖叫吓得整所房子的人都跑了出来。原来是卓牟来过来了，大家又哭又笑，似是绝处逢生，他没有死，他还好好地活着，这个天大的好消息让整个房子的人都喜悦地跳了起来。
战争时期的感情总是夹杂着一种悲情的底色，因为谁也不知道，现在见的这一面，是否就是最后一面。生死已成小事，所以每个人都分外珍惜活着相遇的时间。只是在马尼拉这个酷热又潮湿的地方，除了生死还有随处可见的病痛。在这里只要轻微的划伤和擦伤都会转变为化脓和感染。幸好严幼韵有先见之明，很早就储存了应急药品，每天下午都会在卧室的一角设立一个小诊所，总会有两三个孩子来排队等着擦双氧水和红药水消毒。每次看到这样的小伤口，严幼韵都会极尽耐心细致地处理。因为这样的伤口如果放任不管，很快就会演变得不可收拾。
即使这样的预防，房子里的小孩子还是会有一个卧床不起的。天气太差，伙食太差，找不到医生，还有根本不能预防的病毒和细菌都会造成生病。严幼韵看着孩子们经历了水痘、疱疹、登革热、耳痛等等，最让这些母亲们担心的便是这个热带国家的白喉。为了防止孩子们染上这种疾病，每天检查孩子们的喉咙确认没有可怕的白点。
万幸的是在母亲们百般的呵护下，孩子们并未遭遇大病。小病也好在及时发现得到了治疗，并未引起大麻烦。小孩没事，但莫伟雄却不幸感染了肺结核。大家只能把他隔离开来，严幼韵组织所有人给他在卧室外面用竹子和棕榈搭了一间小屋子。在伙食上尽量照顾好他，清洁卫生方面一天一清扫。这病没有药物和医生根本是养不好的，只能到处去拜托人，找关系，看能不能安排莫伟雄住进医院里，根治这个病。
但战争时期生死都如此容易，要想找到医生和药品真是比登天还难，即使如此严幼韵还是坚持每天找人找药物。她心急如焚，因为每多等一天，病人的痛苦就多一分，治愈的希望就少一分。苦苦寻找了几个月，终于把等了几个月被病痛折磨得消瘦的莫伟雄送进了医院里。
放下了这桩心事，烦心事依然数不胜数。吃住不足，经济糟糕，要防范着孩子们生病，还要担心着日军的举动，想念没有音讯的丈夫杨光泩……严幼韵把这一切深深地藏在了心里，因为她只能坚持，只能死挺，只能默不作声地咬牙坚持下去。生活无解之时，眼泪无济于事。
但是现实迎面而来给了严幼韵一个耳光，这个耳光差点把她打趴下。
那一天西本先生给所有的领事夫人们一份东西，打开一看，是各自丈夫的个人物品。西本先生交代说，他们去了很远的地方。等待了这么久，严幼韵第一次接到杨光泩的东西，她拿到了杨光泩的眼镜，手表，还有一缕头发。整个客厅静悄悄的，慢慢的，哭泣声像水一样涌了上来，淹没了整个客厅。
严幼韵没有流泪，她不相信，她知道的，这只是日本人的谎话。她懂法，她知道杨光泩与那些同事们都属于受《日内瓦公约》保护的外交官。她哪怕是再心焦，哪怕有千万种暗示说杨光泩已经被杀，她也不信！严幼韵不流泪，她珍而重之地收起了丈夫的东西。礼貌地致谢，头也不回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她不愿意听这一屋子的哭声！
西本只说去了很远的地方，很远的地方究竟有多远？这样一句话给严幼韵带来了无数希望，却又有着无数心悸的挂念和猜想。除非见到尸体，不然她不会相信杨光泩会遇难，她不会相信！擦干眼泪，她再一次平静地出现在了大家面前。
之后，日本军方的行动更凌厉。1944年初，日本突然下令要求她们全部搬出来。没有理由，没有条件，马上搬走。几十口人，没有地方可去，四处禁严。严幼韵几乎无法可想，难道只能流落街头吗？终于还是卓牟来及时赶过来救了她们，他说交通银行在马尼拉的另外一个郊区圣胡安有一所为员工所建造的房子。因为战乱分行暂时也开不起来，那么就先过来住着吧。
在这样雪中送炭的时刻，卓牟来居然还奇迹般地找来了卡车和汽油帮她们搬家。现在想想，这些应该就是当时的华侨华人们帮忙凑起来的。车一来，大人们赶紧收拾东西装车。种在菜园里的菜，还有养的鸡，一点一滴都要收拾干净。多一点食物就多一分存活的希望。患难时刻只有同胞相助，这样的情谊，已经超脱了生死大义，而是一种同胞之间发自内心的怜恤。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只要还有一个中国人在，就不会让你们无人照看！
在卓牟来的安排下，孙太太和严幼韵一家住在一起，剩下的人住到了花园另一所房子里。马尼拉已经成为了一个信息孤岛，日军封锁了所有的消息。幸运的是还有人偷偷地藏起了短波收音机，消息传出来，说战场上美国人已经占了上风。这样的消息得来不易，如果藏有收音机的人被发现，会被直接处死，每个听到消息的人苍白憔悴的脸上都会焕发难得的笑意，在黑暗中待得太久的人们，光明都快变成了一个幻梦。就像深埋在土中太久的种子，雪浸过，干旱过，热浪烘过，期待一场春雨前的雷声已经太久太久。
伴随着这消息而来的却是越来越严峻的现实。电力被停止供应，一到晚上一片漆黑。雪兰记得有一天晚上她睡醒起来非常的渴，拿起了桌上的一杯茶一口喝完，突然感觉嘴里仿佛有些什么东西在细细密密地爬动。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应该是喝掉了大半杯蚂蚁！
卧室里挤着睡了很多人，妈妈和那些阿姨们也在，雪兰吓了一大跳之后惊慌地喊着妈妈，严幼韵起来点燃蜡烛检查了一下，扶着雪兰起来要她吐出来，但雪兰实在吐不出来，最后也只能作罢。严幼韵找了一杯白水过来让雪兰漱口，之后轻轻拍拍她的头，安慰她早点睡着。找不到医生，早没有了药物，只能乐观地希望雪兰不会腹痛。电早停了，水也停了。喝的水和洗澡用的水都得去花园的井里打，水放炭火上烧开之后再灌到壶里喝，从小雪兰洗惯的浴缸也变成了不到十厘米深的洗衣盆，每次洗澡时连水也放得很少。烧水太麻烦，炭也只有那么多。每次一盆水严幼韵和三个女儿要轮流用。
自小在浴室里洗澡的严幼韵，依然笑容满面地带着三个女儿享受这洗衣盆洗澡，在这朝不保夕的日子里，能平安地活着已经是很不容易了。知足常乐，没有谁注定天生过奢华的生活，生活如水人如船，水深则直行，水浅则自力更生。这样的生活里，严幼韵的坚守像一丝执着而坚韧的植物根系，哪怕生活的土壤再贫瘠，哪怕战争的逆风如刀割，依然用力抓着土活了下来。她不仅要活下来，而且要找到丈夫杨光泩，她相信自己终有一天可以和他团聚。
外交官的妻子
在日军监管期间，菲律宾各地游击队出没频率越来越高。为了打击游击队，粮食、牲畜全被日军以加强监管的名义没收。越来越贵的物价，越来越高的通货膨胀，本已糟糕的经济情况更是雪上加霜，饥荒已来临。
雪兰记得，在那几年里母亲严幼韵买过的唯一肉食就是毛鸡蛋，里面是半成熟的小鸡胚胎，这是要给孩子们增加营养才狠心买来的肉菜。孩子们的衣服每一件都由严幼韵一手缝制，唯一买的鞋子是最便宜的木质凉鞋，木鞋子底再硬，也只能忍着了。毕竟孩子们天天在地上跑，不能不穿鞋。
有一次，严幼韵拿一大筐的比索想去买一打黑市上的鸡蛋。这么一大筐比索在正常物价下，可以买很多东西了。可当时通货膨胀太严重，严幼韵赶过去的时候黑市里鸡蛋已经又涨价了，最后只能空手而回。情况差到快要撑不下去，只能寄希望于华侨们送来的食物。大米，青菜，田鸡腿，鸡肉。只是时间越久，送来的肉食越来越少，持续的战争因为太久了谁都过得不容易。能有华侨送食物过来都是因为杨光泩在菲律宾的名望，他带领下的中国领事馆得到了华侨华人真心的敬慕。战争爆发后杨光泩的妻子与孩子，外交领事们的家眷们才能次次得到救助。如果没有华侨们的救助，这些妇孺们恐怕早就饿死在菲律宾了。
日军与美军交战激烈，局势越来越紧张。1944年，美军无差别轰炸马尼拉，着手攻打菲律宾。日军已经逐渐处于劣势，但日军疯狂的反扑却指向了无辜的平民百姓。
轰炸时，空袭警报尖锐炸响，b-29机群的特有轰鸣声响彻天际。没有防空洞，每次空袭就像是一次死神镰刀下的逃亡，严幼韵带着孩子们分头躲在房子里，寄希望于命运的眷顾。他们所住的地方不远处有一个日军的弹药库，严幼韵担心美军过来轰炸弹药库，万幸的是遭遇的空袭都没有到这里来。心惊胆战之时，实施灯火管制的日本兵只要在巡逻中看见了灯光，就会直接扫射，生命在此刻毫无意义与尊严。上一秒鲜活的人，也许下一秒就是一具尸体。不论来自哪里，是什么身份，有何牵挂，在生死之间都会归于虚无。残酷的战争里，每个人朝不保夕的生活如寒夜里的荒草自生自灭。
雪兰虽然年纪不大但是也知道从前可以吃黄油，吃蛋糕，吃奶油小麦片的日子再回不来了。每天吃的都是糙米和没有半点油水的蔬菜，但她也明白，这些已经是最好的伙食了。每天仆人们都在吵架，内容不外乎是谁拿了谁的油，谁又拿了谁的菜。争吵不休的情况总是需要严幼韵出面才能平静下来，孩子们也在各自母亲的教育下，学会了听到警报就赶紧卧倒，学会了自己挖防空洞，学会了寻找掩体，还学会了自己制作应急包，里面放的是一些水和味道很难吃的饼子。这些饼子也是自己做的，每到警报响起，严幼韵都赶过来保护孩子们先分散藏好。
这样的日子熬到了1944年末，一位日本军官过来通知他们房子门前的路马上会被封锁。如果此刻不离开，那么就再不能移动半步。如果决定要走，立刻搬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