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中国古代环境文化的特点及其现代价值

赵安启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主编、教授）

一、以生态价值标准反思和总结改革开放30年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之际，学术界围绕能不能反思这30年、如何反思这30年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交锋。第一个问题应当说其本身不应当成为一个问题。21世纪的中国是注重政治文明、政治民主的国家，应当允许人们对任何重大问题进行理性反思，包括对改革开放30年的反思。然而学术界一些人极度排斥“反思”，乱扣帽子，乱打棍子，这本身有违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第二个问题才是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总结和反思改革开放30年，需要正确的价值标准。改革开放30年是20世纪中国出现的最重大的社会变革之一，用一种尺度无法进行全面的、客观的评价。我们认为应当用历史进步的价值标准，即生产力标准、伦理标准和生态标准进行全面的总结和评价。在这里，我们对前两个方面的评价、总结存而不论，仅仅从生态价值标准来评价，可以说这30年既取得了伟大的进步，又付出了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巨大代价。实事求是地讲，至少在前20年，我国沿袭了西方工业化的老路，单纯追求gdp的高增长，重视经济的数量增长，忽视了经济质量的提高；重视经济效益，忽视环境效益。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个人、集体、国家一齐上，“有水快流”的资源开发指导思想的影响下，一些资源丰富的地区，出现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无序局面，造成了自然资源的重大浪费和严重的生态破坏。从全国范围看，环境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之一。有幸的是，我们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这30年，党中央及时地发现了问题，并在理论上和政策上作出了重大的调整，先后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科学发展观等战略思想和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任务、在西部地区实施了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这是这30年我国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的伟大进步。理论工作者应当在反思30年的过程中，自觉地为宣传、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生态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

经过近3年的探讨，我们认为中国古人创造了丰富的环境文化思想，总结这份珍贵的遗产，可以为我们今天贯彻科学发展，建设生态文明提供文化资源。

二、中国古代环境文化的特点

并非所有的现代新思想、新观念都是中国“古已有之”，但在环境文化领域却是一个例外，现代人类的环境文化、生态文明之根确实在中国、在东方。中国古代不仅创造了深邃的环境哲学思想，而且创造了丰富的环境伦理、环境法学、自然美学思想；并从西周开始一直到清朝，各个朝代几乎都设置了环境管理和保护机构，积累了许多环保经验。

从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来看，我国古代的环境保护法可能发端于夏代，传说夏朝有“禹之禁”，即春季不许砍伐树木，夏季不许用网捕鱼的禁令。商代已出现了环境伦理观念，商汤“网开三面”成为千古之美谈；西周王朝高度重视环境保护，不仅根据四季气候变化制定了保护树木、鸟兽鱼虫的禁令，而且设置了山虞、川衡、泽虞、泽衡等管理机构。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兴起，诸子纷纷著书立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中国古代的环境哲学思想、环境伦理学思想、环境法学思想、环境美学思想几乎都是在这一时期创立的。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及其中国化，给我国古代环境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文化因子、新的活力；众生平等、不杀生、素食主义等思想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如果没有佛教的传入和中国化，中国古代的环境文化就不可能达到至今仍令世人惊叹的水平和境界。宋明时期的理学家进一步发展了儒家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仁民爱物”的环境伦理思想，特别是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即把老百姓看做是自己的同胞，把自然物看做是自己朋友的思想，把中国古代的环境伦理提高到20世纪西方学者才能达到的精神境界。

与西方相比较，中国古代环境文化至少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以“天人合一”为逻辑前提。

中国古代虽然有“明天人之分”的思想，但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想则是“天人合一”世界观。“天人合一”命题的内涵相当复杂，古代思想家对“天人合一”的诠释各异，儒家偏重于以天合人，更具人文精神；道家偏重于以人合天，更具自然主义色彩，并且它们都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但他们主张人与自然界同根、同源，息息相关，是一个有机的生命共同体，强调尊重自然、效法自然、亲近自然、回归自然，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却十分珍贵，它为中国古代的环境文化奠定了厚重的哲学基础。

第二，以“天人和谐”为价值理想。

儒家提出“人贵”思想，高扬人的价值，但又主张“天人一体”、“仁民爱物”，肯定自然和动植物的生命价值，并未导致西方人类中心主义征服自然、主宰世界的偏颇观点。道家主张“道法自然”、“与天为一”、“物无贵贱”、“自然无为”；但他们又充分肯定人的个体生命价值和精神自由，也不同于西方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古代主流价值观既非“人类中心主义”，又非“非人类中心主义”，而是“天人和谐”论。天人兼顾论、“成己成物”是中华民族所创造的极具现代意义的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价值观。

第三，以“泛爱”为道德特点。

西方传统伦理思想主要是人际伦理，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西方环境伦理才扩大了伦理的界限，把道德关怀逐步赋予动物、生物和生态系统。中国古代伦理思想与西方不同，从商汤开始，就把道德关怀扩大到禽兽、草木，从未把道德范围局限在人与人和人与社会之间。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显著特点就是“泛爱”、“普爱”，它从形成时期开始就具有环境伦理的特性。儒家创始人孔子第一次提出“泛爱众而亲仁”的思想，名家代表人物惠施进一步明确提出“泛爱万物”的思想；汉代董仲舒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泛爱群生”；桓宽提出了“普爱无私”的观点，到了宋代，卫湜、胡三省等把孔子的“泛爱众”直接诠释为“泛爱一切”、“无所不爱”。佛教更是主张慈悲为怀，普度众生。道教倡导“慈心于物”、“慈心一切”的道德关怀。因此，我们可以说“泛爱”是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基本特点。孔子的有差等的“泛爱”思想在中国古代伦理体系中也占主导地位。

第四，以“养之有道，取之有时”、“取之有度，用之有节”为环境立法的基本精神。

传说夏代就有了所谓“禹之禁”的环保禁令；西周以后，几乎历朝历代都有环境保护的法律、法令。古代的环境保护法律、法令涉及面很广，内容丰富。有关于“四时之禁”的法规，关于建立禁樵、禁猎的自然环境保护区的法令，关于保护城市环境的法令，关于禁止“竭泽而渔”、“焚林而猎”的法令，关于保护“孕兽”和禁止宰杀牛马的法律、法令，关于保护水源、河堤的法律，关于植树造林的法令，关于放生、禁屠的法令等。其中“四时之禁”的法律规范最为系统、最为具体，并且其历史影响也最大。“四时之禁”体现了三个原则：一是“不夭其生，不绝其长”。即尊重动植物的生存权，不能缩短动植物的生命，不能妨碍它们的生长发育和繁衍；只有如此，才能使万物各“遂其生，各得其所”。二是“养之有道，取之有时”。“养之有道”就是要求农业生产顺应四季气候变化的节律和动植物自身生长发育的规律，也就是古人所说的“顺天时”、“顺物之性”。“取之有时”又称为“以时禁发”，就是只能在特定的季节砍伐树木、捕鱼、狩猎。三是“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就是要把人们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行为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取物“不尽物”，禁止“竭泽而渔”和“暴殄天物”。可以说，维护生态系统的再生能力，保护动植物正常生长、繁衍，从而实现资源持续利用，就是我国古代环境立法的基本精神。

第五，庄子认为自然之美是“大美”、“至美”、“真美”，把“自然”、“朴素”、“朴真”作为审美价值标准，把“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作为最高的审美追求；把“既雕既琢，复归于朴”作为艺术创作的基本原则。魏晋玄学家崇尚自然，纵情山水，大大地发展了古人对大自然的审美价值的认识。先秦道家的“贵真”、“崇朴”和魏晋玄学的“崇尚自然”的美学思想在古代被转化为“宛若天成”、“气韵生动，出于天成”、“不假雕琢，浑然天成”等垒石造园、书法绘画的艺术原则，对古代园林和绘画等艺术实践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三、中国古代环境文化的现代价值

尽管中国古代环境文化是传统农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产物，与神权思想、君主专制制度有密切的关联，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但其不仅在中国古代环境保护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对当代人类缓解环境危机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古代环境文化的现代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古代的天人和谐思想，既可以克服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偏颇，又可以弥补“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缺陷，对其加以现代转化可以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哲学基础。

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是现代环境文化的发祥地，现代西方学者不仅对近代以来占主导地位的“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改良，提出了“弱人类中心主义”；而且创立了多种形式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为人类构建环境文化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但我们也要看到，西方并未形成被多数人接受的环境文化体系；不仅陷入了“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新的二元对立；而且在“非人类中心主义”内部也存在着“个体论”与“整体论”的争论。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是环境危机的深层次思想根源，是不可取的；“非人类中心主义”也存在一些严重的理论缺陷；“非人类中心主义”者往往过分夸大人与自然的统一，忽视自然与人对立的一面，否定了人类改造自然的合理性；一些激进生态主义者在肯定自然存在物的内在价值的同时，却走向贬低人的价值，甚至走向拒斥人、敌视人的另一个极端。再如，动物解放论者、动物权利论者和生物中心主义者从西方的“个体主义”出发，一般只关心动物个体的权利或利益。这种理论不仅不能为人类构建真正和谐的生态共同体提供理论支撑，而且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对个体动物以特殊的保护往往会威胁生态平衡。中国古代环境思想，特别是儒家的环境思想，重视整体，反对走极端，强调既“尽人之性”，又“尽物之性”，主张天人兼顾，天人和谐。这是一种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与当代被人们普遍认同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不谋而合，比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更具有合理性和普遍接受性。

第二，中国古代的“泛爱”思想可以成为现代环境伦理的重要道德资源。

中国古代环境文化不仅在理论上肯定一切生命存在物的内在价值，主张关爱一切生命，而且在道德实践层面上，较好地解决人与自然物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中国古人发现了两个道德实践的矛盾与冲突：一是《吕氏春秋·爱类篇》提出的爱物不爱人的问题；二是程颢在《放蝎颂》中提出的对于毒蝎“杀之则伤仁，放之则害义”的两难问题。在唐代，武则天曾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禁屠”政策，出现了保护动物与妨碍老百姓正常生活的矛盾问题。中国古人对这些现实矛盾及其解决办法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天人兼顾、成己成物的指导思想及比较平实、可操作性强、容易被多数人接受的解决办法。这些对于我们今天建构环境伦理体系是十分有益的。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我国古代崇尚节俭的美德是克服现代消费主义时弊的一剂良药。墨家以“尚俭”为本，道家以“慈”、“俭”为宝，儒家以恭俭为宗。一些开明帝王、贤臣良相以节俭为治国安邦之道。我国这一优良传统，不仅在古代对于遏制统治者大兴土木，奢侈无度的行为起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在现代也是人类抑制高消费、高浪费，回归简朴生活方式的道德基础。

第三，中国古代环境文化不仅在古代环境保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现代仍然具有多方面的实践意义。

中国古代环境文化不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我们的事实依据是唐以前我国森林覆盖率较大，水土流失并不严重，环境保护状况较好。据钱穆先生研究，“自唐以前，黄河之安流是常态，而溃决为变态。自宋以后，则溃决为常，而安流为变。”这一历史事实都说明，中国古代在唐朝以前，虽然曾出现过局部的环境破坏，但从总体上看，环境保护状况是比较好的。不可否认中国古代的环境文化是长期维持这一局面的重要因素。值得指出的是，在我国古代涌现了许多保护环境的帝王将相和仁人志士，如尧舜有“好生之德”；商汤“网开三面”；孔子倡导“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孟子对动物深切地同情，“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汉文帝“割意于百金之台”，以简朴著称；汉代黄征君“忧鱼之忧”、“乐鱼之乐”；东汉吴郡主簿包咸严格执法，对“缘楼探雀卵”者“杖之二十”；唐代文学家杜甫“筑场怜穴蚁，拾穗许村童”；宋代文学家苏轼盛赞“为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的慈悲之心；宋代思想家周敦颐“窗前草不除去”，深感草木“与自家意思一般”……此类事例不胜枚举，这说明中国古代保护思想早已成为众多古人的自觉行动，它在古代的实践意义毋庸置疑。

中国古代环境文化在现代是否仍然具有实践意义是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肯定的。它的现代实践意义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中国古代的一些环境伦理原则和法律规范，可以直接转化为现代环境保护原则和规范。如“泛爱一切”、“处物不伤物”、“以时禁发”、“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无故不杀生等环境保护原则以及“畋不掩群，不取□夭，不涸泽而渔”、“獭未祭鱼网罟不得入于水”、“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孕育不得杀，彀卵不得探，鱼不长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等行为规范符合生态规律，符合自然资源持续利用的要求，它们的现代实践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其二，中国古代的生态经济思想对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古人明确提出了“地力”的概念和爱惜地力、保护“地力”的思想；首开了研究土地承载力的先河。唐代白居易和陆贽明确提出资源有限论思想，揭示了有限的自然资源与“人之欲无穷”之间的尖锐矛盾，主张用“制度”节制人们开发和消费自然资源的行为。他们在1000多年前提出的思想，如暮鼓晨钟，至今令人深省。儒家提出以“大有为富有”的思想；道教典籍《太平经》提出“天以生物悉出为富足”，以物种减少为贫困的思想；这种把生物多样性作为衡量贫富的根本标准的思想，即使把它放在今天，也属独树一帜的深邃见解。其三，古人爱恋山水、崇尚自然的审美思想对当代人类建设绿色家园仍有指导意义。孔子提出了“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爱恋山水的美学思想；道家崇尚自然美的审美情趣和古代风水理论在天、地、人、神“四方游戏中尊重、爱护自然景观、美化环境的实践以及古人“不假雕琢”、“宛若天成”的艺术价值追求，可以帮助人们克服西方传统建筑、园林过分强调“人工美”，造成人与自然疏离的弊端，为人们建设绿色家园提供艺术指导。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梳理中国古代环境文化的发展线索，总结其有益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精华，剔除其封建性和神秘性的糟粕，并以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吸收世界各国环境文化研究的先进成果，重建具有中华民族风格和气派的现代环境文化，是贯彻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的客观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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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宋）王与之：《周礼订义》卷二十七，《四库全书》。

[3]《庄子·达生第十九》卷七，《四库全书》。

[4]（元）夏文彦：《图绘宝鉴·六法三品》卷一，《四库全书》。

[5]钱穆：《古史地理论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6]（汉）高诱：《淮南鸿烈解·主木训》卷九，《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