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主圣臣直

野史：评价曾国藩

陈广敷本是一名医生，却有预测人生的本领。刘蓉未发迹时，陈广敷根据他的颧骨，推断他能成就一番大事业。曾国藩在京城做官，陈广敷无缘得见，凭着众人的描述，预测此人是杜衍、文彦博一流的人物，却比不上韩琦、范仲淹。这个预测，比后人对曾国藩的评价低了一截。

老虎屁股何时能摸

咸丰元年（1851）的第一个季度，广西战争的局势逐步明朗。从金田村出发的太平军，表现出少见的纪律和谋略，与官军周旋于大瑶山与黔江、柳江之间的狭窄地区，成为咸丰最头痛的对手。其他各地的小股会党先后遭到官军镇压。张国梁和张钊投诚后得到重用，引发了天地会首领的一系列投降事件。咸丰政权已经找到了最强大的敌手，朝廷正在调集重兵，把主攻矛头对准拜上帝会的农民武装。

三月底，官军在广西西部的百色厅境内镇压了一个盗抢团伙。四月上旬，在广西东南角上的博白县，以刘八为首的天地会部队在遭到官军沉重打击后，部众纷纷投降，官府统计，解散不下二千人。四月十日，他们的头目黄锦泗与冯子材各率部众向官府投降，反戈打击刘八，击溃了刘八余部。三十多年以后的抗法名将冯子材，从此摘掉了造反的面谱。

咸丰接到战报以后，对黄锦泗和冯子材的投诚做了肯定的批示，他对投诚的天地会头目已不再反感。此战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游长龄，是周天爵曾向咸丰举荐的中层官员。如今他独当一面，打败了两股盗匪。咸丰很高兴看到，对郑祖琛和闵正凤的处罚，对优秀中层干部的表彰提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武宣前线失利的战报尚未报到京城之前，朝廷发生了一件令咸丰皇帝盛怒的事情。就事情的性质而言，也许不比广西的败仗更严重，但就它对咸丰脾气的影响而言，即便是丢失了整个广西，也不会令咸丰如此恼怒和沮丧。

这件事的主角是湘乡人曾国藩。

咸丰可以感觉到，曾国藩自他登基以来，一直积极向新主子靠拢。他主动献计献策，就是一个明证。咸丰投桃报李，对他颇为器重。尽管他有些话说得比较坦率，咸丰也不见怪，鼓励臣子们多进忠言。

曾国藩在三月九日呈上了一本很有趣的折子，名曰《简练军实以裕国用》。咸丰十分高兴。他很希望臣子们针对广西的军事发表意见，而曾国藩又抢了先机，而且很有点直言不讳的味道。他公然批评朝廷的正规军，把国家当前面临的最大困难概括为两条，第一是财力不足，第二是军队不精。何以见得？广西剿匪战争开始后，朝廷从各处征调军队奔赴前线，竟然没有一支正规军能打胜仗。其他省份官军的战斗力可推而知。然而朝廷能够支出的军饷已捉襟见肘，为了摆脱困境，只有适当裁军，对保留下来的部队痛加训练，既能节约军饷，又能提升军队的战斗力。

曾国藩在咸丰不断向广西增兵的关头，提出裁军和大练兵的建议，虽然颇有见地，却毫无可操作性。全国官军的总兵力约为五六十万人，广西一省发生战事，朝廷已从七八个省份调兵前往，已到广西和正在赶往广西的作战部队，已达两万多人，而周边省份还有几万名驻防军处于戒备状态。这些作战部队和警备部队的兵力统计，还未包括补充正规军兵力不足的民兵。咸丰此刻深感兵力不够用，而曾国藩却要求他裁减兵员，岂不是釜底抽薪？如果战争规模进一步扩大，咸丰很可能还要向更多的省份征调兵力。咸丰也希望精兵节饷，但眼下的局势却很可能迫使他不得不下令增募兵员，所以在他看来，曾国藩的建议只是一纸空谈。

咸丰看了他的奏疏，不仅能够容忍他批评军队，也能原谅他过激的言论。官军在广西并非没有打过一个胜仗，曾国藩对官军的指责不尽切合实际。但是瑕不掩瑜，咸丰看重他的一片忠心，以及他对军务的关注。咸丰召他进宫陛见，表扬他的看法切中时弊，表示等到广西事定以后，再行办理。这几句圣训说得非常委婉，就是要让曾国藩明白：现在朝廷用兵孔亟，现有兵力尚嫌短缺，裁军一事就免提了吧。咸丰还告诉他，他的这份奏疏留中不发，以免动摇军心。

曾国藩再次受到最高统治者的鼓舞，有心加大劝谏皇帝的力度。四月二十六日，他上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一折，借着预敲警钟之名，针对他在年轻皇帝身上看到的缺陷，直接提出批评。咸丰孜孜求治，朝廷的臣僚世故太深，都以为皇上只是图一时新鲜，摆个广求直言的门面，其实还是想听歌功颂德的赞美之音。所以，几乎没人敢以逆耳忠言上达天听。曾国藩却不随大流，意图独树一帜。他经过缜密的思考，认为新皇帝面对着一个烂摊子，确有集思广益的诚意，希望朝野之间形成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

这固然是一个犯颜直谏的有利时机，然而议论朝政、评价军队是一码事，把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皇帝，即便是“敬陈”式的劝谏，也仍然要冒杀头的风险。曾国藩不得不掂量规避风险的把握究竟有几分。他看到了一个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广西的军务已到难以收拾的地步，皇上不得不把枢密大臣派往前线去指挥作战。赛尚阿奉旨出行，朝野上下无不震惊，感到了战争局势的严重性。既然皇权都到了摇摇欲坠的地步，难道皇帝还会因为一个臣子提出坦率的忠告而削掉他的脑袋吗？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曾国藩想。不管皇上是否叶公好龙，他决定做一条真龙给皇上看看。他拿性命做赌注，要做一回骨鲠之臣，亮出风节，显露威棱。如果皇上不畏真龙，他必定以直言敢谏闻名朝野，而皇上也会对他更加倚重。

曾国藩决心既下，奋笔疾书，写下了这份著名的奏疏，“所陈多切直之语”。他指出新皇的三大缺点，第一是心思琐碎，第二是爱做表面文章，第三是刚愎自用。这些指责是否切合实际，并不十分重要。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在一个年长二十来岁的臣子眼中，总会显出许多有欠成熟的品质，你可以称之为缺点，也可以说是成长的过程。任何一个爱护后生的长者，都可能善意地提出建议，矫正他的偏向。但咸丰不是普通的后生，曾国藩也不是泛泛的长者。这是君臣之间的一场政治游戏，一场挑战和较量，也是一场押注甚大的赌博。

咸丰是一位颇有修养的君主，但他仍然是不可一世的天子。他看完这份奏折的第一反应合乎常情，勃然大怒，脸色煞白，把折子扔到桌上，不停地来回踱步。

这哪里是劝谏，分明是对新皇权威的挑战，太伤皇帝的自尊心！咸丰忍无可忍，用朱笔在奏折上批道：曾国藩逆言犯上，着即缉拿问斩。

咸丰在盛怒之中召见军机大臣，将朱批折子扔到他们脚下。

祁俊藻一看朱批，知道皇上气昏了头，做出了不明智的决策。他叩头如捣蒜，连声说：“主圣臣直，主圣臣直啊。”

季芝昌是曾国藩的会试座师，极力为门生求情：“这个曾国藩，是微臣的门生，生性愚憨，恳请皇上宽而宥之。”

军机大臣都是一个口径：曾国藩奉旨直言，此人杀不得。咸丰冷静下来，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没有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臣子治罪，还“优诏褒答”，把他夸奖了一番。

咸丰当然也要让自己有台阶可下，维护天子的颜面。上谕说：曾国藩此折意在预防流弊，虽然迂腐欠通，意尚可取。朕自即位以来，凡大小臣工章奏，凡对国计民生、用人行政等大事有所补益者，无不立刻采纳施行；即便是阐述理学之道，有益身心的奏疏，朕也会摆在身边，随时浏览。对于不具可操作性的建议，朕有时加以驳回，有时则说明理由。朕广求直言，绝非沽名钓誉，而是身体力行。你所指出的问题，除了有关广西军务的问题朕已查办以外，其余各条都不免偏激，有失公允，或者是以偏概全。念你的初衷是为朝廷建议，朕也不加斥责。至于你说君主一有骄傲自满的念头，必然导致喜谀恶直，倒是说中了要害。朕知道自己德行尚薄，时刻反省自身的不足，若是因为臣子说了几句过当的话，便不听劝谏，以至于不能集思广益，那就是骄傲自满的萌芽。君主应当自省，臣子也当自勉，互相鞭策，才能治理好国家。

曾国藩犯上直谏，咸丰宽容不究，成就一段双赢的佳话。咸丰保持了从谏如流的贤君风范，曾国藩则在满朝文武中赢得了直言敢谏的名声。如果说这件事的赢家还有大小之分，那么曾国藩显然略胜咸丰一筹。此人连皇上的过错都敢评说，皇上也拿他无可奈何，他在官场中的地位，岂不是非常特殊了么？

据说，由于这件事情，咸丰对曾国藩怀恨终身，未能释怀。准确地说是又恨又怕，恼火几分，佩服几分，忌惮几分。

直言须向亲信求

在赛尚阿抵达广西之前，由于官军前线将领互相扯皮，咸丰只能寄望于派去掺沙子的乌兰泰提供真实可信的情报。乌兰泰跟皇上绝对同心同德，官军将领中唯有他对敌军的脱逃最为心焦。皇上跟他的密件往来透露了不少隐衷，乌兰泰深知皇上对他寄予厚望。这时官军在广西分散剿匪的压力已大大减轻，可以集中精力对付从武宣朝象州方向突围的金田农民军。乌兰泰急于报效朝廷，却苦于手下无兵。他向周天爵要来两百多人，加入向荣的追击行动。

四月十七日中午，乌兰泰率部离开武宣，探知敌军驻扎在庙旺墟，屡次攻打古城的官军营盘，未能得手。乌兰泰认为这是一个良机，可以从敌军后方发起攻击。但他行至距离庙旺墟还有十多里的新远时，得知古城营盘已被敌军攻破。乌兰泰催促所有部队一齐前进，行至牛栏塘，太平军闻风撤退，返回庙旺墟等处。

乌兰泰心想：古城军营的败兵，如果回到象州，城内人心必乱。我必须领兵先进象州，发布告示，叫百姓不要惊慌。

乌兰泰很快稳住了象州城，展开地图，考察敌军可能进兵的路线。如果敌军从象州城以东北上，最可能行走庙旺—寺村—中坪—罗秀—大乐一线。他们通过这些村庄之后，即可取道桐木，进入四排。此地北上桂林，就只有约二百里的路程了；敌军也可能朝东北方挺进，进入大瑶山的八排，那里的地势易守难攻，很难找到聚歼敌军的机会。

敌军继续北上，后果不堪设想。乌兰泰当即决断，必须拦头将敌军阻截在寺村以南。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乌兰泰手下只有二百人，再无兵力可派。只有取得向荣的支持，才能实施他的战略意图。他派出一名通信兵，飞马给向荣送信，请他设法部署兵力防守。

向荣未曾主动派兵去寺村设防，但他没有理由拒绝乌兰泰的请求。可是对手比官军行动快了一步。四月十九日早晨，乌兰泰接到探报，敌军已陆续开入寺村。向荣此时才开始动作，带兵从象州东门外驰赴罗秀、桐木一带堵截。乌兰泰为了构成夹击之势，催促秦定三拔营尾追。第二天，探知敌军仍驻寺村，顺带占领了附近的大井、白石等小村庄，显然是在征集补给。四月二十一日，敌军从寺村奔向中坪和百丈。

太平军现在的位置在象州城以东偏南。他们占据的百丈、新寨、中坪一带，都是傍山依险，可以作为根据地。不过，照乌兰泰的推测，这里地势虽然有利，可是粮米无多，敌军一定不会久留此地。

乌兰泰赶紧跟周天爵和向荣会商，桐木是东路的总汇之地，越过桐木，就到了修仁的石墙，是东路通往桂林的咽喉；罗秀则是西路通往桂林的咽喉，从这里途经塞沙、鹿寨和运江，一路可到省城。毫无疑问，桐木与罗秀是两个重地，必须派重兵列营拦截，才能抵御敌军的突围行动。

向荣重兵在握，主动要求扎营桐木，控制北路，秦定三的黔军则在南路看守。四月二十七日上午，太平军从鳌村和马鞍山分七路进兵，攻击贵州三镇营盘。总兵重纶认为，与其出营应敌，不如坐守防御。将领们一致同意，令各营部署兵力打防御战。官军用九节大炮瞄准敌军，等到太平军逼近，开炮轰击，将太平军前锋几十人全部炸死。太平军受创撤退，稍作休整，发起第二轮攻击。由于连续遭到炮击，太平军失去了进攻力量，撤兵回营，双方形成对峙局面。

乌兰泰身在象州，密切关注着太平军的动向。几天后，他接到一份密旨，拆开一看，皇上向他提出了一大堆问题。乌兰泰感慨不已，皇上年少，竟一心扑在国事上，为广西战事呕心沥血。他把前线奏报一份份对照着看，心里仍有许多疑问解不开。乌兰泰好一阵内疚，深感没有尽到为臣的本分。皇上如此伤神，都怪前线臣子提供情报太少。

咸丰远在北京，还在研究秦定三、周凤岐等总兵抗命不遵的真实原因。他向乌兰泰掏出了肺腑之言。周天爵说向荣包庇儿子向继雄，以致部队不服，不肯卖力，是否属实？博春与和春统带的湖南兵，为什么时历三月，并无一战？周天爵素来敢讲真话，应该不会诬陷向荣。可是向荣奋勇争先也是人所共知啊。如今连徐广缙也参劾向荣推诿责任，观望不前，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朕对秦定三缺乏了解，乌兰泰啊，你刚到军营，用不着维护任何人。这些官员为什么不和，你要亲自访察清楚，找出真相。是不是周天爵不善驭众，致失兵心？或者是向荣与秦定三等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打仗观望不前？查明之后，据实密陈，不要掩饰。赛尚阿未到以前，你要仰体朕意，调和诸将，使之尽释前嫌，共图决胜。朕对你了解最深，知你素来沉毅，一定会不负委任。这是密旨交查的事情，千万不可泄漏！勉之慎之。

咸丰的难处在这封密信中透露无遗。他对向荣已有疑心，但他不想公开流露。他想把余万清调往广西，可是骆秉章未必愿意放人。湖南的永州和郴州的确需要高度戒备，还要防止湖南土匪接应广西，余万清一时确实走不开。所以，在问题查实之前，咸丰还得依靠向荣。

钦差肚量不如皇上

广西官军在象州以东与拜上帝会胶着时，新任钦差大臣赛尚阿刚刚进入湖北。他奉到谕旨，不得不预先筹划广西的战事。但他既非神仙，也非军事奇才，不可能比前线将领考虑得更为周全。他的复奏毫无新意，只是重复周天爵和乌兰泰的看法，认定拜上帝会为主要敌手，只要把此敌歼除，再去攻剿余匪，就能势如破竹。

赛尚阿于五月四日抵达湖北应山县境，接到周天爵的信函，得知自己将要面临的对手十分顽强，不由得有些心虚。他想，官军在广西打得如此艰难，如果不大量增兵，我一个文官，去了又有何用？他统计了一下，朝廷前后向广西调派的兵力，只有一万五千名。已经开到前线的部队，投入实战以后，战斗力并非很强；续调未到的兵力，应该还在途中，即便开到广西，还是不够调配。于是他连忙向皇帝请求增调二千名湖北兵为他撑腰。

赛尚阿的请求令咸丰颇为不快。他对祁俊藻说：“古人用兵，有人以多胜少，也有人以少胜多。官军的战斗力在于团结，要靠统兵大员指挥得当，如果都像秦定三等人那样，兵力再多又有什么用？叫赛尚阿不要一味强调兵少，官军的恶习要靠他铲除，必须号令严明，信赏必罚，才能迅速殄除丑类。朕这一次就给他壮壮胆，叫程矞采和龚裕在湖北各营内挑选精兵二千名，赶赴广西军营，听候调遣。”

咸丰顿了一顿，问道：“赛尚阿要骆秉章把前任秀水知县江忠源派往广西，只说他以前因为湖南匪徒滋事，团练颇有成效。此人还有些什么才干？”

“回皇上，其实这人还是微臣推荐给赛尚阿的。”

“哦？你这个大学士，又如何识得一个浙江的知县？”

“回皇上，微臣并不识得，乃是内阁中书左宗植向微臣举荐。左宗植是湖南人，熟知江忠源，说此人颇有军事才干，足以对付逆匪。他担心赛尚阿身边无人辅佐，特意推荐此人。”

咸丰道：“既是如此，朕便准了赛尚阿所请。”

赛尚阿五月九日渡过长江，行抵武昌，兼程前进。朝廷所调的四川官兵，已有部分赶到武昌，赛尚阿令他们陆续从水路行军。他自己与达洪阿、巴清德分别从陆路前进。

赛钦差离了湖北，很快进入湖南。他所带的文武官员，多达上百人。如此庞大的钦差队伍，令沿途地方接应不暇，接待的规格不免简陋一些。赛钦差倒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可是他那帮手下在京城舒适惯了，又想借跟随赛大人出差之机捞点油水，结果到湖南一看，食宿有所不周，油水也不大，于是对湖南州县的接待牢骚满腹。

钦差的大队人马刚到洞庭湖畔，总管便向钦差报告：“大人，地方官员的招待，比北方各省寒酸得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