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广西奇闻
广西民谣：
强如狼，弱如羊，扶弱锄强张嘉祥。
第一号中央文件
对于咸丰登基前后广西爆发的武装造反，咸丰的儿子同治皇帝后来有所总结。按照他的说法，这场大规模的动乱始于道光三十年（1850），也就是咸丰皇帝刚刚接手皇位的这个年份。其实在此之前，广西的盗抢杀官现象已经相当严重，只是官府不敢上报，致使朝廷直到道光三十年才接到明确的奏报。于是官方的文件都统一于这一时间口径。
咸丰接到有关广西匪情的迟来的报告，也许还没有意识到事态究竟有多么严重。即便他感到了某种恐慌，他也会表现得颇为镇定。他历来遇事不慌。他有父皇看好的可贵品质：沉稳。
当他的身份还是四皇子奕詝的时候，他就学会了忍耐。老师杜受田教他韬光养晦，增强了他内敛的天性。深宫内廷中发生的所有不愉快，包括跟六弟奕訢争强斗胜，他始终以平静的外表掩饰内心的波澜。登基以后，他总是把朝政时局引起的情绪强压在心里。
长久的内敛，导致这个年轻人体弱多病，面色发黄。他有气恼，有愤恨，有恐惧，有牢骚，但很少发作出来。他拼命地压抑自己，结果弄得身子骨非常虚弱。不论多么好的太医，哪怕是华佗再世，扁鹊转生，也无法给年轻的皇帝解除亚健康状态。想来想去，只能劝他喝鹿血。于是宫廷里养了一百几十头鹿，每天令人取血给皇帝进补。
然而咸丰的痼疾是无法治愈的，他的忧患注定没有止境。当他手持广西送来的战报时，他登上皇位之后才不过四个月啊。这份战报至少传达了一个信息：内战的火焰已在湿热的南方燃起，西洋的夷人已不是唯一令他头痛的问题。
根据广西巡抚郑祖琛的奏报，咸丰很快对南方的局势有了大致的了解。广西的贼情非同小可。郑祖琛真是胆大包天，居然长期对贼情隐瞒不报！广西全省几乎都有会党活动，他怎么敢拖到现在才奏报朝廷？
咸丰盯着广西地图，对照奏疏察看。广西中部的柳州一地，周边都有反贼。柳州本地有陈东兴和陈亚贵一伙，柳州西北面一百多里处的庆远有张家幅和钟亚春一伙，柳州东南约一百里处的象州有个区振祖，象州以南约一百里处的武宣有梁亚九和刘官生，武宣东南方约一百里处的浔州有个谢江殿，而在柳州东北方约两百里处的平乐也有一伙盗匪。这些盗匪“分散肆扰”，其中以柳州的陈亚贵一股最为厉害。
咸丰看得一阵头晕。父皇移交的江山真是不平静啊。他老人家不许臣子们报告贼情，讳疾忌医，那些奴才乐得报喜不报忧。咸丰嘴里不说，心里感慨万分。看来，朕要振作精神，把父皇留下的烂摊子拾掇一遍。多喝几碗鹿血滋补身子，一定不能倒下，一定不能慌张，一定要忍耐、忍耐再忍耐。前朝的勋臣们或许不是无能，而是畏惧父皇。朕要给他们戴罪立功的机会。朕还要加紧网罗人才。曾国藩说得对，必要时不惜打破人事制度的条条框框，也顾不得自己的好恶了。哪怕臣子顶撞，朕也要把怒气强咽下去。
道光三十年五月十九日，西历1850年6月28日，弈詝就广西武装造反事件，给广西巡抚郑祖琛发了一道上谕。这道上谕，可以视为清廷针对广西会党造反下发的第一号中央文件。
由于清廷情报系统在全国处于瘫痪状态，加上官员有意的蒙骗和欺瞒，广西的官府甚至没有告诉皇帝，清廷在广西的真正对手究竟是何方神圣。咸丰在这份文件里没有提到洪秀全一党的名字，显然朝廷还不知道这帮大对头的存在。
后人读了这份文件，可以看出满清行政体系的一大堆问题。
第一大问题，满清官员的政治嗅觉非常迟钝。其实在这时候，广西柳州东南方向的山水之间，冯云山等人正在秘密酝酿咸丰年间最大的一场军政风暴，很难想象一个稍微敬业的官僚体系，会对洪秀全这位朋友主持的农民运动筹备工作毫无察觉。但事实上郑祖琛的班子就是如此缺乏效率，他们的确不知道治下有个拜上帝会正在蓬勃发展，即将公开对抗他们的权势。因此，他们没有向北京提供这方面的任何情报。
第二大问题，广西的官府在故意掩盖矛盾。应该说，广西官场中并非无人察觉拜上帝会的危险性。桂平县的代理知县李孟群，就对这个宗教组织有所警觉，并且有意将祸端消弭于未发之前。但是他官职太小，人微言轻，他的主张被广西第一高官郑祖琛当作杞人忧天，一手压下来了。
李孟群此时年方二十，血气方刚，正是新皇帝很想在宦海中寻觅的合格官员。他对拜上帝会的警觉发生在三年以前。
冯云山曾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被桂平县的官府逮捕下狱。当时的桂平代理知县就是李孟群。他对冯云山这个在本地客家人中非常吃香的外来人起了疑心，想查一查他是否有什么不法行径。实施逮捕时，衙役们搜出了十九本名册，上面登记了拜上帝会追随者的姓名。李孟群看到了冯云山一呼百应的号召力，建议郑祖琛立即将他正法。郑巡抚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一心向佛，脾气温和，害怕暴力，担心杀了冯云山会引起事端。他下令释放这位外来客。李孟群叹道：“这无异于放虎归山啊！”他虽不情愿，却无奈地执行了命令。
李孟群和郑祖琛代表着广西官员的两个极端。当一省局势完全失控的时候，李孟群对付造反武装决不手软，但他未在决策层，无法挽回官军的败局。他的政治嗅觉非常灵敏，行动也很果决。后来的事实说明，如果郑祖琛采纳了他的建议，也许桂平县境内还会有人起事反清，但会不会建立太平天国，就很值得怀疑了。
李孟群不仅善于识别造反派，而且由于进士出身，少年得意于官场，对朝廷十分忠心。他的父亲李卿毂是一名中级官僚，没少给他灌输忠君报国的儒家理念。特别难得的是，这个来自河南光州的年轻人虽然身居文官之位，却有军人的气概，领兵作战毫无畏惧，很快就让年纪跟他相当的新皇帝对他有了一些印象。
第一号文件暴露的第三大问题，是咸丰小子在政治上的稚嫩。咸丰在初登皇位的时候，还固守着祖制中的若干教条，不肯轻易饶恕逆党中人，不懂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镇压造反派。他在上谕中指出：广西布政使劳崇光在道光二十九年勉强招安造反头目张嘉祥，是一个失策的举措。此人单人匹马投靠朝廷，部众没有跟随他来吃皇粮，而是“四散勾结”，造成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态势。
咸丰的思维仍然没有摆脱老套。他虽然很想启用新的人才，但他的思想解放有限，还不能接纳一名投降的叛逆。他对劳崇光的做法颇为不满。他想，一个反贼，把他的部队打垮，把他抓起来处死就行了，何必急于招安？难道我大清缺少人才，还要靠这个目无法纪的贼头出力？
其实，犯错误的人不是劳崇光，而是咸丰自己。他不了解张嘉祥，也不懂得招安此人的重要性。直到几年以后，咸丰才不得不承认，劳崇光招降此人，为清廷办了一件大大的好事。张嘉祥不仅成了一名忠心于朝廷的大将，而且他接受招安并受到朝廷重用的事实，起了瓦解敌对阵营的垂范作用。
如果咸丰亲眼见过张嘉祥，也许会改变一点看法。张嘉祥毫无贼相，面目美秀，神情文雅，举止谦恭，如同书生。他属于外表和行事风格相冲突的类型。一副儒相掩藏了侠肝义胆和放荡不羁。
新皇帝犯如此低级的错误，也是情有可原。他对两个情况估计不足。第一，广西官军确实打不过张嘉祥这股土匪；第二，当时的官军真还是缺乏张嘉祥这样的人才。咸丰尽管头脑精明，但由于情报不足，消息不灵，未能知己知彼，在这个问题上错怪了劳崇光。
张嘉祥又称张家祥，广东肇庆府高要县人。家里穷得养不活他，他十五岁那年从广东老家来到广西贵县，投靠叔父。道光年间，广东人跑到广西实现抱负，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洪秀全与冯云山，张嘉祥也是其中之一。
这个少年人生性落拓不羁，爱玩好赌，就是不肯出力做工。叔父给他找了个地方打工，他哪里肯受约束，很快就被雇主辞退。他整天跟一帮小太保混在一起。同伴遭到土豪的刁难，他去打抱不平。不是吵架起哄而已，而是动真格的，拔刀相助，暴力杀人。
到此为止，张嘉祥还只是一名小混混。他斗不过土豪，备受其辱。于是发誓报复，走上了强盗的亡命之路。他邀集同伙，绑架一位牛皮商人六岁的儿子，得到一百两银子的赎金。这是他步入绿林后挖到的第一桶金。
天地会最喜欢张嘉祥这样的年轻人，视之为天生的合作伙伴。几名会众找他结拜兄弟，推举他主持“义堂”。张嘉祥说：“要我当头，就要劫富济贫。”他们的活动，除了抢劫打单，就是绑架勒索。由于组织不够严密，遭到官府打击，他率领余部二十九人进入钦州境内的万山，投奔了一名山寨大王。
盗匪们称山大王为老大，其余头目则以兄弟相称，依次为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n。老大一见新来的小张，哟，这是个白面书生嘛，还能仗义杀人？太难得了。想了几天，决定把女儿嫁给他。可是山大王的宝贝女儿嫌小张出身微贱，死也不嫁。山大王又打算把他提拔为老二，无奈手下又不同意。
众兄弟看不起小张，但还得给老大一点面子，议来议去，同意他做老幺。老幺排名第十位，也就是头目中的最后一位。
山匪排座次，也要论才干。才大居前，才小居后。评判才干的标准，当然不是文化考试，要看杀人越货是否利索，上缴的财物是否丰盛。
大家很快发现，让小张做老幺，没有体现以才任职的原则。每次出勤抢劫，张嘉祥的收获总是比别人多一倍；每次抗拒官军，张嘉祥总是打胜仗，众首领无不惊服。
有一天，山中缺粮了。山大王有令：去越南边境“借粮”！
“借粮”的潜台词自然是抢粮，如同“嫖宿”的潜台词可以是对幼女的强奸。可是越南人也不示弱，偏不肯“借”，赶着一群大象来抵抗。盗匪骑马，哪里是大象的对手，只得落荒而逃。张嘉祥没有逃。他知道，一物降一物，大象也有克星。他令手下捉来几百只老鼠。第二天再战，匪众将老鼠扔在地上。老鼠纵横跳踉，大象居然吓得不敢动弹。小张大获全胜，肆掠而归。
不久，老大病死，群盗推举小张做老大，自行纠正狗眼看人低的错误，也算是为小张平了反。这一年，张嘉祥十八岁。
张嘉祥手下有一万兵力。他用兵法约束部众，约法三章：凡是打劫官员和商贾，不准杀人；抢得的财货，必须留还十分之一，给被害人经商做资本；抢了官员和百姓，还要发给路费。
广西米价腾贵，地主、奸商乘机囤积居奇，抬高米价，贫苦百姓生计维艰。张嘉祥实践了“劫富济贫”的主张。他的话说得很明白：“上等之人欠我钱，中等之人得觉眠，下等之人跟我去，好过租牛耕瘦田。”
张嘉祥连中产阶级都不去打扰，让人家能睡安稳觉，自然会赢得“侠盗”的美誉。为了严格控制打劫的对象，他用严格的纪律约束部下。他跟其他的强盗就是不一样。富豪拿出钱来，就能免于一劫。中产者他不闻不问。没钱的人，更是秋毫无犯。他真正做到了“杀官留民，劫富济贫”。部下偶然把抢劫对象扩大化，一经查实，他会砍下违规者的脑袋。
下等之人就是贫苦农民，跟着他就有温饱，于是纷纷加入张家军。张嘉祥领着他们四处打单抢劫。民谣唱道：强如狼，弱如羊，扶弱锄强张嘉祥。
张嘉祥为盗而不为民众所畏惧，反而受到普遍的欢迎，广西的官员就不得不认真对待了。
官军征讨山匪，山中仓促之间找不到武器，小张叫人砍下竹竿抵抗。匪众都很纳闷：竹竿怎能对抗金属的兵器？但也只能硬着头皮上。跟官军交手之后，竹竿被钢刀一点点削去。交战越久，竹竿的尖头削得越锐利，只要刺中敌人，不死即伤。匪众们很快就用得得心应手，又获大捷。
张嘉祥优待俘虏。山匪抓到官兵，张嘉祥都以礼相待，好言安慰，然后释放。叫他们给官府带信，陈述自己不得已跻身绿林的苦衷。他保证，只要官府能够赦宥，他愿出力效死。可是，他没有遇到劳崇光这样有胆识的官员，所以只好继续在山上落草。
张嘉祥做了十年山大王。道光二十九年（1849），张嘉祥二十八岁。他率领一千多人下山，来到贵县。此地“五方杂处，良歹不分，奸宄易藏”，天地会动不动就召集民众烧香拜会。他学着官府的派头，公然在覃塘圩张贴告示，招兵买马。四五月间，他联合其他会众，抢掠南宁府的左江、柳州府的右江和桂林府的漓江等处。他的部众都用红布包头，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帜。他有枪有炮，还有骑兵。
拜上帝会网罗人才，想把小张也收到上帝的旗帜之下，派人来请。张嘉祥说：“我当盗匪，是不得已的事情，怎能跟随叛贼去造反！”
浔州府的文武官员率部会剿张嘉祥。张嘉祥从覃塘转移到甘塘，在此与官军遭遇，击毙清军参将段炳南，气势更加嚣张。
正在此时，劳崇光带领团练亲临剿匪前线。他发现，贼匪控制了河道，左江镇总兵盛筠竟然束手无策。官员行走水路，哪怕派水军护送，还是冲不过贼卡。走水路的商旅更是提心吊胆，竟然委托张嘉祥护送。张嘉祥并非奉了官府之令，但他居然连官员也肯护送，有些官员索性请他做保镖。
临桂人朱琦对劳崇光说：“劳公，常言道：盗亦有道。张嘉祥跟别的贼匪不是一路。听说他早就有心归顺朝廷，何不将他招安？”
劳崇光说：“这是好事，就请朱公试探一下，如何？”
朱琦做过朝廷的言官，以直言敢谏而著称，此时正在家乡办团练，跟劳大人一起剿匪。他非常欣赏张嘉祥的侠盗作风，写了一封招降信，派人送到山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