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3.体制不健全的祸患——1958年11月苏丹军事政变
【六】
宗教种族纷争引发的政变
种族、宗教纷争在一些国家，特别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一直存在着，有时纷争还相当激烈，流血冲突也在所难免。而种族、宗教往往与国家上层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且上层政治人物往往还可能是某一种族、宗教的代表。一方发动政变推翻当权者便意味这一方种族或教派掌握了国家政权。就此可言，种族、宗教矛盾是现象，夺取国家政权是实质。
133.体制不健全的祸患
——1958年11月苏丹军事政变
位于非洲东北部，有着悠久的历史，1899年成为英国和埃及的共管国，1956年1月1日宣布独立，成立苏丹共和国。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苏丹同其它许多非洲国家一样，也是政变多发国之一。1958年11月17日，以苏丹武装部队总司令易卜拉欣·阿布德将军为首的军人集团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军政府。这是苏丹独立后的第一次军事政变，它对苏丹的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
苏丹自然条件恶劣，常年干旱少雨，最热季节的室外温度可达50摄氏度，故有“世界火炉”之称。其政局如同该国气候一样，乱得热烈不止。这其中一是由于伊斯兰教势力强大，二是缘于埃及的关系。这两点使苏丹独立后出现了左右两翼的激烈冲突。因此，苏丹全国居民基本上分两大部分：北部居民基本上是阿拉伯人，约占全国人口的2/3，信奉伊斯兰教；南部居民为非洲黑人，大部分信奉原始宗教或基督教。
阿拉伯民族主义领袖纳赛尔的思想在苏丹广泛传播，对苏丹的青年和军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苏丹武装部队的部分年轻军官仿效埃及的同行，组织了秘密的“自由军官组织”，发誓要实现军人管理国家的目的。埃及“自由军官组织”的政变，曾得到颇有势力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协助，但政变后，由于双方政治主张的分歧，纳赛尔对穆斯林兄弟会实施了镇压。纳赛尔对宗教势力的打击，也影响了苏丹伊斯兰教派对纳赛尔主义的态度，即影响了苏丹的政局。
1956年7月，刚独立不久的苏丹内阁辞职，伊斯兰安萨尔派支持的乌玛党总书记阿卜杜拉·哈利勒出任总理，组织联合政府。在1958年2月的大选中，乌玛党获胜，哈利勒继续担任总理。复兴、弘扬伊斯兰教是乌玛党的重要政治纲领，此外，哈利勒政府实施亲西方的外交路线，这与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存在着严重的分歧。独立后的苏丹经济状况一直很糟，大多数居民的生活十分贫困，哈利勒政府对此束手无策，引起广大民众的不满。
为解决当前的经济困难，1958年，哈利勒政府与美国签订援助协定，但却立即遭到苏丹人民的普遍反对，左翼力量多次组织工人反对“艾森豪威尔主义”和拒绝接受美援的示威游行。事实上，工人的总罢工已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右翼的哈利勒政府的斗争。但政治主张各异、一盘散沙的左翼没有力量夺取政权。
阿布德将军策划政变
全国政局的动荡，在武装部队中出现了强烈的反应。以“自由军官组织”为代表的激进的少壮派军人主张发动政变，认为军人直接执掌政权才是惟一拯救国家的出路，同时认为必以纳赛尔主义作为建国的指导方针。在武装部队的一部分高中级军官中，主张推翻哈利勒文官政府，其代表人物是武装部队总司令阿布德将军。在这部分军官中存在着浓厚的权欲思想，他们直接执掌着武装部队的指挥权，多次表示支持阿布德发动军事政变。
苏丹武装部队的力量比较薄弱，只有1万余人。但苏丹伊斯兰教派的势力却显得很雄厚，如势力强大的安萨尔教派，约拥有300万穆斯林信徒，其教长之子萨迪克·马赫迪曾是执政的乌玛党的主席。苏丹第二大伊斯兰教派——哈特米亚派，是哈利勒联合政府中的人民民主党的支持者。更令人不能忽视的是，这些伊斯兰教派获得一部分拥有武装力量的部落领袖或大封建主的支持。
阿布德将军筹划的政变计划是在非常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以防执政党利用教派势力进行对抗，还考虑到发动政变时必须防止流血事件，特别应保证政党领导人和政府部长们的人身安全，以免挑起伊斯兰教派势力的反击。
在得到首都喀土穆地区的武装部队和首都治安部队的一致认同下，苏丹武装部队总司令阿布德发出了接管政府的命令。1958年11月17日凌晨，喀土穆郊区兵营开出多支武装部队，满载士兵的车队向市区急驶，随后是坦克和装甲车。治安部队已在市区做好接应工作。按政变计划，政变部队必须在清晨前抓捕政府总理和全体部长，占领各要害部门和政府机构，控制整个首都。
政变部队迅速占领了电台和通讯机构。多支小分队分别进入了政界要人们的住宅，除逮捕了少数被认为是危险人物外，大多数人被软禁于家，随后切断了首都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政变部队占领政府机构和控制首都后，政变领导人即与各地区的驻军进行联系，通报政变已成功的消息，争取他们的支持。这次政变以组织完善、行动秘密和迅速而取得了成功。
政变领导人阿布德在国家电台发表讲话，宣布武装部队发动的政变已获得胜利，推翻了腐败无能的哈利勒政府，成立了军政府，以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作为全国最高权力机构。最高委员会的主席为阿布德将军，成员有艾哈迈德·阿卜杜勒·瓦哈卜少将、穆罕默德·塔拉特·法里德少将、6名上校和2名中校，共11人，包括了陆海空军种、治安部队和地区司令员。最高委员会的组成，使参与政变的“自由军官组织”感到不满，这个以尉级军官为主的少壮派军人集团认为，他们被武装部队领导和高级军官们出卖了。最高委员会宣布成立的新内阁，其中有7名军人，他们掌握了重要的部门，阿布德将军任总理兼国防部长。
武力与怀柔兼济
最高委员会在命令中宣布废除苏丹临时宪法，解散议会，并决定将全部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以及国家武装部队的指挥权授予最高委员会主席。还宣布，为了维护公共秩序，暂时停止一切新闻报刊出版。阿布德在他的广播讲话中表示，这次武装部队发动政变的目的是要“铲除一切国家机构中的无政府状况和腐败的作风。新政府将把腐败转变为廉洁和正直，把失望转变为希望”，而且“将展开一场运动来铲除由于各政党之间争权夺利而蔓延到全国的腐化风气，必须解散一切政党并禁止活动”。
政变后的局势平静，政府机构照常办公，学校没有停课，商店开门营业，首都与外界的联系很快恢复，这与政变的策略有密切的关系。一是政变显得十分温和，不但没有流血，而且对前政府各级领导人和政界人士未予伤害，在政变的翌日即恢复了被软禁者的自由和释放了被逮捕的官员。这与不少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粗暴对待前政权领导人的政变有显然的不同之处。二是争取伊斯兰教派的支持，把主要伊斯兰教派领导人作为新政权的顾问对待。政变的第二天，阿布德专程拜访哈特米亚教派领袖扎耶德·阿里·米尔加尼、安萨尔教派领袖萨迪克·马赫迪。这两位有影响的宗教领袖表示支持武装部队的政变，还发表了号召他们的信徒支持军政权。马赫迪在广播中说：“我们大家都曾经为维护我们国家的独立和发展进行了认真的工作，独立以来的历届的执政者或参加政府的政党虽都掌握了这一有效的手段，但他们的执政都相继失败。我们应该支持这次革命，祈祷这次革命取得成功。”政变当局巧妙地暂时分化了惟一能向武装部队挑战的力量。
排斥一切非军方势力
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接管政权后，即展开了一场争夺权力的斗争，它在政治上表现出树立武装部队绝对权威的行动，即排斥一切非军方的政治势力。苏丹的政治集团，一直由政党、宗教、社会团体（工会和青年组织）构成，它们之间又有密切的关系。如苏丹的伊斯兰教派与政党有密切的联系，工会与政党和青年组织也有联系，青年组织与学生组织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纽带。鉴于伊斯兰教在苏丹的权威地位，军政府不敢向伊斯兰教派直接挑战，利用取缔一切政党活动的方式，既打击了苏丹政界的力量，也间接地压制了伊斯兰教派的势力，企图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苏丹工会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曾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独立后苏丹工会联合会成为左翼的一支重要力量，它除了维护工人的经济权利外，还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始终与历届政府处于对立的状态。因此，在军方接管政权的第一天，即下令停止苏丹工会联合会的一切活动，后又将其总书记沙菲·艾哈迈德·锡克和其他工会领袖逮捕，锡克被军事法庭判处了5年监禁。苏丹青年的主要组织是苏丹青年联合会，他的成员是一群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他们之中有不少是纳赛尔主义者。他们强烈反对政界的腐败行为，抨击社会的不平等，要求民主、自由和社会主义，他们是反对殖民主义和美国扩张主义的先锋，被苏丹保守派视作为一群桀骜不驯的分子。军政府视青年联合会为政治上危险的挑战者，严厉地取缔了青年联合会，并逮捕了其领导人加巴勒。
点评：
苏丹军事政变仅发生在摆脱殖民统治、刚取得民族独立的两年后。表面看来，苏丹军事政变是由民族、宗教矛盾、统治集团与民众的矛盾、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导致民众生活水平一直不能提高即生活需求与生产力不能适应的矛盾、文官政府与军队之间的矛盾等造成的，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应当是政治体制不健全的祸患。体制问题不解决，新的军政府还可能被更新的军政府所推翻。就在这次政变之后，苏丹又发生了多次政变。其实根本问题就是体制问题。同为一个国家的民族宗教矛盾、经济政治矛盾将长期存在。存在矛盾是正常的，不一定通过政变来解决。如果建立较好的政治体制，既能解决矛盾，又不致发生政变，世界上许多国家对此可作有力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