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8．中国国民党与民族政党
048.中国国民党与民族政党
刘百闵等
（一）民族政党论
刘百闵
我们在研究党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先要明白党是什么一个东西；其次，我们要明白党有几种形式，并且它有几种目的；其次，我们更要明白，在那种国家，那种国家在那种时期，需要那种的党。
党是什么？党是怎样一个东西？我们知道，党是一种组织。这种组织，如果属于社会上某一种人或某一些人为某种事业或某种营为而形成一个组织的时候，一般不叫做党；现在所谓党，是指一种组织，在一个民族国家里边，希图在政治上为某种的共同活动的团体而言，所以一般亦叫做政党。
一个政党，因为要在政治上为某种的共同活动，所以它要有一个共同的主义、共同的信仰，并且集合了共同主义、共同信仰的党徒，然后成立一个政党，这种共同的主义、共同信仰就是立党的目的。因为立党的目的不同，所以它的活动也不同，这种不同的目的、不同的活动，所以形成世界各国各色各种的政党。
英国的保守党人说，英国的政治，要取保守主义，所以英国的政权，要由保守党来掌握；同时，自由党人又说，在这时候，英国的政治，要取进步主义，所以英国的政权，要由自由党来掌握；这是一种政党。共产党说：俄国的国家，要根本改造，要由共产党来造成一个共产党主义苏维埃联盟的国家；法西党说，意大利的国家，要图根本的安定，必须由法西党来独行专政；这是一种政党。前者谓之一般的政党，后者谓之革命的政党。前者的目的，只是得政权。后者的目的，不但是夺取政权，并且要取得政权之后，根本来改造国家，以贯澈它的主义；不仅要取得政权，并且要独占政权；而它的政权之取得，不是用和平的政治的手段，而是用革命的或苦迭打的手段。所以前者的目的，只是内部政权的平分；而后者的目的，则是内部政权的独树与政权的独占。
但是，我们研究党，我们研究世界各国的党，在一般的政党与革命的政党之外，还有一种民族政党，我们不能忘记，不但不能忘记，我们还要特别认取。在没有说明民族政党以前，我先打个比方，比如有一个大家族，保守党说，要由保守党人来当家，自由党人说，要由自由党人来当家，这是一种局面；共产党人说，这个家族，不但要由共产党来当家，而且要由共产党来根本改造家政，法西党人又说，应该由法西党人来当家，而且应该改造成法西的家政，这又是一种局面。但是，还有一种严重的局面，假定这个家族到了非常的时期，家宅既然是古旧必须改造，飘摇不可终日，同时，隔壁强邻又要用暴力来强占地盘，其势不可一日苟安，这个家族里边，自然须要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一面要内求兴家，一面是要外求保家，在这时候，须要家族以内的意见一致与家族以内的力量集中。要意见的一致，要力量的集中，自然须要一般优秀的家族成员，在一个贤明的家长领导之下，来号召一般被动的、不知不觉的家族成员，对内以求家族的再建，对外以求强横的抵抗。这贤明的家长与优秀的家族成员，在内求兴家、外求保家一个共同目的之下，所形成一种强有力的族党，运用到国家民族在国难临头的时候，所成立的一个政党，我们就称之为民族政党。
这种民族政党的形成，有它的形成的条件：它有正确的主义，它有贤明的领袖，它有优秀的党员，它有革命的历史，它有群众的信仰。而它所负的使命特别重大，它要收拾破碎的国家，树立强有力的政治，它要锻炼散沙的民族，造成铁一般的保垒。换句话说，它有两个使命，第一个使命，是要对内求政治的改革；第二个使命，是要对外求国家的独立。而这两个使命，又不容许它有喘息的机会；一方面有内顾之忧，政治没有达到改造成功的时候；一面又要外御其侮，整个民族立刻到了最后的关头。所以它所负的责任，是非常的艰巨。它要完成它的使命，它要负起它的责任，它对它的全民族有两个要求：第一个要求，是要给予它以全权；第二个要求，是要全民族来服从它。不然，它不能完成它的使命；不然，它不能负起它的责任。而它的整个民族，应该给与它以全权，应该来死心塌地的服从它。因为它在一家当中，它是一个孽子；它在一国当中，它是一个孤臣，它操心危，它虑患深，全民族应该信任它，应该服从它。如果不能信任它，不能服从它，从而牵制它，从而难为它，从而猜疑它，从而苛求它，它将不能负起它的责任，因而不能完成它的使命。这个民族政党是有它的警惕，全民族的生命是操在它的手里，它一松手，全民族的生命是会陷到整个灭亡的可能；同时，全民族亦应该有它的觉悟，如果三心两意，它一撒手，全民族的前途，是会如水泼地，不可收拾的。
波令布鲁克（boringbroke）是英国的一个民族主义的倡导者，他在他的《政党论》（adissertationuponupasties）里边，他主张维护不列颠人的民族利益，必须全民族完全地纯粹地给民族爱国主义的精神激动起来，排斥分离的政党或派别，要使全民族在一个民族政党里集合着，专心致志于增进民族的利益，努力维护民族的荣誉。波令布鲁克是替不列颠人，是替全世界的民族国家，尤其是替多难的民族国家，指出政党里还有一种民族政党，党与民族不可分离的一种政党，是要排斥分离的政党或派别，是要全民族在一个民族政党里集合着，然后能够增进民族的利益，然后能够维护民族的荣誉，我们是要特别认取的。玛志尼亦曾经说道，家族是有一种自然集团的神圣性的，而民族亦有一种自然集团的神圣性，这种集团不仅是个体的总和，是神圣的而非人性的，人的力量不能摧毁它的。他说：“家族是心的故乡（heart'sfatherland），家族中总有一位秉具着温雅甜蜜与爱情的神秘力量的天使，它会使我们责任少一点枯燥，使我们的悲哀少一点痛苦，民族国家犹如家族一样。”我们应该知道，在民族国家里边，尤其是多难的民族国家里边，我们应该树立一个民族政党，应该在一个民族政党里集合着，有了这一个民族政党，可以使我们责任少一点枯燥，可以使我们悲哀少一点痛苦。
所以民族政党是不同于一般政党。一般的政党是玩政治把戏的政党，是争权夺利的政党，它不能顾到整个的民族利益，即使有，亦仅是一部分人的利益，它们只能在一个民族国家里边，关起门来玩把戏。可是民族政党，它又不同于单纯的对内的革命党。单纯的对内的革命党，是要对内表现它的好身手的政党，天翻地覆，是有它的政治试验的余暇，左旋右转，是有它的国家民族的环境，容许它关起门来设想它的长期计划，容许它打开门来，伸出它的可怕的魔手。民族政党虽然有同于一般的政党之虑，一样是要取得政权，但而它的目的，不是在一党的利益，而在整个民族的利益；虽然它亦有许多部分同于单纯的对内的革命党，一样的是以革命苦迭打的手段取得政权，但而它所揭的目的，所它负的使命，不只是内求国家政治的改造，而且是外求民族地位的独立与民族生命的继续。所以它虽然是革命党，但是它是二重革命的党：它要对内扫除政治的障碍，以求国家的改造，又要对外抵抗国际的侵略，以求民族的独立。而这种民族政党，在多难的民族国家里边，应该产生，应该树立，而全民族尤应竭诚拥护。土耳其国民党是土耳其唯一的民族政党，土耳其全民族应该全体去竭诚拥护；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唯一的民族政党，中国全民族应该全体来竭诚拥护。
我论民族政党既竟，以后我将说明中国国民党，是中国的唯一的民族政党。
（《民意周刊》1938年第14期）
（二）一个主义一个党
阮毅成
一个民族，应当就只是一个国家。我国这次抗战，是民族主义的斗争，是要求民族国家的独立，这是谁都了解的。
一个主义，应当就只有一个党。我国这次抗战，是因为举国都已一致信仰了三民主义，正如《新华日报》中山先生逝世十三周年纪念特刊上所说：“不论相信何种信仰何种主义的人，只要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都能同时信仰三民主义。”又因为举国都已一致拥护国民政府的命令，一致拥护军事的最高领袖，有了统一的信仰、统一的政府、统一的领袖，所以中央才能充分发挥力量，誓与暴敌周旋抗战到底。一个统一的政府，只有一个统一的政令；一个统一的军事最高领袖，只有一个统一的军令；一个统一的主义的信仰，应当也只有一个组织、一个党。
有人说：中山先生的特点，在能联合各种革命力量，向着一个共同的敌人、一个共同革命的对象奋斗。但要知道，总理曾联合长江与两广福建的会党，加入兴中会，这是加入，并不只是合作。后又曾联合海外洪门会馆、海内复兴会等加入同盟会，这也是加入，也并不只是合作。民十三改组中国国民党，容纳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这更是加入，并非联立的合作。陈绍禹（王明）先生在《中山先生逝世十三年》一文上，要大家“学习总理对于国共合作所具有的一个伟大现代政治家所应有的诚挚和亲密的态度”。但我们却希望已经宣言愿为三民主义奋斗的战士们，也学习民十三年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为党员的先例，并以诚挚彻底的态度来学习现代政治家所应有的坦白和真诚。
国际为什么不承认伪满？国民政府为什么昔日不承认冀东伪组织，而自抗战以来，又再三昭示不承认在中国领土上的任何非法组织？因为在统一的民族国家、统一的中央政府下，只能有一个政治组织的系统，只应有一个行政法令的系统。凡有不遵从统一政府的法令的，就是违反统一，便一概不能承认。在政如此，在党亦复如此。为什么同信仰三民主义，不同加入一个党？为什么既信仰三民主义，还要维持另一个本不是以三民主义为中心信仰的组织？与其讲联合、讲统一，何不加入本来已经统一了的党？
一个主义，会有两个党甚至三个四个党，不但理论上讲不通，事实上不可能，历史上也找不出先例。
如果口头上拥护一个主义，而事实上要并存着几个组织，在主义的推行与实施方面说，徒然增加了理论与行动的分歧。
假若口头上拥护一个主义，而实际上又有另外一个信仰、另外一个革命路线，那只有分散抗日的力量，增加不可避免的纠纷，便利暴日的侵略。
自中央筹开国民大会，在各地举行公民宣誓以后，全国各地均已经有成千成万的公民，在各地公共场所举起右手宣誓信仰三民主义了，但他们并没有另外去组织，他们或则已经加入国民党为党员，或则尚未加入，但决没有宣了誓再去另作组织的。在这个抗战的期间，我们要充实军力，也要充实党。一方面应当是所有信仰同一主义的人，都集中到一个党；另一方面应当是党外不可再有足以削弱党的力量的其他团体存在与活动。所以，我们要求：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党。
（《民意周刊》1938年第15期）
（三）中国国民党是民族政党
刘百闵
中国国民党是民族政党，中国国民党是中国的唯一的民族政党。
民族政党的名词，在从来政党论上，为一罕见的名词；但民族主义的倡导者波令布鲁克（boringbroke）提出了一切政党、一切革命党中的民族政党之存在。总理说：“中国国民党是革命党，不是政党。”其实，中国国民党不仅是对内的单纯的革命政党，而是对全民族负有两重使命的民族革命政党。英人真威尔（zangwill）研究民族性，发见了“接近协力的法则”（thelawofcontiguousco-operation），民族政党就是在“接近协力的法则”的支配之下，各以其相互的磁力结合而成。接近不一定协力，可是接近而结合而统一的时候，它能使全民族各分子间的磁力，更能增加几倍；它能使民族振兴，它能使民族神望。
我为证明中国国民党是民族政党，我打算从下列几点来证明：第一、从革命主义来证明；第二、从革命方略来证明；第三、从革命历史来证明；第四、从革命群众来证明；第五、从革命危境来证明。
第一、从革命主义言之。中山先生提倡革命，提出了三民主义，他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中国民众对外是受了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对内是受了封建军阀势力的压迫；要打倒帝国主义，要扫除封建军阀，以解除中国民众的压迫，必须实行革命；但是中国国民党的国民革命，是为中国全民族而革命，不是为个人利益而革命，不是为阶级利益而革命。他告诉中国国民党人，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要为民众谋利益，不要为个人谋利益；要为民众牺牲，不要民众为我而牺牲。他告诉中国国民党人，他又告诉中国民众，中国目前没有阶级之分，只有大贫小贫之分，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必须扫除封建军阀，然后可以得到利益，然后可以得到幸福。
为个人利益而革命的，必然不能成功，就是为阶级利益而革命的，亦不容易获得成功。马克思所领导的第一国际，提出了“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口号；在欧战时，第二国际虽然在“工人无祖国”的口号之下，进行革命工作，但各国无产阶级都为祖国争生存而奋斗，没有为无产阶级争利益而联合，因此，第二国际不能不瓦解。俄国革命，列宁于“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口号之外，再加上了“世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而成功了俄国的革命。但是列宁一派人并不承认放弃联合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而是在利用民族主义。中国国民党的革命主义，首先即提出了民族主义，是为民族主义而革命，是为民族争生存而革命，是以民族利益为本位而革命；所以中国国民党自然的是中国革命的民族政党。
第二、从革命方略言之。总理实行革命，是预先定下了革命方略的。在同盟会创立之时，就有军法、约法、宪法三个时期的创定；以后改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军政时期是革命的破坏时期，在这破坏时期中，要以革命力量，打破满清的专制，扫除军阀的专横，廓清官僚的腐败，而促成国家的统一。训政时期是建设准备过渡时期，是革命建设的第一步；在这过渡时期中，中国国民党要掌握政权以训练民权，训练民权是中国国民党交付政权于国民的准备。总理在《中国之革命》一文中，曾经说过：“由军政时期一跃而至宪政时期，绝不予革命政府以训练人民之时间，又绝不予人民以养成自治能力之时间，于是第一流弊，在旧污未由荡涤，新治未由进行；第二流弊，在粉饰旧污以为新治；第三，在发扬旧污，压抑新治。”
但是这种革命方略，不但党外的人不赞成，就是党内的人，亦有一部不赞成。他在《孙文学说》中，也曾经说过：“民元建国之初，予则极力主张施行革命方略，以达革命建设之目的，实行三民主义。而吾党之士多期期以为不可。经予晓谕再三，辩论再四，卒无成效，莫不以为予之理想太高，知之匪艰，行之惟艰”。这种革命方略，的确是一件很艰巨的工作，要一手把旧房子破坏了，又要一手把新房子建立起来，不是有大气魄的革命家，是决不肯挑起这种担子的。然而，总理是决然的要贯彻他的革命方略，因为他认识了对全民族的大责任，因为他要把救国建国的大责任放到中国国民党的肩上，所以他决然的实行他的革命方略。这种革命方略的成功与失败，事实上即是全民族的生存与灭亡之所系。所以总理定下中国国民党的革命方略，同时即把中国国民党建筑在民族政党的基础上面。
第三、从革命历史言之。我们知道，从兴中会到同盟会，从同盟会到国民党，从国民党到中华革命党，从中华革命党到中国国民党，没有一天不在革命，没有一天不在奋斗，亦没有一天不在挣扎。中国国民党的历史，是一部血史；中国国民党的革命精神，完全是拿血来健旺中华民族的生存与中华民国的巩固；中华民国之建立与中华民族之生存，完全是在中国国民党的血的热诚维护之中。兴中会、同盟会之时，是异族僭乱，是满清专制，从国民党到中华革命党，从中华革命党到中国国民党，是袁世凯的帝制自为，是北洋军阀的暴戾恣睢。以后，国民党改组，国民党清党，这些时候，是军阀依然专横，列强依然侵略；不但如此，而且共产分子盘踞湘赣，日本帝国主义者大举侵略。总理以四十年革命的精神，领导革命，兴中会、同盟会驱除了鞑虏，恢复了中华，建立了民国。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推翻了袁世凯的帝制，铲除了北洋军阀的专横；以后，誓师北伐；以后，完成统一以后，以其革命的真诚，感召了共产分子，使其奉行主义；如今，以其国民革命的伟力，领导了中华全民族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
我们在这里试作一回头，假使没有兴中会，没有同盟会，鞑虏将不能驱除，中华民国将不能建立；假使没有中华革命党，没有中国国民党，袁世凯将不能推翻，北洋军阀将不能铲除，因而不能北伐，因而不能统一；……中国四万万五千万民众需要团结，假使没有中国国民党，这四万万五千万的人民将无由团结，日本帝国主义者将早已蹂躏了中国的全领土，早已经灭亡了中国的全民族。所以，中国国民党之于中华民族与中华民国，已经到了不可分享的状态，中华民族与中华民国之于中国国民党，已经成功了三位而一体的关系；而它的五十年的艰难困苦的革命精神与历史，实在建立了它的中国的唯一的民族政党的地位。
第四、从革命群众言之。革命是一件大事，革命是一个痛苦。在兴中会的时候，没有人相信革命，大家认为造反。辛亥革命以后，又没有人相信革命方略，大家以为革命党应该消灭。同盟会成立，总理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而成。中华革命党之结合，然后重新树立了革命的基础；中国国民党之改组，然后大大扩充了革命的力量。革命基础之树立，革命力量之扩充，以及革命大业之完成，必须需要革命群众结合于革命组织之下，乃克有济。然而，常人可与乐成，不可与图始，而革命党人又以信念不能坚强、牺牲没有决心之故，又时时松懈革命的力量，而动摇了革命的基础。总理所领导的国民革命的中国国民党，始终是把握住革命的重心，时时在整顿革命的阵容，时时在训练革命的斗士，所以它始终能抓住革命的群众，而巩固它的革命的领导权。我们只看，中国国民党每经一度改革，即一度增加其革命的力量，发展其革命的事业。就是这几年当中，事变纷起，外患迭来，中华民族遭遇了空前的艰难，中国国民党本身亦历尽了未有的痛苦。然而每一事变，只要是违背了三民主义，只要是离叛了中国国民党，没有不随之而披靡的；尤其是到了民族国家危急存亡的时候，全民族的潜在的民族意识，亦愈加显示其伟大的力量。
在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中国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实在是符合了中国全民族的祈求，而中国全民族的祈求又交给了中国国民党，以支配中国国事的一切的前途，全中国的革命群众都已站在中国国民党的旗帜之下，此时，中国国民党无疑地是成功了中国的唯一的革命的民族政党。
第五、从革命危境言之。三民主义是救国主义，其终极的目的，是民有、民治、民享，就是国家为人民所共有，政事为人民所共作，利益为人民所共享。但是，不能有，焉能治？不能治，焉能享？即使是政事得了共治，利益得了共享，假使国家是仍在帝国主义者的铁桶束缚之下，这种共治，是奴隶的共治；这种共享，是牛马的共享。所以要共治，要共享，必须要共有；换言之，必须实现民族主义，打倒帝国主义，解除民族压迫，然后才能负起实现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思想。现在，中国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领土已经不能完整，人民已经惨遭屠杀，中华民族势将陷于沦亡的境地。中国国民党当此空前的危境，在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说：“本党同志对于总理所遗之使命，与对于国家担负之责任，无日不然于负荷之弗胜，而环顾四境，瞻望前途，则又深觉吾常之任肩无所诿卸。”它始终负起对全民族的大责任，它始终没有放下它的仔肩，此时，它唯一的要求，是：“建国之业未就，世界之变方殷，横逆险阻，非可预知，则必对于完成国家之中心基础工作，立共同坚决之心念，尽心力以排除障碍，期底于完成，同时，则以应变赴机保障国家生存利益之责任，付中枢以当机应付之机能，而一致以听命。”它在对全民族负大责任的时候，同时，亦希望全民族给予它以应变赴机保障国家生存利益的大责任，而必须“一致以听命”。蒋委员长在昨年国庆日《告同胞书》申明了“这二十几年来分歧散漫，从来没有一个时候像今天这样具有举国一致的团结精神，更没有像今天这样能够整个的对外抗战”，可以知道中国国民党是负着保障国家生存利益的责任，而全民族亦已经“一致以听命”。在这样空前的革命危境中，中国国民党是屹然的严正了它的民族政党的态度；而全民族亦很安然的整个到〔倒〕在这唯一的民族政党的怀里。
由上所述，从革命主义言，从革命方略言，从革命历史言，从革命群众言，从革命危境言，都证明了中国国民党是民族政党，都证明了中国国民党是中国的唯一的民族政党。我为什么要这样呼号？我觉得，目前党派问题的纷纭，都是没有认识中国国民党的特质，没有明白中国国民党是中国的唯一的民族政党。假使明白了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唯一的民族政党，那一切党派问题，都应该迎刃而解。
（《民意周刊》1938年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