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8．政党与领袖

038.政党与领袖

昆吾

社会的进化，完全为人类各种活动的结果，而人类的各种活动，必赖强有力者，控制各个份子的行动，集中各个份子活动的力量，始足以推进社会进化的巨轮。政党为人类政治斗争的工具，是欲创成一个集合的意志以达其共同的目的的，要使每个党员，变成政治战斗员，更必须有一个坚苦卓绝、智勇兼全的党魁来领导，以其超人的智能，规范党员的生活，执行党的纪律，才能一致行动开展党的力量，使日臻于巩固。虽然政党的存在，要有正确的主义，但主义没有中心的领袖来运用，则最正确的主义，也只是理想的空幻，决无实现的可能。譬如一部机器，无论这部机器制造得如何健全，生产力如何强大，要是没有熟练的司机人，这部机器，能不能自动的发挥它的力量呢？还不是等于废物吗！试看现在各国所有的政党，都是拥有唯一的党魁，作全党的领袖的。意大利的法西斯蒂，德意志的国社党，土耳其的国民党，苏俄的共产党，他们能成功的原因，固然有许多其他的条件，但是，意大利的法西斯要是没有墨索里尼，德国的国社党没有希特勒，土耳其的国民党没有凯末尔，苏俄的共产党没有斯达林来继承，他们能不能有今日的成功呢？无疑的，这个答案，是十二万个“不能”。试看俄国的孟希维克，何以一鼓作气以后终归为布尔希维克所推倒？最大的原因，就是由于克伦斯基无控制全党、领导全党的能力，受了民主思想的遗毒，以致夺取政权以后，仍为烈宁所领导的党魁集权的布尔希维克所征服。倘使我们说这是共产主义的胜利，那末一九一九年三月的奥大利的劳农政府，与苏俄实行同一的主义，何以只有六个月的生命，是否由于李卜克内西的被刺，全党失了领袖之故。假使说这是环境的不同，那末土耳其在一九〇八年的七月革命，共同进步派已握得政权，较之局促于安哥拉一偶〔隅〕的国民党，其环境之优，何只倍蓰，何以土耳其复兴伟业，必须待至凯末耳〔尔〕。是否由于共进派无强有力的领袖，而凯末尔有策动全党的能力之故？再看欧战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因没拥有党魁为之统制，党内分为主战和反战的两大派，结果实行分家，一称共产党，一仍称社会民主党，欧战终了后，战败的德意志，已奄奄一息，以日耳曼民族的强毅有为，如社共任何一党，在这个时候，有一致的行动、整齐的步伐，勇往迈进，则今日世界政治舞台上，恐无希特勒插足之余地，只因社共两党的党员，脑筋中受了虚伪的“民主”的遗毒，不愿拥戴一个强有力的党魁来统制，仅仅是凭各个党员自由的活动，努力于竞选运动，只争在国会里所占的议席，并没有顾及到党的力量的发展。至一九三〇年霹雳一声，国社党突然大露其头角，那时社共两党的党员，仍毫不介意。谁知到了一九三三年，希特勒终至握着全德的政权，实施独裁政治，社共两党，遂一落千丈不可复振。由上面各国政党的事实看来，一个革命的政党，不可不拥戴一个大智大勇坚毅卓绝的领袖，已确信无疑了。

中国国民党，自兴中会一直到十三年的改组，在这三四年的当中，没有那一天不在惊涛骇浪中平安的渡过。试翻开党的历史来看，在党奋斗的过程中，没有那一次奋斗的结果，全党不是呈现着一种崩溃瓦解的现象，终能时蹶时起再接再厉的干下去，这固然有许多特殊的原因，假使当时没有孙中山先生来统制全党，作党的唯一的领导者，恐怕国民党已老早成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名词——自总理逝世后，党内失去重心，在当时就应该以“政党不可无领袖”的原则，立刻拥戴出一个继承的领袖，树立党的中心力量。可是当时党的内部非常复杂，各个党员，又因染受了虚伪“民主”的遗毒，极力反对领袖集权的政党，而革命历史比较深长、认识比较深刻、脑筋比较清楚的党中先进，又不能相互了解，诚意合作，推举出一个继承的领袖，却以多头的委员制作一种因人设制的办法，实则钩心斗角的争夺领袖的继承，冲突日趋尖锐，致党的力量一天一天的分散，党员的行动一天一天的散漫，造成现在的半身不遂的僵局！

这里一定有人怀疑：本党自总理在十三年逝世后，本党不是失了领袖吗？为什么还有十五年北伐的成功呢？关于此点，我们要明白，当时本党虽然没有党的领袖，但有强有力的军事领袖，所以十五年北伐的成功，我们只看见军事上的发展，没有见到党的力量的深入，并且那时国民的心理，影响于本党军事的成功，也有相当的力量，人民因苦于北洋军阀的虐政，一听到革命军为解除民众的痛苦而来，遂狂热的兴奋起来，帮忙革命军战争上许多便利，而予北洋军阀后方种种的破坏，这是当时的事实。假使在那个时候，本党连强有力的军事领袖而并无，能不能达到十五年北伐的成功呢？

记得总理在弥留的时候曾说：“我看你们都危险呵！我死了之后，我不怕敌人来攻打你们，我只怕敌人来软化你们呀！”寥寥的几句话，已经把整个党的命运注定了，这是何等伟大呵！所谓怕敌人攻打者，知道当时党的力量，还可以应付一切，怕的就是敌人来软化。总理很明白自己死后，党将失掉了领导者，将失掉了中心力量，果不出所料，黄土未干，纠纷立现，总理遗言，已成谶语，直至现在，党治下的中国，已经到了一个危急存亡千钧一发的关头了，如果保持过去党的革命的历史，要担负起复兴中华民族的责任，就要立刻排除党内一切腐化恶化份子，拥戴一个坚毅卓绝唯一的革命的领袖，来集中全党的力量，统一全党的指挥，方能打破目前重重的难关，方仍不失为革命的政党！总理鉴于辛亥革命之失败，乃于民国三年创立中华革命党，采用领袖集权制度，坚决主张党员须牺牲一己之自由，绝对服从领袖。当时致邓泽如一函云：

因鉴于前此之散漫不统一之病，此次特主服从党魁命令，并须各具誓愿，牺牲生命自由权利，服从命令，尽忠职守，誓共生死……

政党之应采取领袖独裁制度，实为总理之遗意，故于民国八年由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仍施行党魁集权制度，党章之第十二条规定：“本党设总理一人，代表本党综揽党务”。嗣经数度修正，对于本条之规定迄未改变，递至十三年之改组，虽采委员制，而总理于执行委员会之决议，仍有最后决定之权。足征总理对于政党应采取党魁集权制度是如何的坚决。

综观以上所述，无论在学理上，在各国政党的史实上，在本党的组织经过，以及总理的遗教上，都证明了：一个政党，必须有一个智能卓绝、人格高超的革命领袖，而且只限于一个领袖，方能统一全党的理论，统一全党的意志，统一全党的行动，然后能使党发生伟大的力量。固然党须有组织，但是如果党无中心，决然不能使组织趋于严密；固然党须有正确的主义，但是如果党无中心，决然会使主义陷入割裂附会、无中心的理论、无确定的政策。

革命的同志们，时机紧迫了，世界的丧钟，正在叮当叮当……的响着，中华民族的厄运，已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已有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原则孙文主义，我们现在所要的，是严整而迅速的行动！谁能负担起复兴中华民族的重任，谁就是国民一致拥戴的唯一的领袖！只有使政党实行领袖集权制度，才能复兴中国革命、复兴中国民族！

（《警醒》193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