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7．论一党治国与政党政治

037.论一党治国与政党政治

董光孚

我们都知道西欧的政党政治，是两党或多党治国，和一党治国的政治，当然不同，但这还是形式上的区别，其实质上更有重大的不同。政党政治的政党，他的政纲如何，只能影响于国家的政策，而不能影响于国家的政体，他总是代表一部份或某一阶级的私利去竞争，而忽略了全班的利益。至于民权不民权，更不是他们所注意，他们只知道他们一阶级或一部份人的利益。所以一般论西欧政党的人说：“政党所由争胜败之源，实亦至仅，而其最多者，或存于贫富之相敌，或存于资本劳动之仇视，或存于有之者之恐怖，与无之者之希冀。”他们虽标榜着什么德谟克拉西、什么民主政治、什么平民政治，其实都不过是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的产物。

政党政治的政党之分野，由于政见之不同，此乃一般人的公论，然而我们一看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两方面的主张，并没有什么大不同的地方，其不同纯粹是历史的关系。即果政见不同，而不同的地方又多是合理的，岂不能由一党溶会之，贯通之，各去其偏，使之合乎中道，而本之以活动。英国蒲徕士对于各国民主政治，深有研究，故议论准确，为论者所宗，然而他告诉我们的是怎样呢？他说：“凡政党虽由理性之深思熟虑而成，其所以能不失其活动力者，实赖乎感情之维系，试举一例以明之：当牛津剑桥两大学之竞渡，耶鲁哈佛两大学之蹴球，观者各怀其左袒之心，期其必胜，嘶声挥手，其状若狂，当局者为观众感情所驱使，大有身命殉之之势。今英美两政党之所以能运用者，亦何尝非由此类群众心理之作用所驱使耶？盖原动力既发，纵忘其主义，去其党魁。而其党犹得续进不已也。彼党员之多数，如饮狂泉，惟以一得为快，故其争，靡所底止”。又说：“美国之两大政党，其中了无主宰，如空瓶然，仅外贴以揭”。名之曰某党，至其中则无论何物皆可灌注而入也。议员及国民咸析为两大派，各持门户之见，两不相容，而政党所斤斤研究者，惟在应执何政策，始足以取悦民众以夺取政权耳。”两党对立在表面上说是本政见（谋国家利益的根本主张或方略）而活动的，其流弊所至，则至于以政治而供党派相争的口实，以议会而作党派争权的舞台，心力专于此，则懈于彼，国家之利益，几何而不为所漠视所牺牲呢？以政党最完美的英美，犹且如此，其他各国，可想而知了。然而两党对立，为什么有这种流弊发生呢？这是因为党争既久，敌忾增加，由政见的争执，变成意气的攻击所致。至于多党林立，那更不用说了。要是实行“一党治国”，相切相磋，相守相成，利其合而维系之，不利分而转排之，则意见争论，即或偶有，而长期斗争，决不至于造成，那末，上述的流弊不是可以免除了吗？

两党对立纷争的结果，以致不择手段，违背原旨。除了这种毛病以外，至少还有下列几种病：

（一）政治主张不能贯澈；

（二）政府地位不能巩固；

（三）政府不能灵敏应付紧急事变；

（四）政治建设与改革不能澈底。

现今民治政体不能建设巩固的强有力的政府，一切政治设施，都不能贯澈，政党政治不能不尸其咎。盖在野党对于在朝党的政策，总是要百计千方的攻击，暴露在朝党的缺点，反证自己的合理，所以在朝党建设的政府决不能巩固，有所建设也不能澈底。一有事变，在野党更有机可乘，多方牵制，多方非难，致在朝党不能灵敏应付。如果要以一党治国，那就可以集合群策群力，向着同一的方面走，不但可以免去两力相抵和两力相消的毛病，而且可以得到万力并进和动作灵敏的效果。尤其在“紧急”“紊乱”之中，他能无所迁就，当机立断，而不致紊乱不一，坐失时机，中山先生所谓“万能的政府”，必在这个环境之中才能建设起来。

在政党政治之下，每个政党，只代表一派或一阶级的利益，而忽略了全般的利害，所以无论那一党执政，都是利害参半，这样一来，就使他们原来是采取一种澈底的完备的民治主义，也变成半民主政治了。何况原来已经在选民的资格上，有了严格的残酷的限制，而限制以外的选民，又仅仅地只有一个捧场式的选举权，而没有罢免复决创制等直接民权，而在选举权中，所谓候选者，又要几大党包办式的提出来呢？所以政党政治，虽然不能说他是民权主义的反动，总可以说他有意的或无意的做了民权主义——真正民主政治的障碍。一党治国，就是反其道而行之。

政党政治之弊，既如上述，而在普通政况之下，犹能苟延残喘，若在革命的环境中，则绝非一党治国不可。

革命党的使命，一面要打倒反动的统治阶级，一面又要建设新的统治权力，在这个新陈代谢的时候，一方面反动势力尚弥漫于革命的战区当中，随时随地都有死灰复燃的可能，而民众一方面尚没有完全了解革命的主义，没有完全加入革命的阵线，革命阵线尚没有达到巩固的地位，因此一党治国，集中一切革命的势力，统一革命的步骤是必要的。况革命的环境中，人民的要求是显著的、迫切的、绝对的，在这个环境中，只有参加与反对的两途，并无讨论其他政见之必要，也无提出其他政见之可能。如其主张是真正革命的，便当同化而立在一党旗帜之下，无另树党派的必要。我们在此革命的过程中，复遭外侮煎迫，为救国家于危亡起见，为集中革命势力，缩短革命时间的原故，更不能不有统一的组织，以指挥领导之，所以革命的环境中，一党治国乃为必要之图。

主义是有时间性和空间性的，“同一时间和空间，不能行两个以上的主义，……因为主义是解决问题的工具，一定内容，一定性质的问题，在一定时间，一定地方，只能拿一种内容一定性质一定的主义去解决。在一定时间一定地方，如果要拿两种内容不同性质各异的主义，去解决一个性质一定内容一定的问题，事实上是不可能，即使勉强做去，一定生出纠纷。最后的结果，一定还是两种主义中的一种排出别一种，自己去解决要解决的问题。一个人决不能在同一时间，以两种性质不同的药去医治性质一定的病。所以……一个地方同时施行两种主义，一定都办不通”（见周佛海先生著《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普通政党，是没有主义的，革命党是有主义的，所以普通政党可以与他党敷衍鬼混，同流合污，而革命党的主张，是绝对的、澈底的，左一毫不能，右一毫不得，前一点不可，后一点不合，对于他的主张，只有绝对的接受，决不能相对的妥协。不妥协是革命党根本的精神、惟一的生命。

普通政党所以能两党以上在同一国家内活动，而对于国家不发生根本危险者，因为有宪法做他们活动范围的原故。若在革命的进程中，不但宪法没有，就是国家也在该革命党创造之中，将来国家如何？完全要本着该革命党的主义和政纲去建设。所以《建国大纲》第一条即为“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至于宪法，不过是国家与国民之关系表现于条文的而已。国民的知识程度尚不能保障宪法，则宪法自不能为早熟之规定，无宪法之时，则以革命党的主义与政纲为国家之大法，国民对此大法，既完全接受，当无庸另立一党，如不完全接受，就无异宪法国家的人民不遵守宪法，就要把他党国家的反动份子和乱党治罪。

固然，各国革命，在军事终了以后，在革命主义范围以内，即开容纳异说的会议，并无一党治国的明证。其实，要知道各国革命的主义过于简单，如美国革命的主义就是独立，却并没有如何完成这独立主义的大纲，所以一到军事终了，建设开始急迫的时期，就生出遮氏哈氏两派的大争论，延误许多建设工作。遮氏哈氏尚是华盛顿的同一党派，因为没有预先规定独立后的实施大纲，尚会发出极大的争论，若容纳原来反革命的党派，来参加如何实施这大纲的意见，那就不知要捣乱到若干时，而且有反动的可虑。所以国民党在革命以前，即先议定一个建国大纲。如果在革命过程中，容许异党出席参与的话，如异党提出一个推翻建国大纲的议案竟得多数通过，岂非革命为多事么？而且一个国家之所以安定，必须要有一种中心思想与中心势力，假如容异党存在，则建设之国家，必陷于杌陧之状态中。

有些人说：国家是全国人民的国家，国家既是全体人民的国家，那我们没有受到人民的委托，就居然治起国家，总未免不合罢。所以现在我们时常听到“开放党禁还政于民”的呼声。其实不然，我们要知道现在的人民，处在什么地位？在理论上讲起来，他们是国家的主人，但是实际上他是“不知为主人，不能为主人，不敢为主人”。他的权，还在割据一方的军阀手里，还在惟恐天下不乱的政客手里，尚赖革命党去争呢！所以中山先生说：“人民没有权的，我们要替他去争。”又说：“是故民国之主人者，实等初生之婴儿耳，革命党者，即产生此婴儿之母也。”就是说：生母对于婴儿，必须保养之，教育之。

现在盛倡“开放党禁，还政于民”者，不是别有用意，也是自欺欺人。他们敢说国民有选择与授权的能力吗？国民有授权的能力，而还要一党专政；国民无授权的能力，而假说还政于民，都是国民党所反对的。现在他看到人民没有授权的能力，他就本着他历史上的责任，一方面代替人民去争，一方面“保养教育此主人成年而后还之”，以巩固国家之基，而尽革命之责。

八月五日于首都（《政治评论》1933年第6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