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6．我们所需要的政党

036.我们所需要的政党

虎虎

中国处此内忧外患日益煎迫的今日，究竟需要怎样一个政党来负起复兴民族和国家的责任呢？

中国共产党么？然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资本主义发达到极点的列强尚难实行，自不能配合“次殖民地”国家的口味。中国青年党么？然而“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主张，最后结果仍是形成了所谓帝国主义，这种开倒车的把戏，早公认为是违反时代的潮流。甚而所谓国家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么？然而前者在《我们所要说的话》的一文里（见《再生》），对于国内“政治”“经济”“教育”诸项曾发表些书生之见，但不能算是具体的党纲或政纲；后者仅属政客们的投机作用，至今连一个代表政见的刊物还未出现，更何望乎组“党”？思前度后，那么，我们惟有仰诸创造中华民国适应国家环境的中国国民党了么？

虽然国民党的过去功绩，我们可不必加以讨论，自有史实事证明。惟在近数年来的事实，又为何如？

自中国国民党“以党治国”实行“训政”以来，徒见纸上的空谈，尚少实际的工作，所谓“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通”的几句流言，时人甚有即以之为党治的写照，九一八的不抵抗政策，一·二八的中日停战协定，不发生于北洋军阀当权之时，而竟发生于国民党全部执政以后。（王龙章语，见《国家与社会》）

革命！革命！观今思昔，能不慨然？昔日之生气勃勃，登高一呼，四方响应，义师所至，势如破竹；而今呢？暮气沉沉，精神萎靡，革命云乎？谈谈而已；灵魂早死，躯壳犹存，文有何用，具国民革命光荣历史的国民党长此以往，将见“千夫所指，不疾而死”，国民党人至今尚有何说呢？（杨公达语，见《时代公论》）

目前所昭示的，所谓“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者？结果是徒保平津？所谓“长期抗日，整个计划”者？结果是华北休战，我想凡属国民党党员，除非是丧心病狂，焉不痛哭流涕而自叹其今昔不同之地位？

不过，以国民党的历史，以国民党的能力，以国民党的地位，为甚么光荣于昔而暗淡于今？为甚么强硬于前而孱弱于后？又为甚么现在竟一变而为四面楚歌的环境？所谓“事之成，必有所由起，事之败，亦必有所由兆”，证以国民党的沧桑之感，又何独不然。

国民党的失败，不是由于主义的不完备，不是由于政策的不运用，更不是由于没有广大群众们在拥护；而实由于国民党的不统一。换句话说，就是国民党不能发生强化作用。

因为没有强力化的国民党，故即四分五裂，国民党内部既不统一，自然进而影响到一切内政和外交。原以“党治政治”救国家，竟以多裁政治误国家，党内的分门立户互争雌雄，最可畏耳！

所以要救国、先救党，要统一国民党，先要强化国民党。如何始可强化国民党？

第一，自总理逝世后，国民党顿失重心，几位较有历史的同志立争领导，数年来的纷纷扰扰，党的“领袖制”未能有明白的规定，是为主因。其实一个负有救国、治国、建国的革命的政党，苟无党魁为全党的中心，势必“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证以欧美各党均有党首之设者，究非无因？故今后之国民党，应即恢复“领袖制”，以作复兴的先决基础。谁有做国民党的领袖的资格，我们就当苏联共产党的史太林和意国法西斯蒂党的墨索里尼来看待他，拥党他，使他一心一意地来完成国民革命所未完的任务。人说“一党专制”我们可以不管，人说“独裁政始〔治〕”我们也可以不管，我们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只要是公而非私，只要是为民族和国家，而不是为一党和个人，中国就是产生了一位史太林和莫〔墨〕索里尼，又有何妨？

第二，国民党的领袖人选既经决定了，假使仍有平素自以领袖自居而事实上又不配做我们的首领的人，出而排挤，出而捣乱的话，我们就应操非常的办法、无畏的精神，不避嫌，不嫁祸，虽用史太林对待托罗斯基，墨索里尼对待里蒂的手段，亦所不惜！这是快刀斩乱麻的举动，这是危而后安的必要途径。

此外，党员的数量虽需扩充，但质量上不可不加以精确的选择，宁缺毋滥，党部的系统，要能发生效能，像现在无事可做的区分部和徒劳周转的区党部的制度，实有重行改订的必要。

“本立而道生”，攘外必安内，握有“政权”的“党”是中衰了？被“党”所“治”的“国”是垂危了！国民党果不改弦更张，误党者小，误国者大，国民党人乎！回头是岸，总而言之：就政党方面说，我们所需要的是中国国民党，我们就国民党方面说，我们所需要的是强力化的中国国民党。

（《上海周报》1933年第2卷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