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5．何谓政党？
035.何谓政党？
魏寒铁
照中国旧观念，“党”不是个好名词。党字从黑，可见造字之初，就认为含有卑鄙龌龊、自私自利的意思。所以常言道，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但此种旧观念，决不能调诂今日之所谓党。政党一名词，辛亥革命以后，始见通俗，实在不是一个旧有名词，应该说他是个西文译名，取法欧美宪政国家，而借用旧有的党字以名之而已。故欲知何谓政党，应自西籍中求解答。翻开西文政治学政党论等课本，各家对政党所下的定义，虽不一其说，但不外乎说“政党是一国内一部份人民的一种永久组织，有政纲，有政策，有纪律，而以攫取政权，实行其主张为目的”。此种说法，诚然不差，但吾犹嫌其肤浅，未将宪政国家中政党所抱之光明态度包括无遗，不免有淆乱黑白，未能辟开中国歧视党字之憾，有人仍不免以为原来政党是争权夺利，把持垄断的。翻遍名著，到底教我找到一条颇为深刻透切的定义，庶可打破吾国对于政党旧有的不良观念，而使加入政党者亦足抬头自白。美国政府学者阿格在他新出版的《英国政府与政治》第五十七页上说得好：“人民分成两大群或数群，各有领袖、主义、政策，多想夺取政权，才能说有政党。但党与党的相处，大家愿意承认道：别党与我一样有存在的权利，亦一样的有取得政权的权利。”政党的目的固然是夺到政权，夺到政权的目的，即在欧美宪政先进国家，尚且不免有少数人为的是自私自利，但从全党的立场来说、领袖的态度来说，确是为了要来实行他们认为足以福国利民的主张与策略，终期于国家社会有所裨益，不负人民的付托。主张可行，全力以之；主张不行，毅然去职。来去光明，决不作咬牢了政权不肯放，“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的态度。态度既然光明，气量自然宏大，不论在朝在野之时，决不强人苟同，决不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晓得别人有别人的信仰主张，当然有另组别的政党的自由。虽然目的同为夺取政权，似乎利害冲突；实则同是为国，莫不想为国家人民谋福利，不过策略不同而已，最后的目的，既然相同，故能互相尊重容忍，尊重敌党的存在与活动，容忍敌党的攻击与批评，有所争竞，光明磊落争之于广大庭众之间，胜固可喜，决不恣雎暴戾；败固可惜，决不怨恨妒忌。总之决不用阴谋的手段、暴力的压迫，来消灭敌党，禁锢异己，以遂“惟我独尊”，政权永为我有之私。当权的政党，非但容许敌党的存在，且给以对等的地位，使能尽泄所见，共谋国是；给以同等的机会，使能一样有夺到政权的希望。一旦易地相处，敌党当权，后之所以待我者，自然亦一样公道。国事始足有为，从政才有意思。欧美各国政党所以能如此相处者，由于政治家政治道德之高，人民对政党故有信仰好感。然而何人皆有政治道德，而吾独无呢？
欧美政治家政治道德之高，虽是政治家之学养有素，但根本原因乃在实行宪政。宪政国家，主权在民，一切权力职位概出人民赋与。政权谁属，惟民可以决之。政党受人民推戴，故能起而组织政府，为人民公仆，故向人民负责。进退去留，一遵民意。故欲夺政权，必先得与情归从；欲固政权，必先维系民心。总而言之，不论在朝党在野党，都应向人民下工夫，决不是排挤政敌，摧残异党所能济事的。只要成绩好，人民自然拥戴，政权自然到手，地位自然稳固；反之，如只知一意孤行，违反民意，人民决不让你久留。明乎此，故政党活动的方向，积极的向着为人民谋福利之途进行，而不消极的在消灭“党外之党”上做工夫。况且还有深一层的原因，即如果做到了“党外无党”，就做不到“党内无派”。哈佛大学校长路淮迩先生说过“当权的政府党决没有盼望在野的反对党消灭的心理。政府党果然想把持政权，所以必须在国会内维持他的多数，但却深知倘使反对党消灭，或势力薄弱，不足为劲敌，则外侮既不足畏，内讧随之而起，自己党内不免分裂为数派，必无好结果。故曰承认反对党为合法团体，可由政治常轨夺政权，实为政党政治成功的主要条件，亦即民主主义成功的主要条件”。可知党外没有了党，党内就有了派。豆萁相煎，恐怕比较与他党竞夺还要激烈呢。党与党争，为政见之不同，为公者多，不妨事。派与派争，为意气之不相容，为私者多，很危险。高唱“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亦可以省悟省悟了。路淮迩末一段的话与阿格所见略同，而益加透澈。不谈政党政治则已，不想实行民主主义则已，否则若国民党之不许他党存在，正与他们所声言的最后目的为使中国有宪政，背道而驰，愈离愈远。中国政治固然益加不可收拾，而国民党的四分五裂，自身亦更不可救药。英国政党间相处雍雍穆穆，谦谦有容，改选结果如果政府党失败，反对党代起柄政，在众院内互易其左右座位，两党领袖握手一笑，绝无怨怼的存心，何等气度！美国大选，胡佛总统虽败，还欣然电贺他的政敌罗斯福，并诚意邀请同商国事，服从民意，顾念国家，又是何等气度！在中国则正与此相反，一党上台，通缉敌党人物，逮捕“反动份子”，下令禁他党活动，认为其他政党组织概为阴谋集团，应严厉取缔。领导民众以实行宪政为目标的党，何以举措与宪政先进国的政党，相反若是。难道中国的政党不是新时代的产物，仍落旧观念的窠臼。党字从黑，那真应该。
讲到政党与国家及人民的关系，宪政先进国政党之深识大体，亦足为我楷模。简单的说，对于国家认清党的利益固然重要，国的利益尤为重要。党是工具，以利其国；国是目的，藉党护持。如果丢开国的幸福不顾，只知有党，不知有国，那叫忘本，何必有党。外国正当的政党决不如此偏私。所以国与党的利益能相符，再好没有。如果国与党的利益冲突，则政治家以尽忠谋国之诚，毅然决然，宁弃其党，以救其国。英国欧战时各党放弃党的立场，全国一致，合组战时内阁以攘外；前年以财政危竭，工党麦唐诺首相断然弃其惨淡经营的工党，而与保守党自由党合作，组国民政府以戢国难；日本年来亦以国家多故，而有国家内阁的组织。凡此均可为“国为重，党为轻”能识大体的明证。党重于国，甚至党放在国的上头，名为“党国”，却属创见！至于人民为国家的主人，应该平等参预国事，那是宪政国家的常轨。不幸中国在过去数年，人民对于国事，不但不能作主，并且被迫为奴，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如果国民党是有计划的，有魄力的，负责任的，确确实实为国家人民做事，小民只求国势强盛，安居乐业，夫复何言。无奈国民党不许人民过问国事，而自己又无法收拾；以言外交，外交没有办法；以言内政，内政不能整理；以言党务，党内四分五裂。时至今日，只有两条路走：一是长此下去，不是与人民同归于尽，便是逼成革命，陷中国于绝大纷乱；一是逐渐公开政权于人民，使人民组织起来，抵御外侮，监督内政，并平民愤。
前一条路，于国固然牺牲很大，于党更是不利。因此，国民党领袖近来似乎也有趋向第二条路的意向。此次三中全会“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所提办法中有关于宪政之准备一条，鉴于“国内政派分歧，互相攻击，缘于政治主张不一致，而政权未公开，言论无自由之故”，主张“当使政权日渐公开，俾国民有参与国事，行使政权之权力，得以和平合法方式尽量发挥其政见、主张，日进于宪政民治之轨道，然后今日各派，用不正当手段之攻击，可以消除”，故主“全国人民在不危害中华民国，不违反三民主义原则之下，皆得自由组织政治团体，参加政治”。深谋远见，极可佩慰，但加一“不违反三民主义原则”，虽含糊其辞，不知真意何在，终属加“人民自由组织政治团体”以限制。如果说违背了“总理遗教”就不许有此自由，那与除国民党外不许有他党存在，又有什么分别。吾想原意必不如此，岂知经过全会审查后，把末了一节许人民自由组织政治团体一条删去，似乎一方面表示没有忘记中山先生的遗训，迟早要给人民宪政的；但一方面又默示为实行宪政而人民自由组党却不可许。棋差一着，满盘皆非，不免使人民怀疑国民党，并无推进宪政的诚意。深望党内一部分领袖既有此觉悟，国民党全党宜速利用此时机，使宪政早日实现，而第一步先须一反夙昔“深闭固拒”的态度：改“以党治国”为“以宪治国”；放弃党权高于一切的成见，确认“民权高于一切”；改“党内无派，党外无党”的口号，为“党内不可有派，党外却可有党”。民国幸甚，小民幸甚。
（《自由言论》1933年第1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