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4．国民党与法西斯蒂

034.国民党与法西斯蒂

陶彬

约莫有半年之久了，摆在我们眼前的，始终有这样一个矛盾现象：一方面有些人把所谓中国法西斯蒂运动说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另方面又有些人对这运动，指桑骂槐，口诛笔伐。被谤的当事者否认愈力，而聪明的好事者攻击愈猛，大有非剖心沥胆不能大白天下的气概。结果，中国到底有没有法西斯蒂，谁也不能拿出真凭实据来，断定其有无。

实则，由我看来，所谓中国法西斯运动的有无，只看国内对此言论的消长，便能证明。换句话说，如今反对法西斯蒂的言论，居然能够头头是道，侃侃而谈，足征中国法西斯蒂绝无组织，只不过庸人自扰。否则，不是中国棒喝党徒个个都是菩萨心肠，对待敌人大慈大悲，便是反对派个个都是铁打的胸膛、铁铸的脑袋。

也许有一般血气的革命青年，曾经这样想过，以一个自身衰弱的国民党，要使严重的国难，转危为安，消祸为福，非采取意大利法西斯蒂的精神，实行辣性政策不可。这种筑室道谋的思想是对的么？法西斯蒂后于中华民国建立的十一年，才取得政权，统治意大利，但其政治成绩竟超过了中华民国有好几十年，像这样的反比例，当然要使我惊羡，当然要使我们汗颜！但是三民主义的革命者千万不要忘记了这个惨痛的回忆：同在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墨索里尼要推倒法克达内阁，夺得政权，十月从米兰进军罗马，不数日间，西达地尼将军即奉国王之命，敦请墨索里尼入宫组阁，得到了完全的胜利。总理想乘奉直战争之际，大张北伐，五月从桂林出师诏〔韶〕关，当时广州居然也有一位蟊贼将军陈炯明，受北方吴佩孚的指使，你道对总理如何？“昏夜发难，枪击不已，继以发炮，继以纵火，务使政府成为灰烬，而置文于死地”，总理几乎连性命都不保，从万死一生中逃到了上海！呜呼！人家革命，正如顺水行舟，而中国的革命，其颠沛流离，一至于此！当日如果没有蟊贼陈炯明阴谋盘据，阻挠北伐，总理率师由诏〔韶〕关出发，直捣幽燕，我们想想，造成了怎样的局面？以总理的伟大难道不能驾墨索里尼而上之么？至少也一定并驾齐驱了，何至于我们望尘莫及，在扰攘中渡过十个年头，还碰到了空前的国难？纵使不免，我想以“十年教训”的国防军，也早已杀得倭寇片甲不留了，又何至于今日要一般有血气的革命青年，苦心孤诣，想主张采取法西斯蒂的精神来救国呢？抚今追昔，能不痛心？

十五年国民党继承总理遗志，再举北伐，兴师以来，进展神速，本可一鼓荡平逆氛，确保和平统一，实行建国大计，不幸改头换面的陈炯明，又如野草丛生，接踵而来，卒致国民革命屡起屡仆，始终未曾得到充实中枢、巩固国防的机会，日本以其一贯的侵略政策，在迅雷不及掩耳之下，酿成“九一八”事件，政府仓遑应变，焉有所恃？何况狂风暴雨一来，竟连中流砥柱的局面也被覆没了！

总理向日于陈逆炯明叛变以后，训诫党员曰：“凡有血气，当群起以攻，绝其根本，勿使滋蔓，否则，流毒所播，效尤踵起，国家愈不可为”。如今竟不幸而言中！足见今日国事之不可为，实在是由于陈炯明叛变之后“流毒所播，效尤踵起”，大家并没有澈底做到“绝其根本，勿使滋蔓”的缘故，决不是由于国民党欠缺法西斯蒂的精神。“凡有血气”的革命青年大可不必好高骛远，见异思迁。

何以呢？大概我们总以为法西斯蒂的精神是澈底革命绝不妥协的精神，是牺牲自由绝对服从的精神，是组织严密纪律森严的精神，一言以蔽之曰，是目前国民党最缺乏最需要的精神，又谁知这种国民党目前最缺乏最需要的精神，总理在十三年改组的时候，早已定得好好的诏示给我们了。总理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说：“我们有此宣言，决不能又蹈从前的覆辙，做到中间，又来妥协，以后应当把妥协调和的手段，一概打消。并且要知道妥协是我们做澈底革命的大错”。此非澈底革命绝不妥协的精神而何？又说：“本党以前的失败是各位党员有自由，全党无自由……我们今日改组便先要除去这个毛病”,“党员的奋斗，是和军队的奋斗一样，军队在奋斗的时候，如果司令官的命令一时不对，当兵士的都要服从，照原命令去共同进行”。此非牺牲自由绝对服从精神而何？再看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审慎制定的一部党章，其中所具体规定的，不是组织严密纪律森严的精神又是什么？当时总理本其数十年奋斗的宝贵经验，认清“从来本党不能巩固的地方，不是有什么敌人用大力量来打破我们，完全是由于我们自己破坏自己”，所以谆谆教训，满怀期望全体党员一致团结在这种改组精神之下，造成一个有力量有组织的革命党，“把个人负担的革命重大责任，分之众人，希望大家起来奋斗”。不幸总理瞑目一去，这种苦心孤诣的改组精神也随之俱去了！整个党的力量、纪律和组织，又完全被接踵而来的改头换面的陈炯明摧残殆尽，重蹈“自己破坏自己”的覆辙！去年国难一起，可怜国民党便在忍气吞声中代百年厄运的中国民族受过了！我们平心静气想想：在国难临头的时候，不认清自己固有的革命精神，偏去赞扬法西斯蒂的精神，这不是数典忘祖么？不想设法恢复本党十三年的革命精神，反去仿效法西斯蒂的精神，这不是筑室道谋么？

所以我们从这个悲痛的党史演变的观点上看，要想忧患余生的国民党，能使空前的国难转危为安，消祸为福，必然的要恢复十三年的革命精神；要想恢复十三年的革命精神，必先树立始终拥护革命精神，全力贯彻革命精神的中心势力；并且要树立始终拥护革命精神，全力贯彻革命的中心势力，尤必先积极恢复“首领本位制”。否则，虽无“敌人用大力量来打破我们”，而我们且不免三演“自己破坏自己”的惨剧，何况在严重国难中，各色各样的敌人正虎视眈眈地环列在四周呢！

对于恢复首领本位制，自然有人会拿党章来责难。党章原不可违背，何用多辩？不过在迫于万不得已的要求之下，实在也有依法变通的许可。大家想想，党章上并无明文规定永远被开除党籍者，可以恢复党籍，试问有何理由恢复党籍？党章上并无明文规定已满法定日期的“一”“二”“三”各届中委，即为第四届中委，又试问有何理由全体恢复而为第四届中委？可是实际上毕竟以迫于万不得已的要求为理由，一切都恢复了。当年总理为护法而战，今春中央行骫法之议，我人于此内忧外患夹攻之中，但求政局有补，国难有济而外，诚不敢有所歧视。然而事实的报告如何？中枢沦于空虚，地方变为幻灭，以总理四十年革命精神之结晶的党章，仅换得一个阳奉阴违、貌合神离的和平统一局面，这种万劫不复的牺牲，请问应归何人负责？假使若辈此种护法精神，能表显于北伐粗定之时，且始终保持六年如一日，则不但今年无骫法之议，且无恢复首领本位制之事。不幸横逆之来，我人恢复首领本位制之理由，竟亦在迫于万不得已的要求中。

汪精卫院长去国后，许多人都为之辨白说：汪先生身居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又兼行政院长，竟不能撤张学良的职，实在是因为牵掣于蒋胡二位中政会议主席。又汪先生每当决定党国大计之先，必须与蒋介石先生商议，这并非是因为他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实在是因为他也是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团之一员。这便是明明白白宣告：在今日如此情况之下，所谓“均权求共治”“建设求统一”等于空谈，欲使中央的政策和命令雷厉风行，必有强有力的集权中枢，才有办法。则我人恢复首领本位制，岂又可与浅识者所指为暴力的独裁政治同日而语？

关于首领的名义，我人固不拘泥；但是首领的职责，必须总揽一党大权，万一不能总揽一党大权，至少也要统一事权，取消中央常务委员会及中央政治会议，而代以中央干部，中央干部对首领负责，而首领则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并以党的首领为当然的行政院长。中央党政制度，始终要保持组织简单，运用灵活的原则，丝毫不含独裁的意味，更与法西斯蒂风马牛不相及。

如果别有用意的人对于这种从本党历史事实及目前政治形势，必然转变而来的首领本位制，也要说是法西斯蒂，那末，我人只好逆来顺受了。

（《时代公论》（南京）1932年第3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