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国民党党政之新歧路

030.国民党党政之新歧路

张君劢

二十年来吾国人之于西洋政制，无不予以若干时之试验，然终虚有其表，无一次能植根深固，且以形成国家治安之基者，此在北洋派时代所谓英美式之宪政则然矣，而五年来国民党采苏俄式之专政者亦莫不然，其所以屡试屡败之故，果安在欤？曰病在以政制为儿戏，袁世凯始之所以赞助共和者，为其于己之地位有所增进也，及见国会之为帝制障碍也，则解散之，且并国体而推翻之，段祺瑞亦尝以恢复约法始，而以造成安福国会终，曹锟吴佩孚之于国会于宪法，无不可以同一态度解释之。

国民党既代北洋派而兴，采苏俄无产专政之制而稍变之，名之曰“以党治国”。虽尽党外人之团体，学校与夫言论结社之自由而消灭之，然不能制党内同志之自相残杀，其同志之据地自雄也，犹之昔日西南数省之于中央也；其同志之以毁法乱纪相诋也，犹昔日国会议员之于政府也。数年以来，恃一人之武力与九万万之公债，仅得保持党治之形式，若按其实效，则内战愈频繁，土匪愈猖獗，民生愈憔悴而已，卒焉外人乘之，取三省之地，如探囊取物，在此内忧外患交迫之际，孙科乃以“从进宪政，建立真正民主政治”号召国人，汪兆铭于右任则反对之，至在粤之胡汉民似倾向于孙氏，而别有其“重在真伪，不在迟早”之主张，此种应时而起之宪政说，能胜于民元以来宪政的试验乎？其反对孙氏而持训政说者，能在党治下求得国家政治上真正之出路乎？不可不与国人一探求之。

第一，中山之训政说

中山之建设程序三时期，即汪兆铭训政说之所由出也，故欲评汪氏之说，不可不推本于中山，依中山之意，训政时期以筹备自治为第一事，其所应有事者，曰调查人口，曰测量土地，曰办理警察，曰修筑道路，白以四权之使用训练人民。所谓四权者，曰直接选举官员，曰直接罢免官员，曰直接创制法律，曰直接复决法律。此种思想以两种源泉构合而成：一曰普鲁士日本在宪法颁布以前之筹备自治，二曰瑞士之直接民主政治。其是非当否，应分三方面言之：第一，地方自治与中央宪政之关系；第二，直接民主与宪政之关系；第三，以训政自任之国民党之实况。

（一）平心论之，地方自治办理完善，于人民之政治能力，自有多少裨益。此论施之于强善政府早已成立之普鲁士与日本，自有相当理由，非所语于今日分崩离析之中国，若以地方自治为因，以中央宪政为果，若自治完成乃可语夫宪政者，则直以不相容之二物而视之为一种因果关系矣。中央宪政之行，在乎有国会，在乎国会有通过预算监督政府之权。彼英国大宪章之成立，岂尝计及当日地方自治之状况为何如！政府诚能以通过预算监督政府之权许之今日中国人民，何患人民之不能行使其权哉！或者以为大宪章云云，乃英之中世纪之情况，与近世式之宪政无涉，然当知十九世纪之初期，英国会之选举改革在一八三二年，而市政条例之颁布在一八三五年，人口登记官之设立在一八三六年，地方教育之归政府监督（昔日由教会管理）始于一八五一年，则地方自治之完善与国会设立之为绝然二事，不亦显然乎？中国今日政治之要诀，可以一言蔽之，曰以军权隶属民治之下，若此点不能办到，不独中央宪政为空谈，即地方自治亦为具文，故以地方自治不备为延宕宪政之口实者，不啻与军人同恶相济而已。

（二）四权云云，曰直接选举官员，曰直接罢免官员，曰直接创制法律，曰直接复决法律，《建国大纲》第九条之所谓官员，是否即等于第八条之所谓县官，县官之义，仅为一县之长乎？抑一县一乡自治行政下之一切官员乎？若一县一乡之一切大小官员尽出于选举，则一县一乡之民不胜其选举之繁，与美国近年实行之委员会制市经理制正得其反。若曰，所选举者仅为县长，则县长之职掌不仅为地方自治行政，且负省行政之责任，此种官吏进退之权，是否可以委之县民，正有待于研究。若所选举者，仅限于一县一乡之议员，此自为五洲万国自治制度中当然应有之权利，何必标新立异，名之曰直接选举官员、直接罢免官员之权哉？！至于创制法律云云，以瑞士言之，即为公民若干人之动议，复决权云云即为众民投票，西欧之国家如法如英如德，未闻以此二者为地方人民必应行使之权利，法英德市民之所不能行者，而必欲强四千年专制下之中国人民行之，其为中山之故意促进宪政耶？其为故意延缓宪政耶？非吾辈局外人所得而了解者矣。

（三）今之以训政主人自居者，国民党党员也，国民党政府也，此政府此党员能否负此训政之重任，当视所谓训政之性质如何，当视其党内派别之实况如何，夫所谓训者，一方有能训者，他方有被训者，父母之于子女，可谓训政之一种矣，以其年龄智识相差本悬绝也；教师之于学生，亦可谓训政之一种矣，以其年龄智识相差本悬绝也。若夫国民党党员与政府，其在数千年历史中，未尝知有所谓选举权，与党外人等耳，何以彼必当为能训者，而国民为被训者？其未尝运用创制权与复决权与党外人等耳，何以彼必当为能训者，而国民为被训者？若曰所谓训政云云，乃以此选举权与其他公民权之智识普及人民，此等专重空谈不兼实习之训政，与近世教育学说之以实习为主者正相反对，譬之教人以游泳，而曰此间但有游泳讲义，绝不许人以入池游水，虽学生早夕讽诵，而与浮沉水上之技何涉乎？可知真正之训政，必先有选举权，有国会场，有责任内阁，俾人民得以参政，得以发言，则人民有实习政治之机会，而政治实力自然增进。若夫无选举场，无国会，无内阁，而曰能训政，其自居于能训者之无宪政经验，与被人强派为被训者之无宪政经验，二者相等，是所谓以瞽训瞽而已，其不陷入深池者能几何哉？假令国民党人意见一致，步伐整齐，或者此种空谈式之训政，未尝不可敷衍一时，然考之党内实际内容，右派人在朝，则左派人勾结军阀以捣乱之；及左派人在朝，则右派之所以待之者，亦复如是，彼是钩心斗角，独在于廓张武力割据地盘而已。故年来国民党行动最深入国民耳目者，在其能以武力相尚，是与法治最相刺谬者也；在其党内互相攻讦，与宪法政治下各党从容揖让者最相刺谬者也，派与派之间，相循于内争，各省治安且不能保，尚何调查口清丈地亩与夫运用四权之可言。总之，坐拥皋比者，自己打得头破血流，而独责其受教学生德业之日新又新，安可得哉？！此汪氏于氏训政说之所以不可通也。

第二，孙科之宪政说

孙科氏于四月十五日发表其抗日救国纲领，甲内政，主张结束党治，促进宪政；乙党务，主张停止以国家政费养党；丙外交，联络友邦以彻底抗日为方针。于右任氏诋之为大背趋庭之训，实则其谋国之公心，跃然纸上焉。孙氏招待报界之语，尤洞见时弊，其言曰：

“近来人民对党信仰，几已全失，病在国家养党，党高于政府，上干行政，下制人民，党员权利争执，形成纠纷，应确定改革方案，第一，政府不养党，党费由党自负，第二党员只能领导民众，不应命令民众。”

此项宣言，为民十三以后国民党倾向共产以来第一篇重要文字，虽反共一案不能与之比拟，以其为对国对民众一种彻底改调之言焉。然窃欲与孙氏商榷者则有二义，二十年来国中政治人物非无洞烛几先之见，何以不能贯彻始终，而常陷于前后矛盾，此一义也。依目前现状，限于明年四月颁行宪法，有谁保证国民代表大会与省民代表大会能自由行使职权，而不受军人独裁之牵制，此二义也。

（甲）汪氏之言曰，无国民党则无民国。汪氏所云云者，殆塚中枯骨之民国耳。今日党法之下，但有党国，安有所谓民国者哉！吾人平心论事，又安得谓已往二十年之历史中，除国民党外，曾无一人拥护民国者，究竟洪宪之帝制谁倒之，复辟之役谁讨之，此皆历史上彰彰之事实，不容汪氏一笔抹杀。即以民六段祺瑞之恢复约法，与民十一吴佩孚之重集国会言之，其始也岂无丝毫守法之诚意，然以见之不真，信之不力，持之不坚，卒为其左右所惑，而以毁法贿选终矣。盖吾国之政治人物，大抵系“半途出家”，所抱政见，极易为环境所动摇，始之自东来者，不旋踵而西倒，始之以左倾为高者，不移时而右向，其体力志气极薄弱，绝少坚持镇定之功，稍遇障碍，则坠然若丧，以为所持政见果不易实现，不可立即改弦易辙，凡西方人期之十年二十年之后者，吾国人则责效于年月之间，故在北洋派时代同一英美式宪政之下，而有所谓内阁制，总统制，省制，非省制，联治，非联治之争，与几次之毁法复法，在国民党时代同一苏俄式专政之下，而有所谓联俄，反俄，容共，反共，要约法，与不要约法之争，今则又易而为宪政非宪政之争矣。孙氏者周旋于专政主义之下，固已有年，今一旦反对专政而以宪政相号召，以之迎合时好耶？图目前之速效耶？抑有见于专政之制，必流为一人之独裁，无列宁而得冒牌列宁，无墨梭里尼而得冒牌墨梭里尼之果不可行于中国耶。党治之下，独有一党，不容有他党，独有党法，而无所谓国法，独有对党之责任，而无对国家人民之责任，若一旦施行宪政，他党可以并存，国民言论可以自由，国会可以监督政府，政府对国会负责。此二制之孰为简，易孰为繁重，孰便孰不便于当局，盖无俟深辨而后知。孙氏而诚有意舍易就难，当于人治法治之是非，知所别择，毅然择一而终身以之，夫而后可以导吾国真正民权主义之先河矣。若曰党治之下求一列宁一墨梭里尼而不可得，乃不得不藉口宪政以为逃遁之地，是不过于北洋派复法毁法之外，加上一种国民党内专政派反专政派之循环起伏，非所以语于国家之长治久安也。

（乙）中国革命所以大异乎西方之革命者，在乎军人之地位，一九一七与一八之俄德革命，在事定功成之后，绝不闻军人以革命为己功，因而要求特殊地位者矣。吾国不然，革命既成，以国家首长之地位奉之军人，北洋派且牺牲国会国法以便一己矣。国民党内则依蒋中正之意旨而造成其御用的执行委员会矣。国法党法可以上下其手，而军人之地位不容变更，此吾国革命之特色也。五年以来，旗色虽统一，而政权之分崩，则视北洋派时代而加甚，四川云贵犹昔日之四川云贵也，两广依然半独立也，江西湖北安徽之一半则陷于共党之手矣。北方之河北，山西各有其主人矣，山东则依违于南北之间，独有江浙河南三省隶于蒋中正直接管辖之下，犹昔日孙传芳之奄有五省也。东北三省今沦为异域，重见金瓯无缺，不知将在何时，在此情形之下，诚依孙氏意，而设国民代表大会与省民代表大会，则此国民代表大会关于选举国家元首，其能自由行使职权耶？关于军队增加须得议会同意，其能行使职权耶？苟有弹劾总司令或提议裁兵者，其能行使职权耶？推而至于各省之省民代表会，有要求军人不得为省政府主席者，其能行使职权耶？有要求四川防地制之废止，而统一省财政者，其能行使职权耶？有要求减少军费而增加教育费与工商实业费者，其能行使职权耶？若此一团毛草之政局，而加上一国民代表大会与省民代表大会，其果胜于段氏之所谓约法吴氏之所谓国会乎？窃不能无疑。此则孙氏提议之用意非不是，然于宪政施行时必须具备之条件，似尚未加深察焉。

第三，吾人之提议

当宁粤和议代表群集沪上之际，学界代表沈钧儒责其以租界为护符之非，告以强寇深入之可虑。汪氏则答曰，吾辈只知有革命，不知所谓亡国，清末排满之议初兴，时亦有以亡国为惧者，然吾侪毅然不为动，故请公等勿以亡国之空言相恫吓。窃以为“只知革命，不知亡国”，实国民党最表示勇气之言焉。满清末年以革命推翻政府，不待言矣。袁世凯执政时，尝有所谓二次革命矣。段吴称雄之际，其所谓护法者，亦革命焉。及革命军占据长江，汉有汉之革命，宁有宁之革命，乃至蒋桂之战，革命也；蒋阎冯之战，亦革命也，逮至今日，所谓革命者，实同胞自相残杀之代名词耳，曷有政制改革与民更始之义哉！惟其但知革命，故二十一条之国耻垂十余载而未雪矣，外蒙受制于俄，而俄红军且侵入中东路矣；今之东三省，日人可以不废一矢，挟之而去矣；吴淞之战，同胞流离失所者数万，损失以数千万计。而当局且屈服于日人所提二十公里内不得驻兵之要求矣，此何也，二十年来之国民党，与夫五年来之国民党，惟知有革命不知有亡国，故穷年累月以内争为务，而国防之如何充实不计焉；主权之如何保持不计焉，国家经济如何建设不计焉，吾为此言，非谓国民党人不知国防、不知主权与夫建设经济，奈其心理中惟知以革命为方法、以革命为手段、以革命为一身之事业，乃直接间接陷入于亡国之大罪而不自知矣。此其证据何待远求，试翻五年来之历史，可以知之，日本占领济南之案方了，而蒋桂之争旋作，俄红军歼灭我之护路队，正遣使议约而蒋阎冯之战又起，盖外交上之丧权辱国，不能稍变党人“只知革命不知亡国”之心理如此。九一八事件起，日人唾手而得三省之重地，此等事发现于欧洲，则不一日间举国一致之政府可以成立，乃国民党磋商复磋商，绝不闻有整军经武之计划，坐失一二月之重要时期，而日军舰大集吴淞江口，而沪淞之惨祸起矣。今三省未恢复，山海关又告警矣，而同隶国民党之粤政府，既不撤销政治分会，复调动海空将领，一若宁粤之战迫于眉睫，乃为此先发制人之计者，粤之所为如此，汪氏必以不顾大局四字责之，不知其同为“只知革命不知亡国”之心理之表示也。今而后国民党人苟不变更此态度，各派之排阖永无已时，国家之内争亦因无己时，则中华民国之存亡，已非一时之危言耸听，而早晚且现于实事。慎勿恃其四千年不断之历史，而谓其可以永保无虞也。依今日之国防形势，海权既为日人所攘夺，平奉津浦之交通，日人可以在天津胶济等处切断之，江北江南之运兵，日人可以横江之兵舰阻止之，乃至国家所恃之财源，集中于租界，对外战争之际，不独饷源受制于外人，即国内所流通之钞票之现金准备，外人亦得而劫持之，若日人以封锁政策待我，海外之米断绝来源，则上海数百万居民且沦为饿莩，夫立国之败象如此，而国民党犹复不知翻然改图，停止内争一致对外，诚不知其何心焉。

今后中华民族之运命决之于一语，即以汪氏之所言而倒置之，曰只知有亡国，不知有革命，伸言之，只知有国家之存亡，不知有自相残杀之革命，再伸言之，应视国家之地位高于一切之上，然国民党人必有以难之曰：吾辈以革命为出发点，正所荡涤旧秽耳。今日党内之四分五裂，即中山所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之境界，除继续从事革命外，别无他法，窃以为此乃亡国之言也。宁汉分裂之际，汉之于宁，自居于革命，蒋桂之战，与去年阎冯与蒋之战，其居反蒋之地位者，无不自以为革命，今陈济棠之于宁，亦自以为革命，彼此结怨既深，虽有仪秦之舌，无法使之和解，今后若永以革命为宗旨，即此冤家之相仇亦永无穷期，谓如此而国不亡乎？故敢奉劝党人及早抛弃革命宗旨，而另求一积极的协同的目标为宗旨，则国家是矣，中华民国之存亡是矣。惟以国家为前提，始知停止内争培养元气之必要；惟以国家为前提，始知整顷〔顿〕国防捍卫疆土之必要；惟以国家为前提，始知国内各党可以彼此互让而惟以一致对外为要务，此所云云，与国民党之以革命为出发者，似不过名词之区别，实则因毫厘之差而生千里之谬者也。孙科氏之言曰，当此内外交迫，政治非另有办法不可，第一人民与政府须成一体，即由中央以至地方人民，皆有参政，庶人民与政府不至相歧，第二全国人民在不危害国家、不违三民主义原则下，皆得自由组织政治团体，参加政治，此另求办法之言，深得吾人所谓以国家为前提之旨，不徒可以救国，即党自身之救济，舍此亦别无他道矣。

然孙氏之文，一则曰本年十月由立法院起草宪法草案，提交国民代表大会议决，再则曰民国二十二年四月，召开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议决宪法，并决定颁布日期，其文中更有关于国民代表大会之规定凡十项，至于召集国民代表大会以前，军事问题与各党关系绝无一字提及，此吾人所以请孙氏于宪政施行之必要条件，尚未之及焉。

香港四月二十四日胡汉民发表关于宪政之意见，引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之言曰：

元年以来，尝有约法矣，然专制余孽，军阀官僚僭窃擅权，无恶不作，约法无异废纸，何补民权，迩者曹锟以非法行贿，尸位北京，亦尝藉所谓宪法，以为文饰之具矣，而所为，与宪法若风马牛不相及。

此国民党批评北洋派之言，何一字不可移用于柄政以来之国民党？私政权于一人，非擅权何？以国民为阿斗，非僭窃何？……然国民党虽无宪法，亦尝有党法矣，何以党代表之指派，可以成为内战之理由，何以因约法意见之争，而胡氏身受不法的拘囚，彼北洋派固不知国法之不可侵犯，动辄以武力蹂躏文治机关，而国民党之新军阀何以异是，故军人问题尚未解决以前，不可轻言宪法，即令议之而颁行之，其不能安定国家自若焉。解决军人之道，其留甲而去乙乎，抑留乙而去甲乎，则内战终无幸免之理，而胜者能否自纳于法轨，不可知焉，故吾人之要求曰：

第一，不论中央军人与地方军人，应一律去职，今后之总司令，由国民代表公举，地方军人由政府任命。

第二，内战中之和与战，应取决于国民代表。

第三，军队之增加一兵一马，应经国民代表同意而后执行。

第四，现役军人除在师部旅部内训练军队外，不得对于政治问题发表意见。

其有反此者，大军阀之吞并，小军阀之割据，与其彼此之或交或攻，殆无宁日，而国家永无治安之望，此在宪法开议以前，所当提倡与解决者一也。

吾国人之运用政治，南人耶，北人耶，旧人耶，新人耶，无不带有帝皇专制性在其血管之中，袁世凯时代不容国民党，犹之今日国民党之不容他党，袁党之裂而为皖派直派，犹之今日国民党之裂而左右中三派，虽此南北两主潮所以独占政权与分化之故，若不可以相提并论者，然吾国人不能容人之心习则显然易见焉，因此不相容之故，甲而立朝，则乙之在野者千方百计以破坏之，及乙而立朝，则甲之所以待之者亦如是，因是十余年来，国民党之所以待北洋派，与近年国民党之所以自待者，惟有互相诟谇，互相防范，互相起伏，此外则绝无建设成绩可言，吾国外交之中，常伏有内政，内政又常伏有外交，袁世凯大借外债，以平赣宁之乱，孙中山之以联俄容共为北伐之准备，皆以内政为目的，外交为手段者也。惟内政外交关联之密如是，稍有举措，政敌常得以丧权辱国之罪加之，而主持政策者遂不为舆望之所归，而地位因以动摇，依已往二十年南北两主潮柄政之经过言之，今后一党一派或一人而欲独霸国家之政权，其必无幸存之理，有断然矣，惟如是，今后立国之原理，应由不容人进而为容人，由不合作进而为合作，而所以实现之者视乎各政党之态度，试条举之如下：

第一，国民党以政权还诸国人，退为普通政党之一。

第二，凡信仰民主国体，有党纲而行动公开之政团，皆得参与国政。

第三，政府改为举国一致之国防政府，由各党共同组织之。

第四，今日要务，不外裁兵平匪，振兴实业，廓充教育诸大端，由国民代表议决一种五年以内之行政大纲，交由政府执行之。

第五，每一年或数年之终，由国民代表推举人员检定行政成绩，如有不合于政府对人民所宣言者，应使关系部之部长辞职，此外不可轻易更迭政府。

第六，政策由国民代表公决，自得平和中正之旨，不至稍涉偏激，而引起各党间之仇视。

第七，各党根据以上条件，实行各党间之息争，以期全国一致从事于建设事业。

其有反此者，各对敌之政党，或已分裂之同党，各不相下，专以蹈瑕抵隙为能，甲上台乙推翻之，乙上台则甲推翻之，甚或与军阀勾结以倒政府，一起一伏之速度尤增，而国家亦愈不可收拾，此在宪法开议前所当提倡与解决者二也。

或者曰：如君所提二端：一以杜军人干政之源，一以平各党相仇之气，必如是而可以语夫宪政之建设，诚哉然矣，然所以责望于今日之军人与党人者，不亦太过其分乎？君言而真能实现者，必彼等尽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圣贤而后可焉。应之曰：吾固知吾言为书生之见，为理想之言，然要知今后国政之解决不外二途，一曰理性的，一曰非理性的，理性的云者，即上文所述大家一齐放手之方法也。非理性的云者，即武力的内战是也，而内战之方式又不外乎二，一曰党内之内战，二曰党外之内战，依党内之现况言之，阎冯能为蒋下乎？蒋为阎冯下乎？粤陈为蒋下乎？抑蒋为粤陈下乎？吾苦思力案而不得国民党人为国家所谋之政治上之出路也。若夫党外乎，无论袁世凯之大借款，段祺瑞之边防军，与夫孙中山之得力于联俄，皆为可遇而不可求之机缘，即幸而得之，其甘心屈膝外人，以武力争夺天下，损伤国家元气，与今之国民党等，抑何以自解于国民党专事内争，不顾外患之责言乎？呜呼，稍读历史者，类无不知历史成例，固有因内争之意气，而不惜以国家亡于外人者，吾恐中华民族殆届寿终正寝之期矣！虽然吾不知全国四万万之同胞尽为非理性的政治动物也。

五月十五日稿（《再生》1932年第1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