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5．党化教育二论

025.党化教育二论

叔永

（一）党化教育是可能的吗

自国民政府成立以来，教育的“党化”，便成了教育界的一个重要问题。可是问题虽然重要，却不曾有人讨论过。这当然是言论不自由的结果，而非问题的本身无可讨论的余地。作者现在提出这个问题，不敢说有甚么深切的研究，但很希望作一个讨论的发端。

党化教育是国民党固定的政策吗？这句话许多国民党的朋友们根本上就不承认。真的，民国十七年大学院召集全国教育会议，曾经正式议决，取消“党化教育”这个名词。不过党化教育的进行，仍是目前的一个事实。这事实的发生，正是国民党一贯政策的表现，名词的存在与否，是不关重要的。

那吗，党化教育究竟是甚么？切实说来，不外下列两个意义：

（一）把党的主义或主张，融合在教课中间，使它渐渐的浸灌到学生的脑经里去。

（二）教育的事业，由党的机关或人才去主持，使它完全受党的指挥。

以上两种意义，当然不是绝不相关，而有相助相成的作用。譬如说，要做灌输党义的工作，最要紧的方法，是抓住重要的教育机关；而同时在党化教育名义之下，也可以使垄断教育的行动，成一个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毅然行之而无所顾虑。

但是，照这样办法，党化教育便可实现吗？我们可以不迟疑地回答说不可能。现在我们试看一看不可能的理由在那里。

第一，教育的目的与党的目的完全不同。大概说来，教育的目的，在一个全人的发展；党的目的，则在信徒的造成。教育是以人为本位的，党是以组织为本位的。在党的场合，设如人与组织的利益有冲突的时候，自然要牺牲人的利益以顾全组织的利益。我们只看国民政府的教育部，对于发展教育、改良教育的计划，一点没有注意，但小学的党义教科书，却非有不可。教科书与党义有不合的地方，非严密审查不可。老实说来，教八九岁的小孩们，去念那些甚么“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关税自主”的教科文字，不但不能得他们的理解，简直于小孩们心灵的发展有重大的妨害。但这是党化教育所不能免的结果。

我们暂且离开小学教育，就一般的教育来说。一个理想中有教育的人，在智慧方面，至少的限度，必须对于事理有正确圆满的了解，对于行事有独立自信的精神。要养成这样的人格，第一的需要，是智识上的好奇心。有了智识上的好奇心，方能对于各种的问题或事务，加以独立的研究。研究所得的结果，才是我们信仰的根据。这种教育的方法，在党的立场看来，是最危险的。他们的信仰，是早经确定的了；他们的问题，是怎样的拥护这个信仰。因为要拥护信仰，所以不能有自由的讨论与研究；因为不能有自由的讨论与研究，所以不能有智识上的好奇心。这个情形，恰恰与十七世纪初年，欧洲宗教的专制思想相类。当时的教会，不愿意一般人有自由思想，于是乎不恤用教会的法庭来压制葛理略，逼着他发誓承认地球绕日的学说，是和圣经抵触的，是不对的。他们这种办法，不但是要压服葛理略，使他不再妖言惑众，并且要惩一儆百，使同时的人不敢有新出的思想。但是他们所得的效果是怎样？葛理略在签名悔罪书之后，口中即喃喃的说道，“地球是动的”；而地球绕日的真理，也不因葛理略的受压迫而遂至湮灭。自近世文艺复兴以来，专制思想与自由思想冲突的结果，总是专制思想失败，党化教育也不能独成例外。

照上面所说的看来，党化教育，几乎成了一个矛盾的名词。那就是说，有了“党化”，必定是没了“教育”；反过来说，要有“教育”，必定要除去“党化”，而党化教育的不能成立，更不待言了。

第二，党化政策，虽然与教育的原则不相符合，设使党的主义或主张，可藉教育以宣传，也不失为党化教育的一个大理由。关于这一层，我他〔们〕的答案是：在特殊的情形下，是可能的；在普遍的情形下，是不可能的。但是党化教育的目的，当然在普遍而非特殊，所以我们的答案，还是一个不可能。我们所谓特殊的情形，譬如现今的党务学校、中央政治学校之类，以这样特别组织的学校来宣传党义，自然是可能的。不幸我们现在要党化的学校，不是这样的一类，而是全国一般的由小中以至大学程度的学校。在这些学校里面去宣传党义，便立刻有许多问题发生。我们曾经听见中小学校的党义教课，怎样的学生不感兴趣；大学校的党义教员，怎样的被学生轰了又轰、赶了又赶。这不见得是因为教员的不济，而是因为党义这一门功课，实在不为学生所欢迎。党义不为学生所欢迎，也不是党义之过，而是凡挟贵得势的主义，所必得的结果。所以天主教自定为罗马的国教后而天主教就渐渐衰落。我国的孔教（假定孔教也是一个教），自汉武帝定于一尊后而孔教也从此不振。这种历史上的前例，是不胜枚举的。我们以为宣传党义的最好方法，是把党义放在一个自生自活的地位，而不要把它放在特殊阶级之上，使它失了自由竞争的机会。因为一放在特殊阶级之上，它既不用与人竞争，便渐渐地失去向上改进的本能；同时在课室中或教科中强迫输入的党义，也未必能得到生徒衷心的信仰。这岂不是南辕北辙，爱之适以害之吗！近年以来，国人对于国民党的信仰，一落千丈，固然是因为政府的种种失政，使人失望，但是所谓党化教育，于党义的传播，并无一点好处，也可以概见了。

以上系就党化教育在传播党义而言，它的失败，是不难预先断定的。现在我们要讨论一下党化教育的又一方面，用党的机关或人才来主持教育事业。

我国的政客中间近来有一种新的主张，或可以说是误信，以为一个政党或政客，要在政治舞台上活动，必须有一个有势力的学校，作他们的后盾。因此他们在台上的时候，尽管于教育漠不关心，但一到下台他们便拼命的抓学校、做校长。有的容许是因为闲着无聊，慰情胜无，有的的确是想利用学校地盘，造成一班喽啰，将来替他尽那登台捧场、摇旗呐喊的义务。这个情形，可以说明许多学校的风潮何以发生，也可以说明许多学校教育，经过政客官僚的热心，而愈加腐败。一言以蔽之，办学校以教育为目的，方有成功的希望，若以政治的目的来办教育，是非失败不可的。

国民党是一个成功的政党，它的第一义务，在使全国教育循序平均的发达，原用不着存甚么割据疆域、封殖势力的思想。不幸这个党化教育的政策，把它不知不觉的引到包揽学校的地位；既然包揽学校，便免不了一班官僚政客地盘势力的野心。结果，徒然增加了教育界无数的纷扰，且使一班人对于党人抓学校的行为，发生了不少的疑虑与反感。关于这一层，我们不必繁征导引，只请读者检查一下一两年来，几个国立大学易长风潮的近事，便可明白了。

以上是我们对于这个重大问题提出的一个简单讨论。设如我们在党或党外的朋友们，对于这个问题还有更详尽的讨论，我们非常欢迎。我们现在先请提出两句简单的说话，来作本文的结束：

（一）党化与教育，是不能并立的：有了党化，便没了教育；反过来说，要有教育，先取消党化。

（二）国民政府，是应该对全国教育负责的。所以它的义务，应该先发展教育，再说党化。

（《独立评论》1932年第3期）

（二）再论党化教育

——答范云龙先生

在本周刊的第三期，我曾发表了一篇关于党化教育的文字。许多朋友看见了这篇文字之后，都向我说：“你真大胆。这样的问题，岂是可以随便讨论的？”我回答说：“因为这个问题的重要，所以我们要提出谈谈，唤起国人的注意。况且现在不是言论自由的时代吗？我们若是多所顾忌，而不敢讨论眼前的重要问题，便是放弃国民的权利。”

果然，我这篇文章发表了不久，便引起了相当的注意。前天早上，我接到一位范云龙先生由南京寄来的一封信，他的内容如下：

“在国民党遭受到历史所遗传的封建和宗法的势力之掊击而坍台而崩溃而瓦解的时候，先生还有闲情来讨论已经糊涂失败的‘党化教育’，这样科学家的精神，良用钦佩。……我对于‘党化教育’的问题，很想和先生讨论一些。虽然事实上国民党是失败了，‘三民主义教育’也失败了，不过真理的探讨，有时是不管时间性的。究是怎么失败的，我们也当求其失败的明处。有科学家爱真理的精神如先生者，想是‘非常欢迎’的。

“以先生的全文——党化教育是可能的吗？——看来，我们在没有讨论‘党化教育’本身问题的时候，有将‘教育价值观’的问题先行解决的必要。因为先生的教育思想，有几处还是旧的，又似乎含有唯心的教育理论的色彩，同时自然有‘教育价值自身论’的言论，倘若先生以为先生的教育思想是旧的好，又承认‘教育价值自身观’是对的，那我们就不必来讨论什么‘党化教育’，因为这是一个哲学上的矛盾问题。否则我们要是承认‘教育价值工具观’的话，那自然可以进一步来讨论。善意的去改造也可，恶意的来反对也可。

“先生的结语是这样的：‘（一）党化与教育，是不能并立的。有了党化，便没有了教育，反过来说，要有教育，先取消党化。’

“这一句我的答案是这样的：党化教育是必须的。有了党化然后才有教育。反过来说，没有党化，便没有教育。

“先生的第二结语是这样的：‘（二）国民政府是应该对于全国教育负责的。所以他的义务，应该先发展教育，再说党化。’

“但是我不了解先生这句话的真意何在，所以无从答覆。”

以上是范云龙先生所提出作为“开始讨论”的几个要点，范先生又附寄了他的“七年来研究”的中国国民党党化教育纲要一份，因其篇辐太长，此处恕不征引了。

在开始讨论以前，我们有一点要请范先生注意，那就是，凡讨论一个问题，须认明讨论的范围和根据。我在《党化教育是可能的吗？》文章里，指出党化教育的有两件：（一）是在学校里面宣传党义，（二）是由党的人才来主持教育机关。从这两方面事实的观察，我们得到的第一个结论是“党化与教育，是不能并立的云云”。（详细理由，已见前文，兹不复引。）范先生的“答案”，把我们的结论完全由反面翻成正面了。但他始终未曾提出一个翻案的理由，实在使我们莫名其妙。

我们的第二个结论说：“国民政府是应该对全国教育负责的。所以他的义务，应该先发展教育，再说党化。”范先生说他不了解这句话的真意所在，所以无从答覆。范先生所以不能了解这句话的命意，正是因为我们讨论的范围不同的原故。范先生的意思，以为党化教育，包涵得有“完全儿童的基本教育”,“改革一切行政制度”,“改革一切学校制度”,“奖进学术专门研究”，以及“以革命手段扫除现有教育的一切积弊”等等。这样说来，似乎教育一实行党化，国家的教育，就自然而然的发展了。我们的意思，以为党化教育，事实上只是宣传党义及位置党的人才的工作，这样一来，便不免把教育上的根本建设，都丢在脑后了。从这个观点看来，我们的第二个结论，似乎也很明白清楚，没有甚么不可解的地方。

说到此处，自然发生了一个问题。这问题是：党化教育，究竟以甚么为代表。换一句话说，我们要照范先生的看法，把一切理想中教育上的设施，都作为党化教育的成绩呢？还是照我们的看法，把目前党化教育的事实，作为论断的根据？关于这一层，我们的主张，不幸还是后者。我们的理由是：第一，我们讨论的是实际问题，与任何人的理想中的乌托邦，本来没有甚么关系。第二，任何政府，对于许多教育上的根本建设（如上文所说的完成义务教育，改良教育制度，奖进学术研究等等），都有不能旁贷的责任，不能以为党化则应该办，不党化则不应该办。因此，这些建设，即使办了出来，亦不能指为党化的表现。

“党化教育，已经完全失败了”，是范先生同我们得到的一个共同结论。不过范先生以为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党化未能实行，我们以为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党化的根本错误，这是我们观点不同的原故。我所不解的，范先生既承认党化教育失败了，又主张“先有党化，才有教育”，这是不是自相矛盾？至于我们讨论党化教育，完全属于实际问题，似乎没有涉及教育价值论的必要。不过范先生的信里，既然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也不妨讨论一下。

据范先生所说，教育的价值观，有所谓“教育价值自身观”与“教育价值工具观”的两种，而我的教育思想，有时“含有唯心的教育理论的色彩”，同时也有“教育价值自身论的言论”。因为这些教育思想是旧的，所以也就是不对的。反面说来，教育的工具观，总是对的，同时若能带些“唯物的教育理论的色彩”，则尤大对而特对。

在我们看来，教育只是一个社会里面，老成人们加于少年人们的一种训练。这种训练，自然是以老成人们要形成少年人们的理想为标准。人在少年时代，受教育感化的力量很大，所以施教者的理想，最能影响受教者的思想行为。因为这个原故，社会中的领袖或“先觉”，往往能利用教育的力量，把他们的理想，在受教者的身上表现出来。尤其是在近今教育制度发达、组织完备的国家，教育力量的表现，更为明显而重要。教育的工具观，在现代的社会里占重要的地位，也就是因此。不过这样的教育工具观在教育理想上，究竟有甚么新的价值和贡献？我们不要忘记，教育的主体，是一个未发展的人，而其余的利用，都是由这个人生出来的。所以在政治家一方面看来，教育的工具观非常重要；可是在教育家一方面看来，教育的自身的价值，自然有他的相当地位。而且就广义说来，教育的自身价值观，可以包括教育工具观。因为教育必定有一个目的，教育的工具观，不过表示教育目的的所在罢了。

其实上面所谈的，还不是根本问题。我们认为根本问题，而有讨论价值的，是教育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换一句话说，教育家要承认个人的目的比社会的目的重要呢？还是社会的目的比个人的目的重要呢？从历史上看来，野蛮社会，可以说只有社会的目的，没有个人的目的，因为在野蛮社会里，凡与社会习惯不相合的，都不能存在。欧洲中世纪，宗教势力盛大的时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还是这样。一直到文艺复兴以后，经过卢梭、康德、柏斯台洛慈、福禄贝尔诸人的主张和研究，个人的重要始渐渐为一般教育家所注意。十九世纪以后，科学进步，世界各国的政治势力愈益膨胀，社会的领袖们，不能不利用教育的势力，以实现政治的理想，于是又有重视社会目的，轻视个人目的的新趋势。这种趋势，在特殊情形下的国家，尤为明显，如苏俄、意大利、日本，都是好例。在危急存亡情形的国家，希望藉教育的力量，来唤起人心，发生效用，那末，社会目的的宣传，自然比个人目的重要。不过我们不要忘记，一个社会，是由个人的分子组成的。有了健全的分子，不怕没有健全的社会。一个健全的教育制度，必须社会与个人有完全的和谐；要使社会的发展，助成个人的自达，不要牺牲个人的自达，来助成社会的发展。罗素在他的《教育论》书中，对于日本的教育，有这样的一段评论，我们引来做此文的结束：

近代日本，是以国家的强大为教育重要目的的一个好例。他的教育目的，唯在制造爱国的国民和灌输有益于国家的智识。我不能过赞他们的成功。自从勃尔提督的舰队叩日本国门以来，日本几几乎不能自存；除非我们说自存是有罪的，他们的成功，足以表白他们方法的不错。但是只有在绝望的情形下，可以用此种方法，没有立刻的危险而用这样的方法，是大错的。他们的神道宗教，和旧约创世纪一样荒唐，但是大学教授们不容加以怀疑；所谓代顿审判（译者按：即美国有名的因反对教授进化论而告到法庭的审判案件），比起日本的宗教专制来，不算甚么了。他的伦理专制，也是同样的厉害；爱国主义，忠孝观念，皇室崇拜，一样也不容怀疑，因此，许多进步便不可能了。这种铁铸的制度的最大危险，便是只有革命是进步的方法。这个危险，虽然不必立刻出现，但是真的，也是这个教育制度造成的。

（《独立评论》193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