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6．胡汉民“党治谈”质疑
026.胡汉民“党治谈”质疑
关楚璞
自东北失地以至淞沪丧师，全国人士，痛心国难，又鉴于国民党一党专权之政府，方因其党内之纠纷，迄无应变之善法，而且以厉行党治政出一党之故，致全国国民之意志不能集中、人才不能合力、将帅不能融和，遂群然以为非革除一党专政之制不足以布新猷，非实现民宪政府不足以收民望。于是国难会议不出席会员倡之于先，各地国难救济会及各自由职业团体、国民团体纷起响应于后，一时要求国民党政府结束党治实现民宪之呼声，遍于全国，成为一致之舆论：国民党内之领袖，其胸怀坦白不囿于个人利害者，亦多毅然公开表示，同情于结束训政之主张。孙科之救国纲领中，亦明示须即行放弃党治实现民宪之旨，足见民意所向，已成不可违逆之潮流，有非少数胶执成见之人所能抑阻者矣。
伏处海隅称病高卧之胡汉民氏，对于立弃党治，初无若何积极主张，直至最近，吾人获睹其发表之谈话，则仍抱持维护党治之见解。以为过去五年所行者，实际上殊非党治，而实为袁世凯以来相承一贯之军阀统治。训政固无从开始，建设亦莫由进行。而认为“欲谋救国，必先救党”。因而主张“必先结集忠实之同志，回复本党（当然指国民党）原来之面目，俾本党得继续负荷其革命的历史之使命，以摧破一切反革命之势力”。其谈话表面上虽未明言今后须待其党健全组织、严整纪律、充实力量后再行重新训政之主张，然其不欲舍弃专政地位及反对实现民宪之心，固已跃然纸上矣。吾人于此，窃有不能已于言者，敢贡所怀，以就正于胡氏，当亦为力主保障言论自由之胡氏所深许者欤？
（一）胡氏谓过去五年之治，实为军阀统治，而非党治，然试问五年来上自中央下至地方，军阀之所以能居统治地位者，岂非经国民党所援引及授权者欤？国民党之所以有权不恤民意授权与军阀者，岂非藉党治训政之制为根据欤？五年来之客观事实，实为以军驭党然后以党专政，吾人亦已言之。且因此而深惜国民党之领袖甘心煽扬以党训政之说，使军阀得假训政之名以摧残人民之自由，蔑弃民主政体之纲纪。而其结果专政之利归诸军，国民之怨府于党。即二三领袖藉军阀之提携以稍分政权之余润者，亦时有生命自由危险之虞。国民党之领袖，果欲贯彻其辛亥以前提倡民主革命之初衷，不为个人一时利害之见所囿，正当毅然废弃训政之虚名，标举实现民主政治之主张，摆脱依附军阀之恶习，以与国民合作，从事于扫除军阀之工作，方为真正为国民而革命者所应为。今胡氏既知军阀作梗之非，而未知军阀夺政之凭依，在于以党训政之地位。故以其势力挟持一二领袖，为之装点门面，即足以僭窃高位，为所欲为，而不复以国民意志为虑；甚至卖国误国，亦公然为之，横行无忌。其权力之磅薄，实超越于古今中外之专制帝皇而上之。往者如对英法美德日之关税协定，近者如沪上之停战协定，均以在一党专政下之故，无救济之机关，无批驳之机会，而唯由蒋汪二氏以自己监督自己、自己撤销自己罪案之把戏，而一手成之。举国洶洶，无如之何，蒋汪虽可痛恨，然苟非有党治制度为其护符，又何至于此？人谋虽不臧，而党治制度之贻祸亦大矣。胡氏乃犹以为未足，必欲更从新训政起，一训再训，不知何年，岂不非中华民国未完全亡国之日，即国民党训政未能止息之时耶？然而此究为真正为国民利益而革命者所应持之态度否，不能无疑问矣。此吾人之所欲问者一也。
（二）胡氏既否认过去所行者非党治，然则如之何始谓之真党治？换言之即胡氏所欲行之党治为何。此问题依胡氏之自述，则曰：“奉行三民主义领导国民革命，其根本政策，对外则在颠覆帝国主义，以求中国之自由与独立，对内则在扫除军阀余孽，以求中国之统一与建设。……须依据本党上述之政策，贯澈本党革命之主张，负荷本党历史的使命，措中国于自由、独立、统一、建设之域者，始得谓为实行党治”云云。于此吾人之疑问有三：
（甲）国民党之三民主义，汪、胡、蒋、廖乃至戴季陶陈公博顾孟余等，各人之解释不同，即孙中山生前所演述，亦多前后矛盾及未完成之点，久经海内学人，详加研讨。而国民党等第三、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均自感理论系统之杂，影响于党员行动及滋生党内纠纷，慨然有急求理论整理之表示，且见诸其闭会之宣言。胡氏以奉行主义，为党治之前提，而不知在过去时期，若蒋，若汪，乃至胡氏之自身，于其居中央当局地位之时，何尝不旦旦宣言，奉行党之主义，然汪蒋所奉行者，胡氏否认之，胡所奉行者，汪蒋又否认之。同此三民主义也，孰为正统，孰为非正统？孰为奉行，孰为非奉行？不特国民莫名其妙，即国民党领袖诸公，恐亦无以自解。然则胡氏悬此以为党治真伪之标准，而不知标准之本身，尚无定论，则真正之党治，更于何处求之，此其一。
（乙）若夫政策，胡氏所称对外求独立与对内求统一，实为全国人民一致之要求，抑且为各党各派（共产党与复辟党当然除外）共同之目的。且与其称为政策，毋宁称为目的较为切当。然此等目的，岂必由一党专政始可得之。此等主张，又岂必一党专政始能贯彻？此等使命，又岂必一党专政，始能负荷？吾人自愧愚昧，未能发见胡氏立论之理由。且目的虽一，而求之之方法各殊，效果之迟速各异，而其诚伪又至难言。有口言求独立而实则媚外辱国以谋固位者，有口言求统一而实则黜武穷兵以排异己者，然则当何途之由？当何策是采？当何人是任？在民主国家，当然决诸国民之公意。欲决诸国民之公意，自非可由任何一党擅作主张，而必须决诸选举觇民意之向背。吾人认为非废弃党治无以绝内争，非实现民宪无以救国难，其主要之理由在此。反之若必维持一党专政之制，则为专政之党，欲巩固其专政之特殊地位，自不能不藉武力以压制反抗。流弊所至，则对外必至因保全实力以事对内而不欲供对外之牺牲，故必出于屈辱。对内必至运用武力以压抑异党而自固权位，故必出于不妥协。清末亲贵所谓“宁赠诸友邦勿失诸家奴”，党政府政策之所以“对外不抵抗对内不妥协”，主因在此。足见外求独立内求统一之目的，欲其达到，欲共贯澈，欲能负荷其使命，不特无必须一党专政之理由，抑且有“不能由一党包办”之必然性。此其二。
（丙）“措中国于自由独立统一建设之域”一语，胡氏悬为真正党治之条件，诚为至奇。何则？夫将如何措中国于自由……之域，自必有一定之政策与方针。而胡氏上举之所谓主义与政策，又抽象空洞，其标准之不确定至此，则所谓措中国于若何之域者，亦不过徒托空言，固未必其能措。且能措与否，在措之者本身，与客观之体认，当然不同。而由措手以至成功，中间时期之短长，及如何始为已达到自由独立统一建设之域，其时期限度，又至难测定。依胡氏之意，则中国一日未达自由独立统一建设之域，则真正之党治，仍不能算为已实行，是直混国家之目的与国家之政制为一谈。不思自由独立与建设为国家之目的，党治与非党治，为一时之政制。政制可因时变更，国家之目的，则永久不变。胡氏以永久不变（如所谓自由独立建设等）之目的，悬为党治是否实行之标准，得毋欲主张永远保持一党专政之制，而使人怀疑其前此发表对宪政谈话所言，“国民党最终之目的在真宪政之实现”者，乃为欺人之谈乎？此其三。
综上三项，胡氏所悬为真党治之标准者。在主义则解释糅杂，不知何者为真；在政策则空洞广泛，更无一定之界说；其甚者且混国家之目的与政制为一谈。悬此以求真党治，不特俟河之清，永无实现之日，抑且有万年无尽之虞。胡氏一面言最终目的在宪政，宪政实施必由党治，乃一面故以种种空洞宽泛之条件，为党治谋遥遥无期之延长。前此五年固非真，今后百年亦难免于伪。党治愈伪，愈须求真。党治永无真实现之期，即胡氏意中之真宪政，更永无实现之日。如是则不如毅然主张取消中华民国之为愈耳。国民求宪政之实现如是其急，而胡氏所欲予诸国民者，乃如是其迂，何其甘于拂逆舆情之勇气，乃过于其对汪蒋也。此吾人所未解者二也。
（三）胡氏于过去之五年间，痛心于军阀之作梗，致其党之政策不能实行。复痛恨彼所谓“狡黠之魁”，以全党殉其个人之欲，致只见有个人，不见有党，因而认此为过去五年之恶政治，非党治所能任咎。此说也，关于军阀之所以能揽权夺政，实全恃党治为其护符。故欲革除军阀政治，必须先去其所凭藉以为专权之党治。其理由吾于本论首段已详言之。若夫所谓“狡黠之魁”其所以能“蓄谋纂〔篡〕窃私造派系”者，亦正恃有党治之制为其护符，可藉以率意妄行，不恤舆论之故。盖既言党治，则唯党为统治国民之特殊阶级，而一切国民，皆尽失其政治上之主权。即此已为“狡黠之魁”树立专制横行蹂躏民权言莫予违之有力根据。五年以来，中央及各地方之军阀，敢于屠戮人民，擅增税捐，生杀予夺，一凭喜怒，而不以国民之从违为意者，全恃有党治故。然胡氏必曰，在党治之时期，人民虽无权监督，然有党之纲纪在，则党可施行监督也。不知凡古今狡黠之魁，欲行揽权夺政之计，必先谋操纵政权。而其操纵之方，则因国体而异。在君主之国则挟皇室以令诸侯，或胁诸侯以制皇室。在民主之国，则收买议员操纵国会以把持中央，或联络藩镇以挟制国会。若在党治之国，则如胡氏所谓“买收私人攫取党权”以达其“个人即党”之目的。国有狡黠之魁，虽无论何种政制，均难免有此种事实。然难易相较，则以在党治之下为至易，盖党治则政权集中于党，而党之领袖，不过三数人。此三数人之间，又当决诸比较多数。如领袖五人则操纵三人已足，三人则二人已足。而操纵之法，除金钱势位外，凡政治上一时之利害，私人间一时之感情，形势上片段之关系，皆足使人移易其心志。二三人肯入牢笼，则一切可独行独断，虽全国反对，均可置之不理。殷鉴不远，如已往胡氏之身居中央，与蒋共事，凡所举措，汪即无如之何。今朝野易位，汪蒋复合，其举措胡氏又无如之何。近者显违全国民意之对日不抵抗政策，及上海停战协定将签字之时，蒋所畏者只为一孙科。常言孙科同意，即可毅然为之，不怕任何人之反对；何则？蒋之意视为国民党之领袖，不外汪胡孙数人，得汪孙为助，即可不顾胡氏也。及其后孙不同意，汪蒋亦公然为之，又何故？则以在宁之中央委员，已蓄养于平时，为其分谤，然后彼等乃得以通过于中政委为词，以自掩其专擅之迹也。向使目前非在党治之下，有宪法，有国会，各省各地有民意之机关，人民有政治之团体，则彼狡黠之魁，虽欲收买议员操纵国事，然议员之人数众多，任期有限，且宪法上又可规定召回等防弊之方，其收买操纵，断不至如对付三数领袖之易。即能收买议员矣，然国会以外尚有各省议会，尚有人民政治团体，均得依宪法上之手续，为纠弹政府之行为，抗阻政府之专擅。观于段祺瑞之私自解决金佛郎案，尚有京师地检厅之起诉。曹琨之贿选，尚有邵瑞彭之告发，此在宪法未成之当日且如此，苟有宪法可据，必有更进一步之行为，然已较今日党治之下，人民一切退处于无权，政府任何违法横行，人民均无呼吁之路者为胜多多矣。且证诸事实，袁世凯欲操纵国会，谋之两年不能就，卒出于强力解散致召全国之变。段祺瑞欲操纵国会则数年不成，至曹吴终须降伏于国会而改用利诱。然蒋介石之操纵国民党诸领袖，则自十四年七月廖仲恺被杀案起，以一黄埔军校长之资格，勾结一部份领袖，即易置国民党诸领袖如奕〔弈〕棋（对廖案则联汪以逐胡许，中山舰案又联张吴以逐汪，其后玩弄胡汪凡数役）。此皆胡氏所亲历者。其难易之判，若天渊矣。苟详究其原因，则国会与宪法，其权威为国民所授与，为法律所规定，其义正而且有人民为后援。若夫党治，则党之专政地位，其取得也非由于人民，更非由于法律，而实则仅由于武力。以武力夺取之专政地位，必须赖武力始得而保持之。可见宪政之基础在法，而党治之基础在力。以力为基础者其权必属于直接指挥武力之军人。胡氏所痛心者为“有枪斯有权”。而不知事实上且进一步，实为“有枪斯有党”。观于国民党自十三年改组迄今，皆为以军办党，然后以党专政之事实，可为明证。盖党之专政地位，既全赖武人以为保持，是党已为武人专政之工具；党治之制一日存在，则武人独裁必陆续发生。欲求党之新生命，当尽弃武人之羁绊，放弃专政之虚名，而以其主张号召国民，以为己党之拥护，更当藉宪法之效力，以防制武人之专横，然后方足以促国政于正轨。国民最近结束训政实施民宪之要求，固为国家计，同时亦为国民党自身计也。而胡氏乃尚未悟及此，此吾人之所为叹息者三也。
（四）夫党治之制，在理论上无可维持，前论之既详，即国民党中头脑清明不为个人利害之见所囿者，当亦无词矣。顾仍有一部份人，每以为今日之时势，理论上虽无行党治之理由，而事实上仍有党治之必要，以除国民党外更无足担当国事者。此说也，胡氏亦主张之。其言曰：
余历来持论以为欲谋救国，必先救党，此非蔽于党见，盖环顾国内，求其有历史，有主义，有力量，且甚适合于中国足以膺救中国之任者，实非中国国民党莫属，此不仅我同志同胞所宜共信，且亦为事实之所无可争……
吾人于胡氏此言，实不禁深讶其成见之深，殊无以异于汪精卫也。汪精卫动辄视党外之人皆反革命，而高唱树立革命政权。一若革命事业为其私产也者。其持论之偏狭，已召全国舆论之非难。即胡氏亦尝病汪氏之成见太深，认为难与共国事。顾何以于党治之主张，乃竟与汪同调也。夫国民党者，中华民国国民自由组织之政治团体耳。非自可认为君主国之皇室，自以为有先天的或世袭的统治权也。又非可自视如中古贵族之对于其封邑，有特殊的地位也。既非皇室，又非贵族，又安有统治中国非己莫属之理由？然而胡氏所持为理由，则有历史、主义、力量三种，然而吾人所见，则此三者均不足为国民党应居专政地位之根据。兹为阅者明了起见，再分析论之如后：
（甲）历史——今日国民党党员中，不少参加辛亥以前革命之分子，吾人未尝否认之。顾辛亥以前之革命运动，不尽属今日之国民党员。而今日之国民党，尤不能与辛亥以前之同盟会，及民元至民十三年之国民党，相提并论。此亦为显著之事实，无可否认者。若谓曾参加辛亥以前之革命者即应专政，则应专政者，不止国民党。若下及反袁反段反曹吴诸役，则参加者更多。应专政者，更不计其数矣。况就历史言，今之国民党，其光荣之历史，固有足称，然污辱之历史，又岂无足述？他且勿论，……十七年以至于今之内战，谁实致之？商约改订，关税协定，旧债清理，宁沪济汉诸案之解决，凡此辱国之外交，谁实主之？东北失地，淞沪丧师，凡此哀痛之失败，谁实为之？吾人纵不必言，国民必有能辨之耳。由此观之，国民党之历史，其对于国家，极其量亦功罪参半耳。即令有大功于建国之业，亦为国民责任所应为。各国政党，建大勋业于国家，超迈于国民党者，先例不胜枚举，几曾见有以为理由而主张专政者，此历史不能为专政根据者一。
（乙）主义——国民党之三民主义，其内容之糅杂，其解释之纷歧，已为海内学人所同认。即国民党亦已自感其理论基础之不一致，而思有以整理之，且国民党诸领袖之间，过去之互相排挤，其原因半由于利害感情之冲突，且亦半由于思想主张之各别。即以汪胡二氏而论，其对三民主义所持之解释，已根本不能相容。在胡固目汪为“曲解”，为“篡窃”，为“反革命”，然汪又何尝不目胡氏之主张为“腐化”，为“不革命”。其他如蒋吴（稚晖）张（继）李（石曾）居（正）陈（公博）顾（孟余）等，其相互之推断亦如之。如是谁为真正之三民主义者，已不易确定：更何能确定谁应居专政之地位、谁应享专政之特权，此主义不能为专政根据者二。
（丙）力量——若言力量，则当分国民的力量与军人的力量。从事实言，则时至今日，国民党所谓力量，只有军人。若言国民力量，则可谓无有。盖十三年改组以前，国民党初未尝注意向国民宣传，更未闻国民入党。所有者唯民元以来之党员，奔走于各方，各自组织其政治军事上之力量而已。十三年改组后，共产党大批加入，努力向民间活动，表面上虽似到处有国民党，而实则皆共产党把持之。今肆扰于赣鄂湘闽及北方各地者，皆当日之收获也。清党而后，国共分离，而各地之党部，已成官僚化，对于国民，相离愈远。今日之真正为国民党支撑其专政之地位者，确唯胡氏所引为“痛心”视为“狡黠之魁”之军阀而已。胡氏果真痛心军阀篡党，痛恶军阀政治，自不当再以力量骄人。如仍恋恋于此力量，以为应专政之根据，则更不必斥“军阀篡党”。盖苟无此军阀之力量，则国民党之专政地位且不保，又何有于高谈党治乎？此力量之不足为专政根据者三。
如上所陈，胡氏以为历史可称者则功罪参半，未定是非；以为主义适合中国者，则解释纷歧无所适从；以为力量足胜救中国之任者，则此力量适为阻碍中国政治上轨道之恶势力。如此尚有何说？若夫国民党以外之政党，则于秘密中潜滋暗长者固大有其人。而国民具有政治天才，足任国事者，亦岂无有？特以在国民党一党专政之下，严禁人民为政治组织，故在党视之为无有耳。党治之下，一面既严禁人民有政治团体之组织，一面又以无政治组织责难人民，甚且以此为专政之理由，是何异兄之臂而夺其食，而乃以其自不欲食且不能食鸣于邻人也。此吾人之所未解者四也。
总之，吾人所期于国民党者，在其取消政府由国民党产生，不由人民产生，及政府由党监督不由人民监督之制度，在其取消对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特殊压迫，及党费由公款支给之行为。而对于国民党，固仍热望其能厘正其理论主张、健全其内部组织，以与各政党共同努力于真正民主政治之下，而共事于救国之大业者也，即在国民党领袖中如胡氏者之地位，亦决不容徘徊于军阀与国民之间，能本其自初革命之精神为国民之前驱，即当毅然下誓绝军阀之决心，与国民合作推翻军阀政治，以促政治上民主国家之常轨。苟仍恋恋于军阀，是无异自绝于国民。况即以党之利害言，胡氏自计今后能实现以党驭军，则保持党治尚得谓为党之利，若明知以党驭军已为不可能之事，则保持党治适足为军人夺政之资。奈之何，乃甘受军阀之利用而不自觉也。语曰，唯善人能受尽言，吾人终不欲以不肖之心待胡，而尚冀其有恢复辛亥以前革命精神，不为一时环境利害所囿之一日耳。
（《民声周报》1932年第2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