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略论中间政党的软骨症

115.略论中间政党的软骨症

吕克难

讲优生学的人重视遗传，读历史的人注意文化。生理的遗传仅及于个人数代而已，文化的传统其影响则经世屡代。表面看来，文化当然是越久远越有价值，四千年悠久的文化即为中外人士一致对中国的赞词。但事有利必有弊，文化亦是一样，好的传递下，坏的也余留下来。盖文化系适应人类之社会生活而演进，故必随历史之发展而异其内容，但另一方面，由于人类的堕性，常足以牵制文物制度迟不进步。因之历史早的国家，常是文化迟滞性显明的国家，今天巴比仑之仅为历史名词，埃及、印度、希腊之不振，恐正是文化悠久之故。所以文化悠久云云实不足恃。我的看法以为今日国事之糟，或许正是这太长远了文化。

此非题外之言，幸勿等闲视之。对于中间政党的软弱，我主要的着眼点，即归诸于中国历史累积的影响。

放眼外观，在民治基础稳固的英美，中间政党类多实力雄厚，气魄非凡。要人有广大的中产阶级作基础，要钱尽多的是慷慨解囊，论宣传有的是机关报，讲政策签起名来动辄十数万。后天的营养固然不成问题（无左右势力之压迫排挤，政府受制于人民），先天的遗传亦属上选（无封建的遗毒，社会有进无已）。在欧美，政党的兴起，均在代议政体发展之后有感于议会政治运用的不便而生（请想五六百人一处的集会，如无政党作用团结其间，张三李四各随所欲，还有什么可讨论的）。而政党的力量却来自对于公共事务具有共同意志的人民。人民之中或因经济地位的悬殊，或因地方观念的互异，或因教育程度的高下，形成若干利害相共的结合，由是自然对于公共事务发生不同的观点甚至相反的欲求。为了求个人主张的实现，他们结合一起，组成政党。所以欧美的政党莫不具有广大的阶级背景，亦即一定人民的支持。因为其系有感于巩固和发展本身的利益的组合的，例如制造商必然主张提高关税（排挤外货竞争），抑低粮食价格（减轻生产成本），并力促此项政策的实现，不惜破小财为党乐助（盖成功有大财可发），其视办党也为业余之事，当作发展专业的支助。为党而党的打算，除了极少数职业党人之外，可谓绝无仅有。也因此，在欧美的政治家，大都为实业界的领袖，盖一来身为实业界领袖，政策上的得失关系其利益必巨，二来经济不成问题，且有闲暇致力公务。不比得赖工为生的穷措大，整日价为生活而劳心劳力也。

反顾中国，就缺乏这种社会背景。

第一我们没有广大的中产阶级。在农村，中小农民几乎天性的保守自私，可说根本无自觉的阶级意识。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除了荒年恳求地方父母官少纳一些王粮之外，从不过问政治。他们的嘴世代相传以缄默为善，只有当政极端黑暗，地权集中，不堪高利贷的重重剥削，而又适逢其会地出现天灾演成广大的饥荒之时，于是作为王朝交替战争的奠基石，他们乃纷纷揭竿而起。此为中国治乱循环的规律。如此的农村，中产阶级怎能生根？

在都市情形也很恶劣。皇朝的家天下政治一再易姓，独对于重农政策的扶持，却历代相传，万变不离其宗，开基之主类多所谓“躬耕”，藉以倡导。农本也，商逐什一之利，末也。农本主义的思想，支配了自周以来的皇朝。虽然官僚政客十九向商业插足，但大都偏于邪途，不过囤积农产品，贱买贵卖，从中渔利吧了，对于当时的国民财富，初无丝毫影响。所以西洋社会由商业资本转变为产业资本的途径，在中国却此路不通。到最后则必然地经不起定期的农民暴动之一击，所有累积（超经济剥削的造孽财）与农民愤怒的火焰以俱去。如此反覆地拖到鸦片战争，乃产生一种倚赖外人的买办阶级，其情境与过去官僚资本之庇托权贵不过中外易势而已。因为买办者流是紧靠外人的，根本丧失独立人格的，故自然使多数的国人侧目而视。士人之清白者，和稍存古风的国人，对若辈就抱一种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故而，原来颇有希望演变为中产阶级先导的买办阶级，至此乃成了单枪匹马的先锋，环顾四面之险境，当然与权贵、洋人靠得更紧，日久遂形成政治上的浊流，转为一种腐败势力。于是有意无意的，新的士大夫抬起头来。这在中国历史中是屡见不鲜的，中国每当政治腐败，小人窃权，民生不堪时，常有自命讲“清流”的士大夫挺身而出，如汉末党锢之狱，为士人与宦者之争，明末东林复社之起，亦为反对阉党擅权。不幸得很，士大夫不能一脚跨出这个社会，他们摆脱不掉传统所加的束缚及其恶毒的影响。

今日中间政党之所以如此软弱，这在士大夫的性格上可以得到答案：

（一）传统的士大夫，以见用于王室为学生理想，他们十年寒窗，破书万卷，好听点说是效忠王室，为国为民，实际则以显亲扬名光耀门庭为目的。他们从无独立自主的念头，“士为知己者用”，道尽了士大夫之软骨头的性格，至以天下安危自任者，更属凤毛麟角。在中国历史上，士大夫一向是统治的帮手，不是统治者，是辅佐阶级，不是统治阶级。未做官的曰“处士”，这意义与“处女”有何不同？说穿来无非找一张“长期饭票”而已。既是处女，当然会说“女以悦己者嫁”的。虽然，士大夫中也有清高的，息隐林泉，拒入仕途，但他们的动机，是消极的而非积极的与世无争的观念，不过是逃避现实的遁辞。所以历代的隐士中就有不少官场失意的士大夫，陶渊明不过其例之较著者。末流所趋，恐怕多属待价而估的投机份子，所谓“终南捷径”，老早就有人识破了。总之，中国的士大夫传统地依附于王朝，一半因科举制度之收买，一半因儒家忠君观念之影响，遂失却积极进取的企图与独立奋斗的精神。

中国之有近代性的政党，同盟会外，始于康梁之保皇党。保皇党的活动诚以全国人民的幸福为着眼，但对剥削全国人民的清室，则不惜频频致意。维新运动之开展，在一种意义上，是被认为可以免却革命确保皇朝的。更可注意的是，保皇党的活动，在光绪失权科举废后更见积极。我真不敢担保，保皇党的势力及其后来搬演的“复辟”怪剧，是为了“大清”，抑是为了一己的功名权益之念。这使我敏感地想到：年来青年党之演出对台，民社党之新旧互争，乃至在各党派间闹得满天风雨的名额问题，表面上似乎是民主风度问题，骨子里怕全不是那回事吧！二千年来士大夫的血液至今仍在我们这一代士大夫身上流动啊！

（二）由于封建门阀观念的遗毒，中国的士大夫好作宗派辞章之争，所谓“文章是自己的好”，多少说出士大夫偏执的性格。中国历代的党争，如汉之党锢，明末的朋党之祸，固然是小人与君子之争。其在宋代，王安石与司马光之争，论者谓为政见不同，其实旧派（司马光）多北人，新派（王安石）则多南人，实为地域观念之争。后来旧党分裂为蜀、洛、朔三系，政见互有出入，宗派门户之争，昭然若揭。今日的中间政党亦云多矣！但恕我放言，无论从思想来源上、经济基础上，我委实看不出为什么要搞成眼前五马分尸的样子，而且光景若水火、相见若世仇。我看除了代表他们留学英美因而是海洋学派，留学法德因而是大陆学派，跑过俄国或日本因而是左派右派之外，其他作为区别中国近代政党的因素，想来是微乎其微了！

（三）四体不勤，五谷不辨，是中国士大夫另一特色。这是孔子的罪过。他把从事生产的人当作小人、视制造物为淫奇之器，斥之为“末技”，为“玩物丧志”。孟子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因之乃有所谓“劳心”和“劳力”之畸形的分工，分工出于社会的需要自属社会进步的象征，但中国社会的分工，则属垄断性质。士大夫独占了“规范知识”（此语出自费孝通先生），认实用技能为卖浆推车者流的屑务。加之中国的文字结构使学者非有相当闲暇难能运用，由是实用智能的累积就鲜文字的记载（士大夫根本无兴趣也），唯赖世代相传的经验。其结果自然使“规范知识”与实用技能的距离，相去日远，文化造成偏颇的失调现象。时人不察，还自炫为“精神文明”，殊不知大内乱时，国人互杀之惨，并不亚于西洋的中古骑士。由此一着，遂使科学不能发生，实业无由发达，生产力停滞，且因土地生产的局限性，每每造成人浮与地的现象，时间一久，耕地愈感不足，待大饥荒来临，便成一发不可收拾的农民暴动，根本破坏社会的安定、资本的累积。产业革命就这样与中国绝缘。梁漱溟先生认中国问题乃一文化问题。确是命中肯棨，发人深思。

独立性的丧失，宗派主义的余毒，知识和生活脱节，犹如为害最大的肺结核，现在概由中间政党照单全收下来。由历史的观察走向现实，可知当前的所谓“民主官司”，争名额，辨真伪，乃至层出无穷花样百出的选举纠纷，如果脱去那项不堪再戴的民主帽子，还有什么？实在的，我们搞政治的人太多了，从前还有三年大比，倒底安插了不少有为之士，而今大中学生每年何止万数；我们承受了二千年来的重担，积习难改，职业教育至今还在运动时期，读书人无路，天然要挤到政治场中来。中国政客之多，吃党饭之众，不负责任的言论之充塞，其故在此。政治场中竞争的人愈多，排挤、倾轧、猜忌、妒嫉的恶风当然愈盛，于是因缘时会，乃成宗派主义的天下，今日党中有派、派中分系，党同伐异的现象，乃一切政党皆有的通病，其在中间政党，病象殆更显著而已。

属文至此，可告结束，先天的遗传如此，其需我们努力奋发自强者当不待言。所以不用提中国没有民治的环境，且无宁承认中国之无民主政治，乃中产阶级积弱使然。暂休论后天失调的问题吧，我们赶快充实自身，壮大自身，环境是被人创造的。

（《改造评论》1948年第2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