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论政党革新
113.论政党革新
陈柏心
一
现在来讨论党政革新，并不是研究党政应否革新，而是要着重在如何革新，才能发生实际效果的问题。几年来尽是空谈不生实效，说了不做，等于不说，同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不简单，当局顾虑多端，未必有大决心，因此大家的一股热情，不免渐渐冷淡下来了。最近革新的论调又唱得高了一些，可知革新诚然不易，但革新的需要却是与日俱增的，拖延愈久，困难愈多，严重的局势似乎使负责当局不敢放手去做，但同时却又显现出拖不下去的情况，或者未必有充分的时间可以拖下去，于是逼得大家又不能不继续的来谈所谓革新问题了。
政府当前的重大任务，在于戡乱，但要追问乱究从何处发生？共产党势力何以能够迅速的发展？根本的原因当然是由于政治的腐败。政府与共产党的冲突，是一种武力的角逐，同时也〈是〉两种思想与观念的斗争，这种斗争，虽然是二十世纪政治冲突的主流，但何以在中国的环境内，能够让共产党的势力生根滋长？现实政治的低能当然也要负很大的责任。根本消弭冲突，获致和平的方法，端在建树一种使共产党势力不能发展的环境，这就是积极的革新当前的政治。国家的发展不必过于偏左，但也不能过于偏右，尽是向着两个极端的发展，必然是个动乱的局面。要消弭动乱，必须拉近双方的距离，使国家有一中道可循，而后可以使暴力无用武之地，这是除了澈底改造政治外没有其他的路可走的。国人对于政治的改革，如大旱之望云霓，今天大家对于政治的绝大焦虑，就是在大旱之中，却望不到云霓。
至于就党务言，行宪政府有好几个政党参加，但实际上政治动力操于中国国民党一个政党。中政会的一切决定，仍是中国政治权力的渊源，负政治责任的行政院，不能不遵从中政会的意志。在法律上作为负责对象的立法院，是国民党员占绝大多数的一个机构。几十年来政治上的功过，国民党要负全部的责任。在当前的这种党政关系下，要加强政治的效能，势必要健全政治的动力，因此不能不同时致力于党务的革新。假如党务真能革新，对于政治当然会发生良好的影响。
这所以需要党政革新，党政革新在原则上没有问题，但是党政真有革新的希望吗？怎样才能发生革新的实际效果呢？
二
我们先从党务革新说起。国民党的现状，我们可以从下列两方面认识其轮廓：一、国民党只有上层，没有下层，现在中央委员数量大增，平素在各地办党有势力的，以及政治上资望较深的，几乎都网罗在里面了，而实际政治的权力，却还是掌握在更少数的几个中心人物手里，对内对外，控制一切，所以在外表看，党似乎很有组织、很有力量。二、国民党只有办党的人，没有党员，所谓没有党员，就是党员对党不发生作用，只是办党的人的工具。有些党员未尝不想顾问党务，却无从顾问，有些人不甘心作工具，根本不想顾问了。所以名义上党员很多，实际上党是少数办党者的党。这些办党的人，靠党吃饭，靠党营私，靠党升官，大家想吃饭，想营私，想升官，于是就发生竞争，发生派系，发生小组织，只讲私利，不谋公益，党的精神互解了，党所控制的政治腐化了。现在幸亏实际的党权操持在少数人的手里，如果放弃领袖制，让那些自私的派系于暗斗之外更加上明争，恐怕连现在这样的局面也难以维持了。派系斗争的结果，只有派系中人才能立足，独立超然的分子根本无发展的余地。党员则对党不满，尤其对党所支配的政治不满，连保持一个党籍的兴趣很少，因此登记一次，党员数量就减少一次，党的内部愈来愈空虚了。
国民党这种外强中干的局面，如何纠正得过来，大方针很容易定的。第一，以后的党不应专注意上层，必须兼顾下层。第二，党不能为少数办党的人所私有，而应该交还全体党员。这两件事情并在一起说，就是如何促进党的民主化，党果能民主化了，一切流弊自可根本消灭。问题在于党能不能够民主化呢？我是不十分乐观的。要单独靠一个党务改进方案收到效果是很少可能的，依我的看法，党务果真要革新，必须从下列两个先决条件做去，或有成功的希望：
一、要巩固党员的民主基础，必须恢复党员对于党的好感，能够容纳得住党内优秀的分子，使成为党内新生的力量。我感觉到现在党员对党的印象都是很坏，而其主要原因，党在政治上一味敷衍迁就旧势力，根本没有实践主义的决心，以致政治一天天腐败，党员一天天失望，只要还肯挂名党籍的就算是忠实同志，许多党员都很灰心，有党籍无党籍都无所谓了。所以今天要鼓励党员的情绪，恢复党员的信心，只有改造政治环境方有收效的可能，这就是政治革新重于党务本身的革新。在现在这种政治下，即使国民党要把党的重心从上层移到下层，要使党的基础，建筑在全体党员身上，恐怕很少有党员来接受这种呼召。我以为演变到现在这种局势，要靠党本身来改造党，已为时过迟，不会发生什么效果。今天唯一可走的路，就是在党政方面负实际责任的人物，认清这种局势，切实从事于政治的改革，以政治改革激励党员对党的热情，同时使党员尽量参与改革的工作，提高他们对于国家政治的责任感，也可以乘机会选择优秀的党员，使成为改造党务的中心人物。
二、要避免派系把持党务，并依私利互相冲突摩擦的现象，主要的应减少职业办党者的数量。靠党吃饭的人愈多，冲突摩擦必愈烈，而在党内把持操纵的现象必更显著。而这些吃党饭者，除了摩擦冲突以外，也没有其他工作可做。这些所谓旧干部，应该设法安顿到事业机关里面去，让他们能够靠自己正当职业养活自己及家庭，而以其余暇贡献于党及国家，对党服务不是权利而是义务，这才能提高党员的道德水准。这此〔些〕旧干部如果不安顿好，他们绝对不肯放弃现有的地位，新干部无法可以插足，则一切小组织倾轧的现象终难避免。我们必须做到党的干部不靠党生活，干部替党服务仅是义务而不是权利，是为公的立场而不专为私利打算，这样党的风气才能够改变过来。
我认为不能做到上面两个先决条件，一切关于党的革新恐怕都是事倍功半。现在许多人建议澈底取消派系组织，或者把国民党分做两个政党等等，都不失为高明的办法，但是如果党员对党根本缺乏信念，许多人非靠党吃饭不可，在摩擦冲突中大家混水摸鱼，则任何高明的办法恐不能发生真正的效果。
三
所以我个人始终认为政治改造重于党务革新。在现在的情况下，党务不易为有效的革新，而政治不改革，大局必然一天天恶化下去，终至于无法收拾，大局的推演，系于政治的能否改造？这是很明显的事实。
政治的腐败在于效率不著，纪纲败坏，如何提高效率，整饬纪纲，应该特别注意下列几件事情：
1.机关权责必须分清宪法的重要作用，就是确定政府机关的权限，每个机关务必保证其能获得宪法或法律所赋予的充分权力，而避免不必要的牵制，获得充分的法定权力以后，就要课以一定的责任，干得通留在台上，干不通就走下台来。同时中央一贯的作风，推行集权的政策，无论横的纵的方面，终是想把权力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由少数人直接管理许多实际事务，集权在一定范围和合理方式以下运用，本来是利弊参见的一种制度，但集权而兼集事，一定是破坏行政的常轨，结果只有误事，因为少数人直接干涉各机关的事务，势必弄得权责混淆，责任不明，这是最不科学的作法。
2.政治风气必须改善二十年来在国民党一党专政之下，有一反常的现象，就是政治上重要职位始终为少数人所长期占有，不发生新陈代谢的作用，事务官得不到永业的保障，政务官却是政治舞台上的不倒翁，一个机关的局长继续十年八年是普通得很。只讲人情关系，好坏都不负责任，政治上因此暮气沉沉，封建的派系势力，利用这种环境生根滋长，贪污自私的行为，获得了充分发展的机会，而军人的主政或干政，蔚为风气，尤其流弊重重。现在消极的必须逐步肃清已往的积弊，任期很久而功迹不着的政务官，不论中央或地方，都应设法淘汰，把机关还给公家，不成为一个派系或私人的地盘。官吏的贪污自私，全国人民最为痛心疾首，务必设法根除。军人从政，应有限制。至在积极方面，尤其要鼓舞公务员，人人奋发精神，公忠体国。人事制度须要从头澈底检讨一番，庞大机构的紧缩使人人有事可做，对于提高政府效率，减少行政浪费，也是关系重要，而要使得政府机关紧缩以后的人员，适当转业，也须要一番完善的计划，否则势将召致不幸的后果。
3.澈底改造基层政治宪政的基础在地方，国民党在训政时期，标榜地方自治为训政的基本工作，但事实上根本没有摧毁农村社会的封建势力，使人民能够自发自动的管理地方事务。一切所谓地方自治工作，只是替农村旧社会蒙上一层漂亮的外衣，内部的溃烂反而一天天加深。谁是广大农村的统治者？所谓自治人员究竟是何等样的人物？所谓自治事业究竟是何等样的内容？新旧豪绅的垄断把持，灭绝了农村的生机，断伤了政治的活力，一切政令的实际推行，操在这些最基层的组织手里，他们怎样在办兵役、粮政、选举……？他们从乡村跑到都市，从地方跑到中央，口口声声说是代表民意，但有多少人不在替自己的私利设想？从此全盘政治愈揽愈糟，而在此基础上推行宪政，其危险更不堪设想。政治的改造，非从根本处着手不为功，要从根本处着手就得澈底从改造基层政治做起，政府有无决心割去农村社会溃烂中的脓疮，是政治兴农的一个重要关键。农村的沉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去掉，但必须有计划的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并行改革，然后可望把当前腐败脆弱的政治全盘扭转过来。
不过现在的政治，要根据以上的原则从事于全盘的澈底的改革，或为时势所不许，或为人力财力所不逮，但终得有一种新的作风，来维系大家一线的希望。现在的政治社会，仿佛一条污浊的河流，即使有清水流下去，一到那河里，也就变成污秽了。任何好人一进官场，都似乎变坏了，清白的人不贪污反而有许多麻烦，同流合污，却可各得其所。任何新事业，计划虽好，但办理的结果，终是舞弊百出。为今之计，我们必须要设法把现有的浊流筑上一道堤防，一方面渐渐减少那股浊流，一方面渐渐积聚一股清流，清流渐多，浊流渐少，政治当然可以改观了。如何阻断浊流，积聚清流，我以为可从下列几方面下手：
一、中央政府就一般情势，视事务缓急，确定几个工作的重点，保中人力财力，从事改革。全部机关一时不能完全整顿，不妨先确定几个机关，来切切实实整顿一番。全部事业一时不能完全整理，也不妨先选择几种事业，来切切实实的整理一番。要好必须一起好，要坏就只有让它一起坏，这种观念在目前的局势下应该放弃。能够好的地方务必使其好，一时无法使其不坏的地方只好慢慢再想办法，全盘局势不能普遍地立即实施改革，不妨一步一步的做起。但必须建立一个信念，就是改革务必从此时开始，尽政府的力量，能够改革多少，就改革多少，改革未必一时就能生效，但久而久之，不断的努力，必然可以转移现今政治上敷衍苟且的风气。
二、中央政府从上面改革下去，同时地方政府也可从下面改革上来。各地方的环境不同，有些地方有实施改革的较优条件，有些地方则并不具备，如果强制实施同一性质、同一方式、同一程度的改革，难免有削足适履的现象，所以中央应尽可能授权地方去推行各项必要的改革。国家必须维持统一的局面，但并不必须事事都是一致的办理，统一是必要的，但事事一致那是不必要的。地方政府如何真有决心做好，到底地区比较狭小，情势比较单纯，容易实施，也容易收效。
三、无论中央或地方，改革固应从大处着眼，但也不妨从小处下手，除了旧的组织及事业逐渐革新外，还不妨创办一些新的事业，范围不必太大，既然是新的，就必须名实相符，根据最合理的计划来实施，罗致今天愿意献身国家而有专才的热心人士主来〔来主〕持，不许用一个私人，人事完全公开征选，不做一点私利，事事为公家设想，事业主持者为达到政府的愿望，而接受必要的监督，政府为求事业的成功，而予以全力的支持。鼓励工作者的事业心，不吝给予应得的荣誉，使失望的中国人能因这些新事业的创立而燃起一种新生的希望。又如抗战以前，各地有实验乡实验县一类组织，未必有显着成效，但现在也未尝不可师其用意并参的美国tva制的精神，划几个地区从事各种示范的研究和改革。
总之，政府果真想有所作为，不能坐误时机，如能从局部做起，从小处下手，做一点算一点，步步推动，日积月累，也可蔚成大观。假定能在一个完善的计划以下，先把改革的基础打好，环境改变，使政府的威望得以提高，人人对国事有一线光明的展望，则若干时日以后，有利的时机到来，即开始全面的澈底改革，或者可把整个的局势补救过来，从右到左，从旧到新，如此做去，则国事前途，未必是个绝对悲观之局。
（《智慧》1948年第5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