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从选举纠纷谈到政党党员应有的风度
110.从选举纠纷谈到政党党员应有的风度
守安
依照宪法，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普选，业经竣事。我们根据新闻报道及各方所传，就听到很多有关选举的骇人听闻的消息，为着争取选票，有的动辄掷亿万金钱，有的还动用武力而进行大规模的械斗，此外回乡拜客，沿门访问，酒肉成交，礼物馈赠，种种临时抱佛脚，丑态和卑劣手段，五光十色，把这烽火燎原，萑苻遍地，流离失所，灾难重重的社会全面，频添了一些很有趣味的插曲。尤其是快要临到公布当选的最后一幕，可是就为了这最后的精彩镜头，而竟闹出似乎很严重的纠纷来，不是联谊呼吁，便是通电指责，或紧急申明，甚而还有脱离党籍的要挟行动，这确给民主宪政的开端蒙上了一层阴影，我们站在人民权利立场，愿对此次国大立委选兴趣纠纷略抒所感。
此次选举，是中国实行西洋民主国家政党政治的开始。不过现在中国政治社会的背景，绝没有“全盘西化”，所以选举的实施虽应以西洋实行政党政治的民主国家的事例为榜样，但目前还难处处以之为依据。换句说，就是我们在实行政党政治的开始，亦还要顾及到目前实际的中国政治社会的畸形状态。
第一，我们要问，西洋实行政党政治的国家，有没有在朝党于十余年的执政期间，不准异党存在，认为异党是反革命集团，可以引用在朝党所制定的法条加以“危害民国”的罪名，严予惩治呢？西洋的在朝党，是否对于异党的公教人员，可以随时发现而检举之，轻则解其职务，重则逮捕下狱？然而中国自国民党北伐成功以后，就在“一党专政”“党外无党”的口号下，其他党派便是受着这种压迫的。今天，国民党刚刚结束训政，这些受着很长时间压迫下的异党人，可以由各该党提名出面参加竞选了；但是地方上一党专政的政治风气依然存在，人民的心理习惯尚未改变，今欲一旦之间，角胜选场，要各阶层来信任，要党政机关来支持协助，殆不可能，亦为事实环境所不许，因此异党人的选票落后，自属意中事，并无足怪。
第二，我们并不赞同控制选举的，但是各政党尽可能的设法使其比较更有能力，更有学识，更为纯正的党员当选，我们亦认为是必要的。老实说，这次被提名的候选人中，已经就参杂些贪官污吏。一方面由于他们有力量，能活动，一方面审查的人又接受了他们的活动，认为这些人“有分量”，于是他们便被提名了。另外，一部分于提名时落选的。有的亦就用签署的方式，重行获得候选人的资格，以我们所知，西洋贪官污吏很难取得候选人的资格；即使幸而取得了，而西洋人民的教育程度高，人民投票可以不受贿、骗、打、抢种种的利诱和威胁，那些贪污的候选人仍难当选。但是在中国，只要有来历不明的金钱，只要有足以凭藉的恶势力，便可以使得成千成万的选民投他的票，洁身自好的人士欲与之争，实在是很困难的事。绥靖区逃出来的难民，无衣无食，只要你每人给他们几千最多几万法币，他还不投你一票么？一般老百姓，只要候选人有政治势力，还怕不能驱使之遵从，骗使人的意思而投票么？这都是西洋民主国家少有的现象。回忆当年俱〔具〕有候选人资格的曹锟获选总统时，其票数亦确居首位，孙中山先生则仅数票而已。谁能说现在的中国社会中，没有成千成万的曹锟在？所以，就此次选举，除了一少部份名流学者，凭他们的地位、功业、学问和道德的号召，莫与比京之外，其他人士，不论为党员，甚如所谓社会贤达之流，他们的选票，凡占最多数的，容或为舞弊违法的选举结果，反是，凡仅最少数的，或者反而是没有舞弊违法的选举结果。
第三，现在我们愿意澄清大家一个观念，就是此次所谓“国民大会代表中央提名当选人”与“签署当选人”两个集团的纠纷争执，这是国民党党员自己的纠纷，有人不留心，往往以为这争执亦有青年民社两党在内，这是错误的。所谓中央提名国代当选人，乃是国民党中央提名的；所谓民选国代当选人，乃是国民党党籍的人，以未被该党中央提名为候选人，又用自由签署的方式获得候选人资格而当选的。试想同党对同党还要争得你死我活，决不肯顾全大体，遵守党纪，更何况对于异党呢？其实，民意代表无非是站在该党的立场，为人民说话或做事，如果不是个人对于当选具有莫大兴趣，似乎用不到争得这么厉害。既是这么争，则为公乎？为私乎？任何人都可以想像得到了。
纵观此次选举纠纷的症结，实系由于国民党内一部固执自私的党员，仍存有“专政”时的优越感，并未舍弃“高于一切”的不良渣滓，有以致之。因此，我们为谋今后民主政治，奠定良好基础计，愿再就政党党员应有的风度，略申述之。
世界任何民主政治国家，莫不有两个以上的政党交相执政，互为监督。否则只是一个政党高踞全国人民之上，攘政权为私有，压迫他党，无所不用其极，其结果纵可逞快于一时，但决不能永久维持其政权，最后归趋，仍不免于失败，此于近代各国政治史，不乏例证。是以一国之内，任何合法政党，无论在朝在野，一面应以其政纲政策和施政的成绩，争取人民的信仰和支援，一面应约束其党员言行归纳于一党之内，作整个的决定、集体的行动，以示其党的力量雄厚，至于隶有任何政党党籍的党员，尤应牺牲小我，服从大我，决不可一面高呼拥护领袖，一面自由行动，纯以个人利益为前提，置党的决策于不顾。更不可制造派系、自相倾轧，以分散党的力量。如果一个政党而不能控制其党员，党员复不能服从其党的决定，同志间又不能相忍相谅、自相争夺，则如此政党，直若一盘散沙，以之执政，焉得不乱？至于政党与政党之间，虽其政治主张见仁见智各有不同，但希望各以其党的力量贡献于国家，则任何政党，莫不有此信心与毅力，除企图假借外力以颠覆国家者外，皆不容许甲党对于乙党以敌党或异党相待。事实上真正有自信有力量的政党，决不顾虑，亦不害怕其他党派势力的扩张，其关键还是在自己的决策行动是否贯澈一致？和执政的措施是否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如果这两点绝对有把握，那么，对于其他党派，何惧之有！况战后各国政治体制，大多趋向政党联合政府，其目的无非舍其小异，就其大同，共同以和平协调的精神谋取解决国是的途径，以期战后人民早达康乐的境域。本此趋向，一国之内，任何政党党员，对于其他政党党员之间，均应以整个国家前途为重，党的利益为轻，个人得失，尤其极小，更不应斤斤较量。须知国家生命无穷，个人生命有限，决不可逞一己的私欲，而贻国家未来的隐忧。况际兹时局动荡之秋，谊属同舟，岂可视成敌异？凡参加任何政党活动的党员，其智识水准必较一般人民为高，如果再进一步扩展胸襟，容忍异己，一切为国家前途着想，自然心平气和，身外名利，无所用其争执，则不仅政治社会秩序，可以逐渐步入民主正轨，而国家前途亦可获得无穷的幸福！
（《北方青年》1948年第2卷第5～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