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中国的政党需要二面镜子
103.中国的政党需要二面镜子
吕克难
民主政治必然是政党政治，这是理论，更是事实。中国对民主政治陌生，对政党政治的运用更觉茫无所措。这自然指的是一般无智的人民，看基层人员的选举，乡保长背后的重重黑幕，以及目下贪污横行的现象，你可以知道中国人民对政治陌生的一般。这问题牵涉很广，经济落后，文盲太多，积习太深，详细开列足可出一部专书而有余。这里，使我想起的是政党的作用，就重要的来说，政党的任务当然是改进政治，促使一国社会的进步，但所谓政治云者，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乃“管理众人之事”。而社会照我的理解，则是人类生活的结合体，不但外延广，内涵也十分丰富。一个政党致力的对象，就有如此广大：他要“为人民，为国家，为国家在国际间的地位”（借张君劢先生的话）。总之凡是有关公共福利的事情，依法学家狭骥（duguit）的话来说，即为“社会联带关系”，政党都得顾问，都要致力改进。
问题就在这里，国人对政治的理解，理论常常超过实际；理论把政治看得无所不包，驯致办党的专家也可以是教育专家、经济专家，而实际却又把政治看得异常狭窄而现实，仿佛除了和平、民主、统一之外，政治再没有别的了，在朝的党施政方针是和平民主，在野的党派所指摘、所讨论的不外是当局如何不民主、如何争取民主之道。如此的政党斗争，果有若干表现，倒也可以取信于人民，但事实所表现的却仍是一张空头支票。这样的情形，人民不厌倦乃至于不袖手旁观看你们搞到何田地，那才怪哩！请想，一个引不起人民兴趣的政党，他怎能团结在思想上一致的人民，从而实现他的政治主张。不消说这样的政党，其对政党另一副作用：教育人民，自必无能为力。政党不能诱引起人民的政治兴趣，即不能发挥教育人民的副作用，如此人民遂日与政治隔绝，政党也就愈与人民脱节。这情形好像恶性通货膨胀，循环不已，总不免崩溃之一日。
解救之道不是没有，就政党论政党——姑撇开其他因素不谈——我认为今天中国的政党，需要二面镜子：望远镜与显微镜，我们要望得远，同时亦要看得针细无遗。
所谓望得远，就是对于未来的问题，我们要先有未雨绸缪的打算。比如中国的人口问题，实际已相当严重，不论专门研究人口问题的陈长衡氏，或专门致力农村问题的乔启明氏都曾一再指出人口问题的存在。《中国政治思想纲领》的著者王恒氏更率直指出：“中国之有‘一治一乱’，实以中国人口问题为一种特别背景”，就笔者所知，古代井田百亩之制，而今中国本部十八省的农民每人仅摊得耕地〇·四〇英亩。这问题的背后，包含着多少患难与痛苦！试想中国以农立国，而每年外汇的最大消耗，竟以粮食棉花为大宗。前些日子美国农业代表团来华考察，建议之一（也可以说是最大的建议）便是中国应设法节制人口的增加。这里值得一提的，清末以来中国人崇拜外国人，古德诺（goodnow）的一篇论文可以使袁世凯称孤道寡，有所谓“中国月亮不如外国的好”。近来似乎顿趋反常，外人的意见一概视之不理，像美国农业代表团的建议，就有人认为别有居心，在报纸上大骂特骂。其实这又何必，看英国农民每户有二五·五七公顷，我国农家耕地面积平均为二二·八市亩，相差达四十倍之巨，即可知人家的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更何况中｛中｝国农村生产力如故，而“土地报酬递减律”的影响则与时俱增。今日之中国已非唐朝时代，可以向外拓殖，老实说一句，中国过去解决人口问题的方法，除了战争与饥荒之外，便是扩张生存空间一法，所以由黄河而长江而珠江以至于向南洋发展。可是今日何日，不消说帝国主义已垂末日，中国亦无作帝国主义的资格。换言之，中国只有在中国的范围内解决问题，特别是人口问题，在各国都禁止华侨进入的今日，唯有自方求法。但是，说来奇怪，中国的政治家都是近视眼，他们只看到土地分配问题、人口分布问题，只是枝枝节节去应付，近视者更为一旦土地分配问题解决，中国工业化了，就无所谓人口问题，而不知今天的一切社会问题，都与人口问题相关联。我们看各党派的宣言、政纲、主义、政策，正面提及人口问题者寥若晨星，由是可知中国政治家眼光的短浅。这不过例之一端而已，其他的问题限于篇幅，不胜枚举。
其次谈看得清。看得清是要我们对每一个细小的问题也要注意求其改善。前几个月，由于限价问题，美国闹肉荒，杜鲁门特为此事向全国人民广播，陈述解救之道。在“三月不知肉味”的中国，吃肉该是芝麻点大的小事，可是美国的政党却以此为政争的手段，共和党藉此大大地攻击政府。又如美国的禁酒党，宗旨仅为禁酒而已，这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中国，吃酒那里会成为政党运动的目标？千万别看轻这些小事，人民由于知识程度的关系也称恰恰喜欢注意这些琐碎的事，申而言之，美国人民对政治发生浓厚的兴趣，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就由于这些零星的事惹起的。本来人类自从私有制确立以来，就有了利己的私心，而这些小事最能引起人民的兴趣者，也就是它最与人民切身的利益相关。我说这话，并不欲主张利用人类的利己性，而是指出政党活动必须与人民的利益相适合才能显示力量。就中国而言，子〔芝〕麻点大的事也正多，禁酒，废除土葬，以及多少令人讨厌的繁文缛节，在我看来，何尝不可为政党改革的对象。
惜乎今日中国的政党皆是现实而夸大的，远的问题被认为子孙的问题搁置不谈，细小的问题认为非政党份内之事，置之不理。老是在大圈子里兜圈子，和平、民主，闹得整天价叫，实际却依然炮声隆隆，“国国国，共共共”！宁不可叹！
要望得远，要看得清。为中国的政党增添活力，舍此无他。
一九四七，四，二四于江湾（《再生》1947年第16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