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佛教与政党

101.佛教与政党

慈勇

佛法原是圆融的，一一法各各具足相对的中道妙谛！所以若从自性实相方面说：一法不立，动念已非；而况评议浊世政治？然依俗谛上讲：无法不立，无处不入，那么问政既不违佛意；干治组党又何妨？因为，即使万一的话，市县议员……有僧伽当选吧；“充其量不过争得几个发言席也”。实际上徒赖空口说白话，亦何济于事？焉克满足人民之愿望，更焉克自卫？试观今在野之贤达评议国家之政治者非无，究谁能接受？再看最高权力如政府，三令五申的通谕全国各机关团体，切实保护寺庙产业；但多数人仍装聋作哑，任意摧残；故今日欲以口和笔以为自卫，怎免失望？余以为“问政而不干治”，犹觉未足也。吾人精察全国每一大小议会中的分子，多数系在争取权利的党派下活动，则其间的曲折黑暗，可想而知，审其生力又十足；故无权无力如僧伽其所发抒之意见必遭摒弃无疑。诉苦申论，自固以为竭力嘶喊为人民作代表，或为教努力矣；但众人置之复奈何？余曰：非具有强力的政党，一切目的，终为乌有；虽也争得议员之地位，实则空担虚名，而无闻于事实，不亦徒损大时光耶？并且有了党的组织，可使佛教四众弟子一致团结起来。既能率领八十万僧伽作为人群谋福利的事业，又是一个巩固有力足以自卫的集团。因此，多方面占着便宜：例如我们的整委会，以时间看，将近一载；从成绩去看，那是太渺小！然而这问题的焦点何在？答曰：整理机构权力太小；及僧众过于顽固。所以若将党组织起来，整理僧伽制度，其速率较之今日最低必增一半；展转思虑，组党是绝对急需。还有，今日中国之政党无不在用卑污之手腕谋取政权，虽曰一切均美以“国家化”，实则仍在有数的几个政党手中垄断；故相沿至今，致俾人民对任何一党都没有忠实的信仰和拥护，因为他们施行的政治不是人民所需要的；恰是人民所切齿痛恨者！观此，佛教政党尤该应运而生，开一新面目，为新中国陶冶新的国民，为我善良仁厚的同胞解除痛苦；深信必能博得广大群众的欢迎，因为我们所依而行的正是老百姓所要求的心。

或问：佛徒组党是否与佛理相悖？答曰：佛徒组党骤观之似为不可，盖法是无诤的，不与世俗争取权利也。虽然，若向佛教之根本教义观之，亦后得智上应分之权宜也。故佛徒组党可谓无党之党、超党之党，应机而施设，随俗而契真，与佛理何悖之有？或问：僧人做官直接行使用兵用刑犯佛戒否？答曰：问政既不犯佛戒，此亦不犯。夫僧伽既以大慈悲、大方便、大愿行、大雄力为政治之理论中心，则其所行者，亦当符合于大慈悲、大方便、大愿行、大雄力之宗旨也。要知，问政为间接，参治为直接；直接既较间接顺妥为有力，况作官乃次于思想之行为，而亦依于思想之行为，又何不可？其实做官未必尽是直接用兵用刑也。或问：以历史看过去僧伽亦尝议政，并未组党，而法运何亦倡隆？答曰：昔者与今日之时势当不容等视，须知在帝制时代下的僧人极受尊崇，作议员与不作议员，干治与不干治，于佛教本身无大关系，组党更未想及；好歹兴衰之关键，在皇帝信不信也。故该时不需组党。反睹今日，自非昔者可比，人民固无真正之代表，而佛教本身亦将无力自卫，如是为欲正法住世，为欲扶救人群，遂倡组党焉。或问：僧人做官如何避免流俗？答曰：若组党则在党则上载明其重要者以约束之可——如只干治并不组党，亦可产生类似的规则。其实我要说：僧伽不因组党或作官而流俗；换言之，决不因不做官、不组党而僧人不流俗，此类证据，目前尽是。吾且曰：以无强力的政党，致不能抑止不肖份子的流俗；若具强力的政党，那么不良者，排斥之可也；虽欲流俗，必不能矣。或问：佛徒现时组党不亦太早乎？答曰：然。但是我要问：何时为不早？何时准备完善？关于这，自我观之，佛徒组党，实已晚矣，遑论早哉？如果一定要待准备好了，那简直糟糕；因为根本也就不会有我们绝对满意的时候。当然，每一件事都是逐渐进步的，党的组织也是这样。基础是慢慢建筑，组织的精密，做事的经验，它是一次一次的前进；始初毕竟难免幼稚困难。这样看：组织政党确宜早不宜迟也！

上面就个人的发触，糊〔胡〕说了几行。末了还要说几句：政权和治权，表面似乎分界，其实间接的也是每个国民共享有的；所以议政是应该，干治亦然！我们僧伽既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当然议政干治纯是本分；但是我们现在自愿放弃干治的权利，我以为不应该，太可惜！而且如佛武居士说：“不干治的另一含义，我总觉得太消极了”！总之，为利世间，为卫圣教，干治我们不应该放弃，组党是绝对急需！

（《党群周报》1947年第3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