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5．政党新论

085.政党新论

陈新亭

我们只有让政党归真反朴

重新回到其工具的范畴中去

一

政党（politicalparty）是十七世纪的产物，而由于“大革命时期”之后，各国先后实行民主政治的结果，“政党”乃进而变成了一种摩登的政治制度：曰政党制度（politicalpartysystem）或“政党政治”（partypolities）。

关于“政党政治”的本质，我在这儿不欲多所批评，也不必征引若干前进的思想家对于“政党政治”的许多警策的论断，因为从纯粹的理论或逻辑上言，“政党政治”只是一个矛盾，根本没有存在的余地，但是，在人类的智慧向未发明一套比较高明的法门来时，我们还没有理由干脆否定它的存在，我们当前唯一的任务，应该是虚心检讨“政党政治”过去所表现的功绩与缺陷，从而重新予合理的估价，只有在这一个新的估价的前提之下，“政党政治”才有苟延残喘的可能，才不致为时代的巨轮所辗碎。

那末所谓“政党政治”的新的估价究何所指呢？以我个人的看法，认为有两点异常重要，那“政党的国家化”与“政党的工具化”，现在且就这两点分别加以申论：

二

几世纪以来的学者与政治家们，在理论上是从不承认“政党国家化”的。为什么不承认？因为他们只主张“国家政党化”与“政党阶级化”，历史很显明的启示我们，在生产竞争与市场竞争的过程中，资本家为欲策其“投资”（investment）之安全，深感有借重政治力量的必要，而当时掌握国家的政权者，不是资本家而是专制君王与贵族，那末资本家要使国家的政治力量能任其支配，势非团结一致从君王与贵族的手中夺取政权不可，由是势之所趋，乃有历史上“大革命时期”（ageofgreatrevolution）之出现。但是资本家既已能团结而获推翻专制君王与贵族，则欲保持其自君王与贵族手中夺来的政权，当然更须加强组织争取群众，同时，他们的政治主张虽自始是近乎一致的——也许可以说，他们自始即抱着一个共同的主义，唯终以各人攫取利润（profit）的方式未能尽同，遂又形形色色的政治策略而促成了他们中间的再分野，因此在革命成功之后，他们乃各努力以其主义与策略眩惑群众，以其群众充实组织，结果社会上乃出现了不少有组织、有策略、有主义、有群众的政治集团，此种集团就是“政党”，由这一般历史，我们可以了解“政党政治”和“资本主义”是有着同等密切的关系，唯其如此，所以凡是受了资本主义的渲染的人，几无不视“政党政治”为天经地义，而认为一国之内，非有几个“政党”不可，国家的统治权非由“政党”来代替行使不可，换言之，即非将国家予以“政党”化不可。

资本家有了集团，并以其集团操纵政治，压迫他人，此极不平的现象，使非资本家集团而又受苦最深的无产者大为不满，但前此资本家之得以推翻君王与贵族，乃因资本家在当时占有二种优势：一为贵族对于资本家早存倚赖之心；次为当时的无产者均乐为资本家所利用，今资本家集团既已地位巩固，且无产者复于此二种优势而一无之，故在资本主义特别发达的国度中，无产者欲一举而取资本家之地位而代之，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此无产者乃不得不将资本家所已用过的夺取政权的方法，略加修正。他们当然有主义，不过，其主见不是主张“个人自由”与“经济自由”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而是主张“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communism）。他们当然也有政治策略，不过其策略不是“殖民政策”与“代议政府”，而是“阶级斗争”与“世界革命”。他们当然也有组织，不过其组织不是以经济势力为基础，而是以阶级意义为基础。他们当然也有群众，不过其群众不局限于一个国度之内的某部分人，而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全体，总而言之，无产阶级者已有集团，且成功了“政党”，特其集团系以超国家的姿态而出现的集团，其政党系以阶级利益为前提的政党而已。

基上所述，可知资本主义者主张“国家党化”，故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有政党而未必有国家；在另一方面，共产主义者主张“政党阶级化”，故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有阶级与政党而根本没有国家。但是，这两种观念都是对的吗？否否，这两种观念都是绝对错误的，而其错误的由来，厥在忽略了国家在现阶段的历史性与重要性。

几千年已前，我们的思想家们，就曾说过“世界大同”的话了。但是世界果能跻于大同吗？可以的，因为这是社会进化的必然性。不过我们要知道，世界之跻于大同，必须有其先天的基础与最后的手段。所谓先天的基础，不是空洞的国际机构，而是文化的交流与经济的连锁。所谓最后的手段，不是“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更不是“集体安全”的政策，而是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的力量。因此现在的国家已面临着一个惊心骇目的历史阶段，负担着一层伟大神圣的历史任务，好些年来不断的经济斗争思想斗争与军事斗争，正是一种大规模的考验运动。明白的说，现在正是战国时代的重演，而将来谁能以为秦国以定此纷乱的局面于一统，那就要看各国国家劳力的程度以为断，历史的序幕，既已演进至此，那么岂容我们坚持“政党”的利益或阶级的利益，而否认国家本身的历史性与重要性吗？故今日而言政治，只有永认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为其准绳，今日而言“政党”，更已不能重谈“国家政党化”与“政党阶级化”的烂调。相反的，却应将“政党”予以国家化，盖政党的本身并不意味着存在，惟国家乃可赋予以存在，因此“政党”的“主义”“策略”“组织”与“群众”，均应统一于国家的利害关系之下，即“政党”与“政党”之间固可有竞争的甚至斗争的关系，而“政党”与国家之间，则只能有受制与强制的关系，也就是说“政党”的一切为国家。

我所说的“政党国家化”，其旨趣都在于此。

三

“政党”是西洋“民主政治”（democracy）的产物，也是实现“民主政治”的手段，原来所谓“民主政治”实即一种民意的政治，而所贵早有“民主政治”，厥在民意之充分表达与系统整理，但是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度中，要使各个国民都有向政府陈述意见的机会，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此自亚里斯多德（aristotle）以至卢梭（rouseou），都一致主张“民主政治”只能行之于小国寡民的区域，此种论断，虽以近代新科学的发达和民智的提高，而失其意义，然困难之依然存在，则属不容否认，以此基于社会环境的要求，作为政府和人民间的桥梁的“政党”乃应运而生，由是可知“政党”本来面目原系一个手段、一个工具，但是如前所述，“政党”在形式上是由一群利害关系相同的人所组成的政治集团，因此政党之间一旦发生竞争或斗争的关系时，各“政党”的｛的｝分子常以感于“胜己主义”（egoism）的念头或二三野心家的煽动，而于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种“内向”的心理，愈益强烈，且其相互间的“外斥”的心理亦继而发生，这样在“内向”与“外斥”两种极端矛盾的心理不断冲突之下，乃造成了各构成分子对其党的盲目的崇拜热，而认为离开了党就不能生活下去，即由他们看来，政党就是他们生活的目的，亦即国家政治的目的，而不是单纯的手段或工具了。

但是这种观念，我们一望而知是全然错误，而须加以纠正的，因为第一：“政党”本来是一种工具，失其工具的意义，即失其存在的意义；其次：政治的目的是国家和国民的意志，而决不是“政党”的本身，同时拿经济的眼光来看：以政党为工具，则“政党”对于人民与国家尚有其建设的意义，或可说是生产的意义，故“政党”还不失为一种社会价值的因素，反之，如以“政党”为目的，则政党势必成为一群政治流氓的集团，此种政治流氓既多为不事生产的分子，复以其“为目的不择手段”之故，一部国家的历史一定将变行一部“政党”争权夺利史，这样，“政党”已根本失其建设的意义，转而发生破坏的意义，即“政党”不但已无社会价值之可言，且已成为社会进化的阻碍了。

然而此种社会的病态对于国家的威胁是很大的，为消除此种威胁，我们只有让“政党”归真反朴，重新回到其工具的范畴中去，国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是国民的目的，而“政党”则为主人与其目的间交感交流的中介工具，换言之，“政党”是在由国民意志变成国家行为的过程中，所使用的一种有系统的方法或工具。

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两个概念：其一，“政党”只存在于国家的范围之内，即“政党的国家化”。其次，“政党”是宣达民意的一种工具，即“政党的工具化”。这两个概念的涵养虽异常粗浅，但确为注定“政党政治”未来命运的主要关键，我希望这两个基本概念之提出，能引起研究“政党或政党政治”者的深切注意。

（《文录》1946年第1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