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4．吾国政党发展之回顾与吾党之将来
084.吾国政党发展之回顾与吾党之将来
张君劢
吾国政党发展阶段，从过去三四十年来说，可以分为三期：（一）为清末立宪与革命问题；（二）为反共与容共问题；现在已到了第三个阶段，这就是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
第一时期，本人尚在东京留学，当时留学生分为革命立宪两派，在革命派言之，好像立宪派主张立宪是为了做官，要知政治上能成为一党一派之主张，倘使仅仅为了做官，决不能成为一个派别，因为动机不纯洁，无法号召别人的，当时立宪派主张政治改革，不以推翻满清相号召，其最大动机有八个字“革命虽成，满蒙必失”。心中恐怕内乱延长，招致国外强邻侵入。吾提及此点，无意于评判两派主张之得失，无非说明此项动机以为来者之鉴戒。还有理由就是怕人民程度不够，所以梁任公曾主张开明专制。他这个意思当时为《民报》（同盟会所办）所驳斥，但后来为孙中山先生所采用，所谓军政训政之理论根据，即在于此。及武昌起义，革命告成，立宪党人，目睹内乱可免而中华民国成立，自然双手赞同。民国之成，成于立宪派（各咨议局议长皆立宪派）与革命党之合作。
第二时期，民初时代，政党林立，一般人对议会政治是否可行发生怀疑，经过若干年内争，政本不立，徬徨歧路。一九一七年后，俄国革命成功，国内人士如瞿秋白俞颂华等相继赴俄考察，结果国人感到当时共产党政策的偏激，不适合于我国，可是中山先生向来敢作敢为，毅然宣布与俄合作。我等旁观多感觉危险，正如幼童顽火一样。欧洲方面，义、德两国相继起而反对共产，实行另一种独裁，是为法西斯主义。吾国内之青年党主张国家主义，即受欧洲反共的影响而来。国家社会党成立较迟，受了史泰林氏在一国本位上实行社会主义一语之影响，故亦以国家为出发点。
九一八事变之前，本人自欧洲归来，途经东北，公权弟曾于大连拍电，邀余在奉天见面，然当时接到燕京大学电促余速返，希望在九月二十日以前回校授课，再迟则学生缺课即超过三分之一，因于九月十七日抵平，后来公权弟告以日政府已用内田康哉为南满铁路总裁，日人野心甚大，预测日本对东北已决心硬干了，终于发生九一八事变，成为日本以武力侵略大陆的开始。我们同仁目击以上情势，不愿国家沦亡，乃由同仁张东荪、胡石青、汤住心先生等成立国家社会党，党纲基本不外下列三点：
一、以国家本身为出发点；
二、独裁政治蔑视人权，人民无自由，不合人情，不如英美民主政治之合理；
三、今后资本主义的路子，已走不通，是以主张在国家计划之下，倡导社会改革；重工业归国营，轻工业归民营，确认公有与私有财产。
我们国家社会党主张如是，但刚在组织推选之中，而七七事变、八一三兵祸爆发，我自身参加庐山谈话、南京国防参议会，后来因党外人士之要求，扩大国防参议会，改为参政会，此为全国各党大合作之发端。
自抗战以至今日，八年之中，国内各政党变化不多，大致集中于抗战旗帜之下，所争为民主不民主问题。
现在我要换一方面说我个人在此八年中身处内地，观察国际形势变迁，以决定吾人之方针，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好像船主在险滩中掌舵，须处处留心，方能免于颠覆，（第一）任何一个人不敢说自八一三后即看到民主国之胜利，第一期我们单独抗战，各友邦间开过一次北京会议，毫无结果，其时美国方通过中立法案，谈不到对我援助，仅仅有一点一滴之桐油借款而已。中间一度德国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中日战争，此事是否有日本为背景，现时尚不敢断定。其后希特拉进一步撤回德国军事顾问，酿成风波，想来希氏已决定在欧作战，且决定与日订军事同盟，乃有此举。（第二）一九三九年欧战既起，形势一变。其时在香港之陈友仁先生与我通信，要我劝告政府，加入英美集团对德宣战，并说你是第一次大战主张宣战之人，此次仍请你为主动人。当时我的答覆是：第一次大战中，吾国宣战在欧洲大战四年之后，目下尚非其时。上次宣战已在美国加入之后，吾国亦应稍稍等候。当时我的意思，我们只应以日本为敌人，故不主张即日对德宣战。所有我与陈友仁通信，经过李君微尘之手，同时陈君的信极有价值，我拿他的信稿交给政府。欧战初期，德国以全胜之师侵入波兰与荷、比、法，实在令人徬徨，不敢断定胜败谁属。（第三）德对俄宣战，我以稍读德国历史，知道德国两面作战，无法取胜的。当时香港国家社会报要我做文章，我就说德国是无法制服苏俄，俄国决不至战败，自此以后，我对于中日战争之忧心，稍稍放下，知道德、意、日三轴心国无胜算可操，而我们对日作战是有希望的，但是这时候除俄国于一九三七——三八年之援助外，其他各国忙于对付德国，不暇东顾，至于与美国共同作战，更有何人敢作此梦想？（第四）日本对美宣战一事，在我当时判断中是错误的，因为我不信日本敢对美国作战，所以我悬测日美妥协是可能的，不料日本疯狂的军国，演出珍珠港事件，是我的短识所未曾见到的。英美于太平洋战争初期，战斗力之薄弱，亦是我们所不能相信的，但自珊瑚岛海战以后，胜利的希望，逐渐增进，此为尽人共知的事实，可以不说了。八年之中，国际形势波澜起伏，出人意料之外，在这情况中把舵是不容易的。此次侥天之幸，总算我们胜利了。
现在要回第一段中所说我国政党发展阶段的第三期了。自第一次欧战以后，忽而共产，忽而法西斯。各种主义对立，国人莫知所适从。在这次战争内，我们与民主国英美等为友，而英美等深知独裁国为人类大敌，毅然起而与抗，幸而民主胜利，法西斯失败，于是世界政治上的主潮，仍旧归到民主。可以说民主支配今后政治将有数十年或百年之久。虽苏俄政治与英美政治自有其不相同处，然一为自由主义下之民主，一为社会主义下之民主，英美之民主侧重政治，苏俄之民主侧重经济，其间自不无差别。然从更高的眼光来看，前者政治为主，以个人主义，自由竞争为出发点，可以说偏于发展个人；后者的经济民主，以社会主义集团公益为出发点，可以说由个人而进于社会，其中自可以互相贯通而不相冲突。吾人因此知道世界政治经济的趋势，是走向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我们在第一次大战后，因各种主义之纷乱而引起自己分裂，在此次战后，世界政潮之方向明显如此，吾们应趁此机会，急起直追，以谋自己国家的安定了。
我们国家虽站在民主国方面赢得胜利，然自己应当反省的，有若干问题：（一）吾们能治而不乱吗？（二）吾们富力能与人比较吗？（三）有根本大法为大家所共同遵守吗？（四）国家在国际间地位为人所尊重吗？这种种问题苟一反躬自问，便知道我们应该如何努力。
我们国家社会党自成立后十余年间，对于国家绝少贡献，然自己对于政治对于经济的信念甚为坚定：第一，苏俄革命后，世界革命之说起，国人几几乎疑及国家本位可以放弃，但吾人绝未动摇；第二，第一次大战后，左边有无产阶级的专政，右边有法西斯的独裁，许多人受他影响，走上一党专政的途径，吾人始终坚信民主政治，虽双方炮弹打到我们头上，我们不因此发生疑惧；第三，我国经济发展本甚幼稚，尤其是工业，但用保护私人财产与自由竞争之方针来办工业，不但不能与人竞争，且与世界潮流相违反，恐亦不能让工业化之澈底实现，吾人以为今后非走社会主义之路，采用集体化之政策不可。
吾人以为经政治协商会后，各党认定革命流血不能成为家常便饭，应该走上平和团结法治的途径，自然是国家的幸事。在此和平建国方针之下，吾人应尽的责任较昔日为多。吾人在秘密时代，尚且不避艰难困苦，想引国家上轨道，现在政府与各党标明和平建国，自然吾人应本其所信，拿出自己主张与国人坦白相见，且尽其绵薄于积极的建国工作。
（三月四日北平演讲）（《再生》1946年第10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