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4.政党政治与民族斗争 - 中国政党学说文献汇编·第三卷 - 杨德山 - 其他小说 - 30读书

074.政党政治与民族斗争

074.政党政治与民族斗争

江寅

在战云弥漫了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今日,全世界二十一万万人民,不管是否直接参预战争,都感觉到战争的恐怖与威胁。世界往何处去?成为一般学者与政治家终日苦心焦思希望求得一个近似正确的解答的问题。

关心世界局势与研究国际问题的人们,并非往〔枉〕费气力替别人担忧;事实上,在现在国际局势激变、民族斗争剧烈的时代,稍有不慎,国家民族的命运就会像暮春的残花一样,立刻有被狂风骤雨所吞灭的危险;尤其在这一次欧战当中,我们更可以明白的看出,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抵御强暴的充分力量,它的民族也就无法苟延残喘。所以在这样的动荡不安、竞争剧烈的国际环境里,一个国家的政治要怎样才能配合环境的需要?怎样才能保障民族的生存?这的确是谋国者绞尽脑汁去寻求正确的解答的问题。

中华民族在四年来困苦奋斗之中,对于世界和平、人类正义总算尽到了应负的责任。时至今日,倭寇的泥足愈深,我方的胜利愈接近,所以抗战必胜,谁也不会怀疑。不过我们现在的工作,不仅要抗战,而且要建国;我们的目的,不仅要打倒强暴贪酷的敌人,而且要建设起坚强巩固的国防。欲达到这个目的,诚然是“政治重于军事”,故当前中国的问题仍然是在内而不在外。

在世界政局动荡不安的当中,中国的政治应该走向怎样的途径?这个问题,在这一次国民参政会议文献中,颇为明晰指示:

“第一,在政治上,希望我全国同胞,均须认识一切党派观念及所谓左倾右倾之意识理论已经是陈腐落伍的反时代的空谈,不能适应今天的世界了。我们必须正视世界森严的现实,并接受抗战中的痛苦教训,以建设绝对安全之国防为第一目标。欧战证明惟有能战斗能胜利之国家,始得保全独立生存;否则必被征服而为奴隶。而且因为现在军事技术的进步,及经济统制的严密,如一旦被人征服,将永远没有自力恢复独立之希望。今天以后,被征服的民族永远不得翻身,这是与二十年、三十年前绝对不同的。所以在今天,惟有适于战斗的政治,始为新时代的政治。能够自卫,始克保障民治;不能战斗,即无民治可言。试看已经亡国的国民,还有什么资格讲民治。同样资本与劳动,均被征服,国家一切均为征服者所有,则一切政治上的主张,一经亡国,均归无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蒋委员长训词)

“本会同人信赖政府有实行宪政之诚意,并愿努力促成,而同时认识今后必须一致放弃党派之旧观念,而代以民族战斗体之新观念。三民主义中之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皆以国防观念为中心。”(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宣言)

这两段文章,很明显地指出政党政治已不合于现代的潮流,而民族斗争的力量乃为立国于现实世界最急切的需要。可是不幸在今日的中国,仍然有少数的野心家强调政党政治的理论,希图达到他们夺取政权的目的,至于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似乎并未引起他们的注意;也许他们因为欲获得个人不正当的利益起见,即会陷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亦在所不惜!如此说来,关于我国政治方面,流行的邪说诚有动摇国本的危险。而阐明真理以指示我国政治应走的途径,乃全国思想界及言论界极应努力的一件重要工作。

首先我们要指出的,就是欧美式的政党政治,日趋没落!

欧美式的政党政治,其根源是欧美式的民主政治,就其表现的方式而言,亦可称为议会政治。欧美式的民主政治,过去在资本主义形成的阶段中,的确曾经遗留下不可磨灭的功勋;可是到了现代,因种种情况变迁的结果,民主政治便发生许多难以克服的缺点。所以近代政治学者,如麦因(henrymaine)、里克(williamlecky)、李朋(lebon)、莫洛克(w.h.mallock)、米邱尔(michels)等,莫不对民主政治大加抨击。而盖特尔(gettle)在其所著《政治学》(politicalscience)一书中,更把各方面反对民主政治的理由,总括起来,有十一条弊端:(一)无效率。(二)太浪费。(三)多矛盾。(四)泯灭贤者。(五)阻碍个性,使大家一律都为平庸。(六)不能保障自由。(七)排除特殊人才效力政府。(八)仇视科学与智识的进步。(九)区域代表制的不公允。(十)过分立法。(十一)政党组织及其竞选的种种舞弊。作为政党政治的基础之民主政治理论日趋动摇,实在是政党政治日趋没落的主要原因。

真正的政党政治,运用起来,就有下列的缺点:(一)政党只能代表一部分人利益,非全体民众利益。(二)政党党纲多成为欺骗民众的工具,不能兑现。(三)政党不能代表全部民意。(四)政党政治,充分暴露纷歧、散漫、迟钝种种缺点,不能适应民族斗争愈趋剧烈的现代国际环境。所以现在各国都破坏了政党政治的根本原则——多党政治,实行一国一党专政。下列一表,即为事实的证明(参考徐咏平著《民主问题在中国》,第二十七页):

多党政治为什么盛行于昔日?而一党专政为什么盛行于现在?这又有种种原因:

(一)反理智主义之兴起考察近代的思潮,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上半期盛行的思想,是理智主义,十九世纪末期到二十世纪的思想,是反理智主义。理智主义和反理智主义是近代思想里的两大潮流。

理智主义的根本论点,认为人类是一种理智的动物,人类的行为应合乎理智。在理智主义流行时期,一切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理论,均受着它的支配。代表理智主义的学者,如近代功利主义的领袖边沁(jeremybentham,1748—1832)、正统派经济学者亚当斯密(adamsmith,1723—1800)、实证主义学者孔德(augustecomte,1798—1857)等皆是。

理智主义表现于国际政治者为国际和平主义,例如德国大哲学家康德(immanuelkant,1724—1804)在一七九六年提出一种世界永久和平计划,他主张在现存世界里组织一个超国家的国际团体,来保障世界和平,这种计划当然是以理智为基础。又如国际法在过去最有权威的时代,当推十九世纪。在一八一五年维也纳会议以后,国际社会所以有一段和平时期者,列强共同遵守国际法,亦为其主要原因,而国际法本来是原情酌理各国共守的规律,故亦为理智主义的产物,理智主义表现于国内政治者为民主主义,民主政治即是议会政治,议会政治亦即政党政治,故政党政治在理智主义时代曾风行一时。

但是到了十九世纪末期,反理智主义发生,反理智主义的根本理论认为本能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基础,所谓本能者,乃先天的,不学而能的,非理智的。主张此说者,认为我们研究政治问题,不仅应当注意人类的理智,而尤应注重人类的感情、冲动、习惯和本能,因为前者固属重要,而后者尤足以支配和影响人类的一切政治行为。这一派学者,大都从心理学方面去研究人类政治行为的动机,如瓦拉斯(grahamwallas)、汤玛斯(w.i.thomas)、佛洛德(sigmundfreud)等皆是。

反理智主义表现于政治方面者,为一党专政制度,最著者,如共产党统治下之苏联,法西斯党统治下之意大利,与国社党统治下之德意志等是也。

(二)经济状况之变迁政党政治的根据为民主政治,而民主政治系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在初期资本主义发展的时候,生产一日千里,社会财富日增,世界受到福利,自由经济学说和民主政治理论盛极一时,但资本主义愈趋发展,贫富愈趋悬殊,社会阶级分化愈趋严重,工人为争取其自身利益计,结为工会,工资以人力抬高,不按供求而定,开统制之端,而予自由经济以打击,在第一次欧战以后,民生困苦,经济恐慌,愈趋严重,解决之道,首在平均分配,故严格的统制经济制度应运而生,为便利推行统制经济制度起见,所以一党专政亦代政党政治而起,成为现代风行一时的政治制度。

(三)集权政体之形成政党政治在和平的国际环境里,固不失为一种优良的政体,但在民族斗争剧烈的时代,则处处暴露其不可克复的弱点,于是集权政体应运而生。集权政体者,乃统一全国人民的意志于一个政党而由一党统治国家的政治体制,在党内表面上虽有全体党员决定党的方针,但实际上大权集于党魁一身,党魁系国家的独裁者,故此种政体又称为独裁政体,德意俄西之政体均属之。

欲集权政体发生优良的效力,其先决条件有三:(1)党的组织须绝对严密,党有铁的纪律,党员为达到其目的起见,应有万死不辞的牺牲精神。(2)党的领袖须为精明强干之人,且应大公无私,赏罚分明,以身许国,劳怨不辞,始能取得全体人民的信仰与拥护。(3)党的主义必须与民族的利益相适合,党纲必须代表整个民族的利益,决不能只代表一部份人的利益致引起其他一部份人民发生恶感而分散国家之力量,必须具备这三个条件,始能收集权之效而免独裁之弊。

集权政体,其本质之为善为恶,姑置不论,如仅就其作用而言,确可收“统一意志,集中力量”的效果,即在这一次欧战中,就德法在军事方面之胜负的事实,也可以充分看出集权政体与政党政体的力量之比较。

其次,我们要指出的,是民族斗争,日趋剧烈!

我们都知道,整个人类的历史是一部斗争史,最初是人与天争,嗣后是人与兽争,现在是人与人争,人类自最初的渔猎时代,而游牧时代,而农业时代,进而至现在的工商业时代,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处于战争的状态中,据罗维科(noaicow)的统计:

“自纪元前一四九六年至纪元后一八六一年,共计三千三百五十七年,和平的时间,只有二百二十七年,其余的三千一百三十年,统统是战争之年,和平与战争是一与十三之比,最近三世纪中,欧洲共曾发生过二百八十六次战争。”

“自纪元前一千五百年至纪元后一千八百六十年,各国间所缔结的和平条约,凡八千余种,莫不视为永久有效,而事实上和约的有效期间,不及二年。”(见《新政治》三卷一期,朱建民作,《新的认识与新的精神》)

战争既占据了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所以战争本质是善是恶?至今尚为争论未决的问题。颂扬战争者,以为战争乃促进社会文明的原动力。黑格尔说:“承平日久,生命财产有限之物,必将企图变为绝对的东西,人民陷于骄奢淫逸,国家趋于衰微危亡,振作整饬之道,是为战争,战争是保护国家民族道德健康的一种方法。”黩武的法西斯主义者更讴歌战争,墨索里尼说:“法西斯主义……不但认为永久的和平不可能,并且认为不必要。……只有战争才能使人类的能力达到最高度的紧张,才能使一个勇敢的民族得到高尚光荣。”希特勒说:“在永久的战争中,人类变成伟大了,在永久的和平中,人类却要毁灭了。”甚至如盼望世界永久和平的康德,于考究人类文化的起源时,也不能不说:“无战争则人类文化、国家统一、人类自由将何以获得?”反之在诅咒战争一方面之人,则谓战争乃破坏人类文明的魔鬼,人类之安宁与幸福惟于世界和平中始能求得之,普里提斯说:“这是不确切的,谓人类根本德性唯一的表现,系在于屠征杀戮,吾人可肯定,一切道德之中,要莫如人类安宁幸福,科学之昌明,艺术之进化,一切的一切,尤其出现于和平之内。”美国国务卿赫尔,更大声疾呼:“吾人必须消灭战争,否则战争将消灭吾人!”

不管理论上如何圆满,战争对于人类所发生的祸害,究不可忽视,若谓战争过去对于人类有益,则今日和平较战争更为有益于人类,据哈罗(harlow)的统计,前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两方交战国战斗兵员死亡八,三六一,五十五人,受伤者二一,一三九,九九三人,伤亡共计约三千万人,据挪威战后情形调查会统计,谓大战中人民之死亡,约至三千五百万人,据波嘉特(bogart)的统计,两方所耗战费约近二千万万金元,财产损失约三百万万金元,其他文化之损失,如罗文图书馆之藏书,以及纳姆大教堂之雕刻美术,皆为人类历史的珍物,更不可以金钱估计其价值,又据波嘉特的统计,谓欧洲自一七九〇年至一九一三年间,因战争而死亡者有四四九,三〇〇,〇〇〇人,财产损失达美金三三七,九四六,一七九,六五七元之巨,此犹仅就直接损失而言,至若间接损失,更难以数计。

自倭寇在远东燃起了侵略的烽火以后,第二次欧战亦继之而起,现代战争的破坏力,当然更较以前为巨大,同时因人类社会之经济的、政治的及社会的促成战争的种种因素,已至总爆发的时期,所以民族斗争更有日趋剧烈之势。

一方面战争对于人类既发生重大的伤害,他方面民族斗争愈演愈烈,永久和平杳不可期,这是人类历史上一大悲剧,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生活上一大矛盾,不过在这个矛盾未澈底消除以前,一个国家要想生存于现代世界,应以养成坚强的斗争力量为第一要着!

最后,我们要指出的,就是在三民主义的原则之下,中国的政治应走的途径!

第一,我们已经知道,政党政治日趋没落,民主政治不适于现代,但是三民主义为什么也主张民主政治呢?在这里我们要辨别清楚,三民主义的民主政治乃切合需要的“权能区分”的民主政治,与已经陈腐的政党政治的民主政治不同,所以不合时宜的政党政治的观念,不能让其遗留于我们的脑海中,如果再有人假借政党政治为政治斗争的武器的时候,则必至受历史力量的制裁,自取灭亡!

第二,中国要想在民族斗争日趋剧烈的国际环境中求得生存与独立,当然应该舍弃政党政治而采取一党专政制度,而且因为历史已赋予其重大的任务,中国国民党对于专政的责任已无可推卸,不过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与俄德意的一党专政并不相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际上是“以党治国”,并且是以“党义治国”,而不是以“党人治国”,所以绝对不至于发生专制或独裁的危险。

第三,仅〔尽〕管在人类历史上,战争时期多于和平时期,然而究竟战争是变态,和平是常态,三民主义是反抗侵略、维持和平的主义,故对于侵略战争,视为非法,加以诅咒,对于自卫战争,则视为合法,加以颂扬,同时对于平等的和平加以接受,对于屈服的和平加以反对。

第四,三民主义的目的为和平,而其手段则为斗争,所以在理论上不妨人人鼓吹世界的永久和平;但是在实际上,应该时时准备民族的激烈斗争!

(《北战场》1941年第2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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