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2．国民党的未来讨论
072.国民党的未来讨论
杨端六陶百川
（一）国民党的将来
杨端六
中华民国是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所创造，无人能加否认。总理逝世以后不久，国民政府在现任国民党总裁蒋委员长领导之下，统一中国政权，至于今日，对内对外，为中国惟一之合法政府，也是事实，无人能加否认。在此十余年间，国民党克服许多难关，继续执掌中华民国之政权，近四年来虽遭强敌之无理由的侵略，屹然不动，比之欧洲大陆各国抗战数月即归灭亡者，诚不可同日而语。国民党在蒋总裁领导之下，支持危局已历如此之久，这样铁一般的事实，就在我们的敌人也不能不俯首承认。然而来日方长，我们一方面要继续抗战，一方面要进行建国，事业之艰巨，在人类历史上可谓无与比伦。中华民国是全体中华民族所有，并不是一党一派的囊中物，我们不能说中华民国的将来应该永远置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但是至少在最近的将来，中华民国的命运是无疑地系在国民党的手里。国民党接受总理的遗物，负起抗战建国的大任，所以执掌政权并不是国民党的权利而是国民党的责任。这种责任虽然多半落在现任总裁的肩上，但是各个党员都应该了解，如果大家都袖手旁观，只让总裁一人担负全部责任，不仅是不仁，而且是不智。自然，这种极端的说法不是事实。这些年来，不独国民党许多党员尽了他们拥护总裁努力奋斗的责任，就党外工作人员与夫一般人民也是大半尽了他们应尽的责任，不然，这四年的悲壮历史也就不能演成了。然而我们站在自己人的立场，不必多说颂扬的话，因为颂扬是客气的征候，客气是虚伪的缘起，虚伪是偾事的根源。我们宁肯犯危言耸听的毛病，不愿意放松党员的责任。
国民党党员要帮助总裁共同肩负抗战建国的大任，除了跟随总裁履行他随时发表的训示以外，有一个根本大法应当遵守，这就是三民主义。近年来，因为许多人对于三民主义发表文章，其结果仿佛像从前四书落在八股的圈套中，使读者感觉一种无聊而寡味。因为轻视党八股，连应该研究的三民主义也不去过问了。这是国民党与中华民国前途的一个危机。一个政党如果没有一种深切的信仰，党的基础就不会十分牢固。现在党国要人似乎有许多已经把三民主义抛到脑后去了。还有新进党员因为介绍入党的手续过于简单，只要有三个党员签名盖章就可以呈请中央核发党证，究竟他们会否看过三民主义，谁都不知道。我记得从前新党员入党的时候，要面试三民主义，就是老党员从新登记，也免不了那种手续，一大张表，印上了许许多多的问题，要申请入党或申请登记的人填写三份。现在这种手段早已不行，如果各级党部为功令所迫，非多拉党员不可，就会有三位党员照例签章，介绍一位新党员，这样一来，我恐将来读过三民主义的党员渐渐地比较减少，而对于党义毫无研究的渐渐地比例增多，党的前途将不知变到甚么样子。现在要解决此种困难，也有一个方法，就是训练。训练本来是一个方法，但不是一个绝对可靠的方法，而且一部三民主义如果不曾读过，训练就不知从何处着手。一新进党员为党的生力军，个人前途应该是很有希望，若是根本不明党义，党的前途就会发生问题。
不曾读过三民主义不能说是党员，大致是不错的，因为也有非党员，其行为也可以暗合于三民主义。若是名义上是党员实际上并不遵奉三民主义，这样的党员不仅无益于党而且有损。三民主义在三十年前重在民族主义；民国成立以后到国民政府成立为止，重在民权主义；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应该重在民生主义。抗战发生，民族主义遭受一种新试验，自大体来说，已经有很大的成就，然而抗战进入第二期，依照总裁屡次给予全国人民的训示，经济建设重于军事，民生主义则已迫不及待的摆在我们的面前，非急起直行，不能解决国家的生存问题。我们在此种情况之下，决不能责备一般人民要他们实行民生主义，而对于党员反而放松他们的责任。照情理说，党员不应该是不会读过三民主义的人，然而读过虽是读过，实行不实行又是一回事，似乎又陷入知而不行，与总理的知难行易学说想反了。其实，总理在建国方略中，首先讨论心理建设，极力阐发知难而行易，这并未有丝毫错误。一个党员尽管读过三民主义，甚至于作出文章来非常有理，可实际上行为则又是一道，究竟是不知呢？还是知而不行呢？这种情形，我以为不是真知而是假知。如果是真知，他一定会能行。譬如一个守财奴，他辛辛苦苦盘算钱财，以为死后可使子孙享受不尽，及至他真死了，子孙却把他的蓄积马上化尽，他在坟墓中是否知道事情果然如此，谁也不知道，但在他生前，绝不会知道他死后会有那种事情发生。如果真知了，他决不会那样的吝啬。
民生主义在三民主义中最难了解，并且最易发生争议，然而国民党若是要党政能■维持，能够发扬光大，最要紧的是实行民生主义。民族主义，一般人都很明白，用不着国民党再来宣传，民权主义虽然还待鼓吹，然而若是有困难，那困难多半在实行的方面，而不在主义的方面。至于民生主义，则不仅党外人可随意曲解，恣意利用，即在国民党员自己也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见解和口是心非的行为。总理曾经说过，从前“参加同盟会的同志……都是注意在民族主义，要推翻清朝。……在当时以为能够排满，民族主义能免达到目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便自然跟住做去，没有别样枝节，所以他们对于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在当时都没有过细研究。……他们既不过细研究，所以对于民权主义固然是不明白，对于民生主义更是奠明甚少”。总理又说，“民国政治上经过十三年的变动和十三年的经验，现在各位同志对于民族民权那两个主义都是很明白的，但是对于民生主义的心理，好像革命以后革命党有兵权的人对于民主一样，无所可否，都是不明白的”（民主主义第二讲）。为甚么国民党同志不明白民主义呢？总理从那里看出来的呢？我们在民生主义中可以寻出总理对于本问题之抽象的意见，但在心理建设中却具体地替我们下了一个很重要的注释。他说，“夫国之贫弱，必有一定之由也，有以地小而贫者，有以地瘠而贫者，有以民少而弱者，有以民愚而弱者，此贫弱之四大原因也，用中国之土地则四百余万万米之广，居世界之第四，尚在美国之上；而物产之丰，宝藏之当，实居世界之第一；至于人民之数，则有四万万，亦为世界之第一；而人民之聪明才智，自古无匹，承五千年之文化，为世界所未有，千百年前已为世界之雄矣；四大贫弱之原因，我曾无一焉。然则何为而贫弱至是也？曰，官吏贪污，政治腐败之为害也，倘此害一除，则政中国之富强，宝头头是道也”（心理建设第七章）。总理此言，又历有十余年，究竟实在情形如何，关心党国前途者必当清夜三思之。党国前途紧于大责任若之身上，必须以身作则，才能希望三民主义之实行，否则终日谈主义，而主义终究是个客观的条件而已。我记得总理逝世之时，其所遗留的资财极少，可见总理自己业已实行民生主义，党中先进，如吴稚晖先生，始终过其箪瓢陋巷之生活。风声所播，继起必定有人。国民党的将军，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实行民生主义的两个方法，一是平均地权，一是节制资本，是人人所知道的。前者勿暂讨论，只就节制资本而言，总理主张以国营事业代替资本主义。除此以外，我们实在想不出别的良策。当今讨论经济建设者，莫不以此为惟一无二之法门，所谓统制经济，也就是国营事业之另一种说法。最近八中全会主席提议，有一重要议案，即动员财力扩大生产实行统制经济以保障抗战胜利案，理由是：“我国蕴藏夙丰，不患资源缺乏，而在未能积极开发，不患生产不足，而患财力人力未能合理运用，不患供应不足，而在政府未能统筹掌握；故今日一方面财政收入欠佳，建设资金动感拮据，他方面则社会游资充斥，即昔日偏枯之农村，今日亦呈资财活泼之象，一方面有人工缺乏之感，他方面则有人力浪费之忧，取巧投机，操纵市场，不务正业之徒，尤属比比皆是”。办法列举甚多，其中尤以试行国家专卖制度为民生主义节制资本之一种直接表现。这不过是进一步的办法而已。实则今日国营事业已不在少数，如工矿业之由资源委员会主办，桐油猪鬃茶叶之由贸易委员会专营，道路公路运输之悉归政府经营以及外汇之请核及结汇等办法，皆是统制经济政策，至于食盐之管理，则尤其旧有之法规，行之不知若干年了。统制经济为节制资本必由之途径，无人能加以否认，但是我们要知道，国营事业一方面固可以节制商民之资本，同时又可以发达新兴阶级——官吏——之私人资本。此等新兴阶级级如果没有适当的管理办法，则不啻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国家前途，实堪忧虑。此项责任落在谁手，此今日所急应发问者也。
（《中央周刊》1941年第3卷第42期）
（二）申论国民党的将来
陶百川
和杨端六先生认识了好几年，一向总以为他也是“群而不党”的什么“君子”之流，总以为他也是只知有亚丹斯密罗素杜威及其学说而不知有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顽固分子”，直到去年底，看到他的《三民主义目录及索引》一书，才知他原来也是国民党党员，这次看到他替本刊写的那篇《国民党的将来》，更深深的钦佩他的忠党爱国的热忱。现在把我的“共鸣”写将出来，以就正于杨先生和一般读者。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来讨论这个大问题。
杨先生认为国民党的前途，要看民生主义怎样实行。但他很替民生主义忧虑，因为：（一）好多党员不明了三民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二）官吏贪污政治腐败是民生主义的劲敌，而且前则贪污还没有澈底铲除，政治还不能说是十分清明；（三）民生主义的主要手段是国营实业，而国营实业则会培养一批官僚资产阶级，无异前门拒虎（按指商人资本），后门进狼（按指官僚资本）。我同意杨先生的全部意见，但在程度上我是比较的乐观。请申其说。
民生主义能否实行？怎样实行？最要紧的是要看中央的态度，尤其是总裁蒋先生的态度。因为革命在没有取得政权的时候，是“由下而上”的事业，等到掌握着政权时，就该“由上而下”——由革命的中央运用政权来实现革命的政纲。我曾有几好次机会体验总裁对于民生主义的态度，我深信总裁的经济思想的本质是民生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这是民生主义和国民党的命根！
两年以前总裁召见三民主义青年团重庆支团的筹备人员报告工作，我也在被召之列。在我们分别陈述了组织宣传和服务的许多工作计划和实施情形后，总裁很明快的说：“这些都不是青年团工作的重心。你们的中心工作，应该是解除民众的痛苦，尤其是老人和小孩的痛苦。我常见许多白发的老者和八九岁的小孩背着或挑着砖瓦或煤炭，从坡下很辛苦的上来，每次总觉得这个现象不合理，有设法改正的必要。然这不是一纸命令所可禁止，而要党和政府替他们切实的解除生活上的困难。你们第一步可在码头上调查那些老者幼者的人数和他们的家庭状况，其确因生活困难而做这种苦工的，你们便当予以救助，幼者并当送入学校去求学；第二步，你们可来一个号召，要富有的人捐钱出来救助这些贫苦的老幼。我想真正贫苦的人不会十分多，你们一定可能救助得了。”这种不忍人之心，是实行民生主义的最好的心理基础。国民党的最高指导者而有这种不忍人之心，民生主义的前途便会日益光明起来。假使党的干部都能受这种精神的感召，民生主义就更不难实行了。
在八中全会开幕前，总裁召见十几个青年同志，要我们陈述对党务国事的意见，以供八中全会的参考。我们都贡献了各人的意见，我个人则就民生主义的需要陈述党和政府应即培养民生主义的干部。我说：“本党的革命，过去偏重在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与此相应的干部政策，因此也仅注意在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干部的培养，而忽略了对民生主义干部的注意。现在时代的要求，已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兼及民生主义了，党的干部政策于是也应为实行民生主义而培养人材。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已经有了成千成万的经济学者和技术员工，便认为具备了实行民生主义的条件，便认为培养了实行民生主义的干部。不是的，有些经济学者和技术员工，或者反成为实行民生主义的障碍物。因为民生主义终究是革命的，与自由放任主义终究是不能并存的，叫那些不革命反革命的经济学者和行政员工去实行民生主义，一定是南辕北辙，永远没有完成的可能，而且因为自由放任的结果让那些大腹贾大地主都养得羽毛丰满，重蹈欧美资本主义的覆辙，那时再来实行民生主义便嫌太迟了。”我举出苏联的教训，来证实我的论点。我说：“苏联有一时期所以杀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并不是根本反对知识和技术，而是反对那些破坏共产革命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集体农场的计划，直到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政府派了一万七千个党的工作人员到农村去做政治训练工作以后。才奠定了胜利的基础。所以苏联当局在推行五年计划时，大声疾呼：‘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总裁听了颇为动容。他在八中全会的开幕训辞中一再强调要党员从事经济工作。他甚至于说：“今后敌我成败的决定力，经济要占七分，军事仅占三分”。
总裁所指导的经济，我深信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民生主义的（资本主义与民生主义的主要区别：前者是以私人发财为目的，后者是以养民强民为目的），至少在总裁的主观上是这样要求的。和总理一样，总裁也很爱《礼运·大同》篇，我记得曾有三次听到他津津乐道它的原文。在民国二十八年二月十二日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他很剀切的说：“我们的共同信仰是什么？就是三民主义，根据这个信仰去实现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中国政治最高理想，大同世界。……我们总理孙先生所建立的新国家，就是要做到礼运所说的大同之治。……是人人不私其力，不私其身，勤劳互助，和平康乐的境界。”一言以蔽之，总裁是欲以民生主义创造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新共产社会”（后五字系总裁原文）。
我所以这样不惮烦的缕述总裁的见解，乃是因为他的意见不独指导着整个中国的抗战和建设，而且将会构成三民主义的一部份，而永垂于后世。只要总裁以这种革命的主张去鞭策政府、训练同志、号召民众，民生主义的前途和国民党的将来，还不是十分的光明么？
当然，我也承认“干部决定一切”这句话的正确性。我上次对总裁的献议，不是请他重视民生主义（因为那是不成问题的），而是请他指导党和政府注意培养民生主义的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总裁曾有一次演讲，发挥“科学的群众时代”的至理。原来精神固很重要，科学尤其重要；中国固需要哲人和英雄，但尤需要贤明的群众和干部。因此，我觉得杨端六先生所提出来的两点：（一）党员对民生主义的了解还不够，（二）一般公务员还不够健全（上文二三两点可并为一点）——值得我们深切考虑。
年来下级党部执行中央的“党员政策”，显然犯着很多毛病，其中最不可宽恕的一点，就是滥收新党员。若干新党员在入党前不独没有看过总理遗著，没有懂得三民主义，抑且行为腐化，为乡里所不齿。有些党部因为急着要达成上级交下来的征足若干新党员的任务，急不暇择的把他们拉进来，或留下来。而集团入党的办法，尤其不合理。我曾痛切的说过：“国民党不能是美国式的政党。美国政党的任务是拉选举票，选举票愈多愈好，所以党员也愈多愈好，于是只要肯投赞成票，什么人都可请来做党员。国民党的任务是革命，是斗争（至少在现阶段是这样），它需要积极分子，反对取消分子，需要前进分子，反对顽固分子，需要优秀分子，反对腐化分子。它注意量的庞大，但更注意质的优越。它的原则是宁缺毋溢。所以我们要防止国民党变成美国式政党的倾向”（拙著《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页一三六）。现在集团入党的办法，已由中央规定了限制的办法，我们希望个人入党的办法，也照杨先生的意见酌改一下（我不久就拟向中央正式建议）。
说到公务员的操守问题，我曾在上引那本拙著中说：“基于经济上的要求，中国不能走私人资本主义的路，只有走国家资本主义的路，但如让贪官污吏去办国营事业，结果一定是假公济私，蹈招商局的覆辙，且其效率也远不及私人经营的好。所以贪污不肃清，政界不净化，民生主义便不会实现。”
国营事业的成败，不独决定于主持者的操守，同时也决定于办事精神和工作效率，而这两点偏是一般公务员所最缺少的。尝见若干私人所办的事业，比较国营事业，浪费少，成本低，管理好，效率高，甚至员工的待遇也较好。这就是若干公务员的精神不好效率低落的明证。然则同是中国人，何以办私事则效率高而办公事则效率就低呢？这是两个病菌在作祟：一个是“私”，一个是“怠”，而前者尤其厉害。不过“私”菌虽厉害，然苟防治得法，未始不可克服，偏偏我们又多一种“怠”菌，一切因循敷衍，得过且过，以致私菌日益猖獗，国营事业受害非浅。
苏联是国营事业最发达的国家，我在一九三六年在莫斯科列宁格勒两地所看到的任何工厂、任何农场、任何商店，甚至街头卖冰淇淋的小摊，无一不是国营事业（许多合作社那时也开始收归国营了）。我很注意考察他们维持国营事业的秘诀，发现了他们所用的若干方法：除政府的鞭策不计外，最大的法宝是“不劳动者不得食”（这就是所谓“各尽所能”）,“劳动的贡献愈大，所得的报酬愈多”（这就是所谓“各取所值”，请注意不是“各取所需”!）。其次是工作竞赛，例如所谓“突击运动”和“斯泰哈诺夫运动”，工作成绩优良者，由厂方厚其报酬、高其位置，并由国家封为英雄，赐以勋章。此外，还有若干办法：据一位同行的美国人亲口告诉我（我自己没有看到），他在某一工厂看见工会和党部合办的一张壁报上画着一幅漫画，上首是一架飞机，中间是一辆汽车，下面是十几只乌龟，每只背上写着工人的姓名，其意是说：飞机最快，汽车也快，而某某工人的工作，其慢有如乌龟。又有一位同行的人说：某工厂发工资的地方分为两处，其中一处设在万目睽睽的地方，上面写着“懒惰工人到这里来领工资”。有这些物质的名誉的奖励和惩罚，苏联员工自然不得不拚命工作，而国营事业乃得继续不断的进展。谁在那里执行这些奖惩的办法呢？苏联共产党员！
我写苏联这一段故事，不是要我们去抄袭她的办法，而是要我们澈底反省：我们的国营政策已够坚定么？我们党的领导已够健全么？我们的调查网能发生作用么？我们的干部能在工作竞赛中起模范作用和领导作用么？经济战线上的伙伴们都能信仰三民主义而有革命的党性么？对那些不革命或不廉洁的公务员，我们规定了训练或惩戒的有效办法么？
坚定的政策，健全的干部，正确而坚强的领导，这是实行民生主义的三大要件，也是有关国民党前途的三大关键，愿全党同志共勉之！
（《中央周刊》1941年第3卷第4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