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0．学生入党问题之正面观

070.学生入党问题之正面观

刘英士

《今日评论》第三卷第二十五期上载西南联大教授潘光旦君所作《学生入党问题》一文，系从反面立论，影响所及，或将妨碍学校党务之推进。我是潘君所称“在党里的朋友”之一，愿从另一方面，提出几点意见：

（一）学生入党问题之学生二字，范围太广，大中小学生年龄、知识与政治兴趣颇不相同，其在实际政治上之价值亦相差甚远，以下分别讨论。

（二）党是译名，不应释以旧义，现代政党只是一种公民集团，加入这种集团的公民，信仰同样主义，维护同样政策，采用同样方法，而且共信其所标榜之主义政策与方法为能利国福民，希望全体同胞，至少多数同胞能接受之。因为有此共信与希望，所以党能发生集团力量，这种力量的巩固与增长，同时宣传组织与训练，而使无党说明之理由，上边宣传组织与训练之主要对象，应为国家命脉所寄之青年，尤其应为将作社会各界各级领袖之在校青年，现代政党之不能得青年之同情，或不想得青年同情者，其势必要消灭；而青年之受个人主义影响，以观望为考虑，犹豫为慎重，不愿及时参加其所可投同情之政党以增该党之斗争能力者，结果亦或消失其对国家民族可能报效之最好机缘。今当国命早如悬磬之际，农村青年多已服了兵役，而在校青年则以政府之苦心支撑，尚得潜心学术。彼此相较，可见当权政党对于在校青年待遇极优、属望极殷，绝不“在求近功与速效”，否则，早援各国先例，征发他们从军去了。

前人翻译politicalparty为政党，简称曰党，也许是误用不幸的字眼了，但著以群代党，则依先哲遗训与民族经验，也不一定是可庆幸的，“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之群，显然是个不足取法之群。“狐群狗党”之群，更是一个与党无别之群。近年左翼作家常呼异己者曰“这一群”，盖视群为畜牲团体，卑之至矣。故依古义来释义的名词，实于辩论无益，可说徒费笔墨。潘君自说孔子因赞鲁昭自己还接受过未能不党的批评，并称其徒为吾党小子，足见党是圣人所不讳用的字眼，潘君不从现代政治科学之观点来看党之必要与功用，而乃杂引古书以证实其对党之偏见，间接引起青年对于现代政党之恶感，诚可引为遗憾。

其实经书是帝王时代或封建时代遗传下来的记载，其中有些字句之解释，必须明白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及其与今不同之点，而后可以说得圆满，例如潘君所引“无偏无党王道荡荡”一句，处在二千年前或许不必解释，而今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能发生至少两种不同的说法：其一是以英国宪政为例，乔治第六高高在上，不问谁来担任首相，他总一视同仁，无所偏袒，假如保守党正用他的名义来发号施令，劳工、自由两党也是他的忠诚的反对党，而且均有为他组织未来内阁的希望，所以乔治第六是无派无党王道荡荡；其二是以一党专政诸国为例，在这几个国家，都没有王，姑以“中央政令”来代“王道”，那么，在其内部，要是没有左倾与右倾分子之反对干部，更无异党谋夺政权，则其中政令，使可推行无阻，也可勉强说是无派无党王道荡荡。上述两种说法，很明显地，都没有否认党之存在。

至于君子群而不党之义，探察亦属不易。群与党之原则，似仅在乎组织上之严密的一点。群系自由结合，进出都很方便，党则多少有些纪律。潘君若不否认此说，便得承认群与党间，不过存一五十步与百步间之区别，何以君子不入严密组织，其故亦甚难作肯定的解答，也许因为古之所谓君子，本非指有某种高贵德性的人，而仅指照字面解释的王孙公子，则依今之英王族为例，颇为显明其必维护超然地位之理。也许君子明哲，善保其身，不愿为人所累，欲享行动自由，故虽与人来往，却不与人结合？也许君子尚文，文人相轻，所以彼此之间，只能虚于委蛇，不可精诚团结？也许古之君子，正如今之君子，他们的群而不党之理，自己也说不明白，而且是各有其说，他人未便为之归纳？

（三）潘君是个大学教授，文中所举实例，都属大学行政问题，我们不妨假定其所谓学生，系指大学生言。

站在大学教授的立场，潘君可以概括地说大学生是“正发育而尚未成熟的人”，但国家对于他们，却不如此轻视。他们大部分已满法定成人年龄，享有全部公民权利。除非潘君能使立法机关大开倒车，把法定成人年龄提高四五年，或于原有关系条文之后加列“但正求学时代者，虽满前项规定之年龄，不以成人论”之但书，我们委实无法创建大学生之公权。

现代民治趋势，不幸是将法定成人年龄降低，例如英国女子之法定投票年龄，经过数年奋斗，乃从卅一降至廿一。潘君有什么方法可使立法委员放大胆量，通过他所需要的议案，而又施行顺利？且在全体国民中间，大学生所受之教育最为完备，其知识能力上之发育与成熟程度除大学教授外，亦算最高，不以成人论之但书，似亦未便规定。故就大学生之本身言，我们不得不认其可行使政权，而入党却是行使政权的有效方法之一。

所谓教育与成效之程度，本无绝对标准，除非脑筋退化者，谁也不能说已成熟。最明显而最可悲的例子是：所有一般大学教授的言论著作，罕能被其同僚认为成熟。如果悬一绝对标准，则虽大学教授之入党，亦将成为问题。入党条件，务必若是之严？

近代民治国家之对选民，多渐取消各种限制条件。我国素重文教，暂定初小四年为国民必须受教期限，推行数年，尚未普遍。潘君所说学生不宜入党之第一方面，理论如果成立，则非扩展国民教育期限至十六年不可，事实上那做得到？另一办法是把正在研究高深学术之青年，一律摒出政治活动范围以外，这很明显，也是做不到的。

（四）过去学校党部与学校当局之间，确有摩擦情形，引起所谓行政问题。症结似在大学教授之不入党与大学当局之不胜任。如果学校党部之内，都有良好教授参加，则此党部之素质便可改善，不致引起异于普通学术团体之特殊问题。如果学校当局，除了狭义的教育行政以外，并能深刻了解现代中国之政治形势，遇事能辨是非曲直，能知国策重心所在，且有负责勇气，则于学生团体学生斗争之际，应不感觉左右做人难了。譬如学校当局身为党员，则对本党同志之过失，凭其地位，仅有纠正权力，至对于异党党员之不法行动，更有制止职责，何至感觉左右做人难呢？过去大学校长，胜任校长者固居多数，而恃阀阅背景或院系均势以取得并保持其地位者亦非无有。后者或于需要声援时向教育部陈述困难，或仅盼望政府之发任命状与按时拨款，或且根本反对党国。以此种人任大学校长，无怪其视学校党部为行政障碍之一。抗战三年以来，一般知识份子对于国家政治之认识，莫不大加深刻，大学行政当局对于国策之执行，大率克尽厥职，潘君所谓“形形色色的学生社团，满目琳琅的壁报，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者，似仅出现于少数纪律欠佳之学校，未可视为一般情形也。

潘君所举淞沪三校实例，都是今所罕见的往事而已。有关三校当局，后来均为党国服务，地位不低，潘君当知其对党的态度，先后有异。至于北平各校，在西安事变之际，根本并无党部。其时若干大学之左倾师生，乘机大肆反动，群起责难政府，有关院校当局未能竭力制止，及今追思，仍有余痛，难忍复引为例？

而今中国之大学，与其说是古代太学生后身，无宁说是西洋university之翻版。university只是一种corporation，并非“自有它的完整性与自立权的行政系统”。所以公私大学之设立，必须根据政府所颁法规，而其对内施行之各种章则，亦须呈请政府核准或备案。公立大学校长之任命，权操政府，就职之日必须履行宣誓仪式。凡此限制，也许是潘君所认为不宜保留的，但与北美合众国之州立大学比，尤其是与德苏意日等国之大学比，不见特别严厉。居今之世，行今之政，似有理由避免标新立异。何况今日中国之大学，在他方面尚未出人头地呢？

如果大学当局为了行政方便，可以反对学生入党，则依同样逻辑，根据同样事实，家长可以反对子女入党，店主可以反对伙计人员入党，资本家可以反对劳工入党，官吏可以反对人民入党，党便变为少数特权阶级之专利品了。如是则居人下者一律无偏无党，居人上者便可王道荡荡，民治危机恐无逾于此者。潘君这种主张，在授优生学班上容或可讲，而在大礼堂上，似即不便公开演讲，我想西南联大学生，很少肯为体恤学校当局之行政困难而将入党权利轻易放弃的。

自从同盟会成立迄今，中国国民党的内部机构，改组不止一次，而始终以革命青年为其基本干部，而今国民党虽握政党〔权〕，领导前古未有的神圣抗战，但仍不敢忘本，所有一切宣传组织与训练，重心仍在青年，尤其是在能入大学之幸福青年。国民党必须把握了此种优秀青年之心坎，才能保持并光大其所已达之成绩。所以学校党务之推进，势在必行，如果学校当局认为不便，应于积极方面提议设法改善，断不能为自己考虑而竟阻止青年们对党国有所贡献。

（五）至就国家民族之前途而言，我们的目标，可说是与潘君一致的，也想力戒私与弊。试看我们的党员守则以及其他一切重要文献，那一句不是鼓励党员戒此通病的？我们的方法是从肃清个人的自由主义着手，想使党员都从团体生活中获得纪律的训练，一生只以服务为目的，不谋小己之利而以身心默诸党国。过去的学校教育在政治方面，漫无目的。其所传授，限于书本知识，以致学生出了校门，往往对于社会政治缺乏认识，彷徨歧途者比比是也，今后学校教育苟能改弦易辙，实行潘君文中最后一阶段所说诸点，而多数师生共同参加之学校党部，又能辅之以党德党义乃至党纪之训练，则对国家民族之前途，应该是有禆益的。

抑有进者，反对党以普通学术研究团体为其变相的党部，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潘君曾否注意此点？如果学校不许学生入党，而又无法阻止政治兴趣特别浓厚之学生入党，则其结果，必使学校内部无一纯正之学术研究团体，入党学生无一不变欺弱师友之专门说话者，其于国家民族之道德前途，试问如何危险？

（六）潘君是位信其所学的优生学者，对于近代平民政治之在欧美抬头，素抱遗憾，而政党恰是现代平民政治之产物，当然难望潘君予以同情的。如果他论政治问题，能引高尔登至达文包说，一般人自能明其用意所在，不劳我们用辩。可惜潘君近来作文，大量使用烟幕弹，所引不是经书便是戴东原，这很易使抱残守旧之士闻而惊喜，结果或致超人未出而庸人团体纷纷破裂，个人的自由主义复活，组织尚未完成的国家民族恢复其散沙式的破碎生活，这是谁也不忍想像的。

最后，我们愿向能写漂亮英文的潘君进言，假如他的新奇主张固有三分实现希望，最好是向力能转移政治风气的欧美各国先行宣传。假使牛津剑桥与哈佛耶路有一日不许学生入党，中国大学照例是可以迎头赶上的。

（《中央周刊》1940年第3卷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