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7．中国国民党与宪政
067.中国国民党与宪政
洪兰友
中国政治上的宪政问题，并不是刚才发生的问题，也不是一种新政的问题，这在清末的时候就已发生了。再就制宪来说，自从《天坛宪法》以来，也已有几种宪法草案的存在。但是，为什么中国的宪法像这样的难产呢？又为什么中国的需要宪法，像这样的时隐时显呢？我们要解答这问题，首先要知道宪法的本质了。
一般人对宪法的观念，总认他为一国的根本法，怎样他是一国的根本法呢？拉塞尔（ferdinandlassalle）曾有这样确切的说明：
1.他较其他的普通法律有更进一层的根底，以根本的名称来证明他的根本性。
2.因为他是根本法，一定要形成其他法律的基础，所以根本法可以形成其他普通法律的基础，而且产出其他法律的根本原理。
3.然这根本法不能任意变动，如常变更，则失其根本之根底了。此种现象，却似行星之有一定的运动。
一国的宪法，既有这样的重要意义，我们只见了宪法的重要意义之一面，就大声疾呼的立宪，这是不是可能呢？拉塞尔又有这样的一段话：
成文宪法的作成，不是重要的问题，如有必要，三日即成；这在实际上是细微又细微的问题。所以不论如何的宪法之创立，并不以时间的迟延，而致一事无成的。
黑格尔（hegel）更惊讶的说：
“国家须以宪法来贯穿他的一切关系。……宪法决不是单纯的制作物，宪法是数世纪的劳作之结晶：且限于民族的发展上为其理性的理念和意识。所以不论何种宪法，都不是出之于个人的主观之创造。……民族，一定要以自己的权利和地位的感觉作成为宪法。否则，宪法之外表，无何意义，无何价值了。”（hegel,grundlinienderphilosophiedesrechtsodernasurrechtundstaatswissenschaftimgrundrisse）
由此可见，立宪的问题，决不是单凭一般人抽象的想象，所能解决的，其中还有合目的、合理性的问题、切实际的问题。因此，我们对于中国的宪政，为求真实的宪政之实现，第一、就要否定抽象的想象，就是反对形式主义的宪政，因为不主张抽象性的形式主义的宪政，才是实现真实的宪政之途径，如果对于抽象性的形式主义者的妥协，无异地断送了真正宪政的生命。所以，现在我们讨论到中国的宪政问题，一定要把握了这点，才能给予问题正当的解决。换句话说，这种理论的出发，在中国国民党的主义和政纲政策上，早已明显的指示我们了。
现在的抗战建国，是中国国民党领导的。现在中国政治需要宪政，也是抗战建国过程上的应有之步骤。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于宪政，既不能认为是新意见或新问题，也不能认为是旧主张。为什么不能认为是新意见或新问题？因为实行宪政，中国国民党早已主张了。为什么也不能认为是旧主张呢？因为这是依据中国国民党政纲的规定而实行的。虽在政纲上所定的步骤有先后，而这是次序的先后，不是主张的新旧。所以，中国国民党与宪政的关系，无疑是有紧接而密切的关系了。
我们先从兴中会的时候来说，在兴中会的宣言中，极言政治不修与革新政治的主张，不过这还是革命初期的时代，一切理论都没有到达展开的阶段，对于宪政问题，自然也不会明切的表示了。
到了同盟会时代便明切的说明：
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
到了民国七年的护法之后，则更显见中国国民党为宪政而努力，《护法宣言》曾说：
须知国内纷争，皆因大法不立。
《和平统一宣言》亦云：
交于抚辑将士及绥靖地方外，当尽心力以敦促和平统一之进行，并务以求达护法事业之圆满结果，如是，庶几二年以来之血战，卒得导民国于法治之途。
换言之，护法之役的发生，就是国民党为了北洋政权的毁法，拿武力来惩讨毁法者的表现。他的主张宪政，拥护宪政，不特形之于笔、言之于口，而且出之于手，用武力作为主张的后盾。这种护法的精神，在中国，除了中国国民党恐怕没有第二者了。
但是，中国国民党的主张宪政，决不是像一般形式主义者的立论很抽象的机械的，只斤斤于宪法的制定，他是不仅注意到宪法的内容，还要重视宪法的实施。也就是一般的主张宪政，只着重于宪法的制定，而不愿意宪法实施：中国国民党为求真实的民主宪政的实现，他就好像拉撒尔的对于宪法的主张一样，并不急急于很短时间内，求其宪法的制定。正因为好像黑格尔的主张一样，一定要求其目的的合理性的价值，所以在实行宪政的时间上有分先后的层次。因此，中国国民党为求真实的永久的宪政之实现，对于一般形式主义者主张的宪政，实有抨击的必要，《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曾说：
此派之拟议，以为今日中国之大患，在于宪法，苟能藉宪法以谋统一，则分崩离析之局，庶可收拾。曾不思宪法之所以能有效力，全恃民众之拥护，假使只有白纸黑字之宪法，决不能保证民权，俾不受军阀之摧残。元年以来，尝有约法矣，然专制余孽，军阀官僚，僭窃擅权，无恶不作。此辈一日不去，宪法即一日不生效力，无异废纸，何补民权。迩者，曹锟的非法行贿，尸位北京，亦尝藉所谓宪法以为文饰之具矣。而其所为，乃与宪法若风马牛不相及，故知推行宪法之先决问题，首先在民众之能拥护宪法与否，舍本求末无是虑。不特此也，民众果无组织，虽有宪法，即民众自身亦不能运用之，纵无军阀之摧残，其为具文，自若也。故立宪派只求宪法，而绝不顾及将何以拥护宪法，何以运用宪法，即可知其无组织无方法无勇气以为宪法而奋斗。宪法之成立，唯在列强及军阀之势力颠覆之后耳。
这是针对立宪派而下的评语。就是指摘立宪派的主张立宪，只知主张立宪，而不知将何以拥护宪法、何以运用宪法，这种空洞的主张立宪，既无知濬澈底了解宪法之所以，又无勇气为宪法而斗争，这种形式主义的观念论，决不能解决中国宪政问题的。所以，中国国民党的对于立宪派的攻击，绝对不是反对中国实行宪政，因这种主张的产生，不特无济时弊，反而适足以延续中国政治的腐窳，阻挠革命势力的扩展。所以，反对立宪的所谓良心救国派，中国国民党也是极端反对的，这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已很明白的告示我们了。宣言说道：
至于所谓良心救国派，所倡导者为性善，为自由，陈义不为不高，然其除恶不勇，其纪律不严。一方坐视率兽食人者之猖獗，咨嗟扼腕，而不能制，一方不能组织民众，既不能以纪律自绳，自亦不能以纪律绳人，遂使团体行动，散漫而无力，而欲求扰乱致治，亦徒见其幻想而已。
但是，中国国民党主张宪法的意见是怎样？总理在《建国大纲》上早已告示我们了。就是把中国的建设之程序分为三期，一曰军政时期，二曰训政时期，三曰宪政时期。但这时期的划分，并不是说在建设的阶段上，完全各别的独立，却是彼此有紧密的关系。也就是军政的作用，为了便于训政；训政的作用，为了便于宪政；宪政之得以实现，由于训政之成功；训政之得于实行，由于军政之成功。我们看《建国大纲》就可知道其中的真义了。《建国大纲》说：
“在军政时期，一切制度悉隶于军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力以扫除国内之障碍，一面宣言主义以开化全国之人心，而促进国家之统一。”（第六条）
“凡一省完全底定日，则为训政开始之时，而军政停止之日。”（第七条）
“在训政时期，政府当派曾经训练考试合格之员，到各县协助人民筹备自治，其程度以全县人口调查清楚，全县土地测量完竣，全县警卫办理妥善，四境纵横之路修筑成功，而其人民曾受四权使用之训练而完毕其国民之义务，誓行革命之主义者，得选举县官，以执行一县之政事。得选举议员，以议立一县之法律，始成为一完全自治之县。”（第八条）
“凡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完全自治者，则为宪政开始时期，国民代表会得选举省长，为本省自治之监督。至于该省内之国家行政，则省长受中央之指挥。”（第十六条）
“全国有过半数省分达至宪政开始时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时期，则开国民大会，决定宪法而颁布之。”（第廿三条）。
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中国国民党的实行宪政，他是绝对有实行真正民主的宪政之决心的。他是认清了中国社会的本质，把握了中国的特殊性，而来对症下药，分为军政、训政、宪政的三个时期，用军政训政的途径，来达到真正宪政的目的。所以，以前有人主张军政停止之后，即可实行宪政，这是他不懂得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也就是只需求形式的宪政之产生，而不顾及真正宪政的精神之所在。如果现在有人怀疑训政时期的久远，这样是不了解训政工作的重要，错认宪政事业，是轻而易举，所以草率了事的，这种错误的观念，用不着我们多费口舌，《制定建国大纲宣言》已给予无情的抨击了。宣言说：
辛亥之役，汲汲于制定《临时约法》，以为可以奠民国之基础，而不知乃适得其反。论者见《临时约法》施行之后，不能有益于民国，甚至并《临时约法》之本身效力，亦已消失无余；则纷纷然议论《临时约法》之未善，且斤斤然从事于宪法之制定，以为借此可救《临时约法》之穷，曾不知症结所在，非由于《临时约法》之未善，乃由于未经军政训政两时期，而即入于宪政。试观元年《临时约法》颁布以后，反革命之势力，不惟不因以销减，反得凭藉之以肆其恶，终且攻《临时约法》而毁之。而大多数人民对于《临时约法》，初未曾计及其于本身利害何若，闻有毁法者不加怒，闻有护法者不加喜，可知未经军政训政两时期，《临时约法》决不能发生效力。
中国国民党为需要宪政，不仅在理论上是如此，即在事实的行动上也是如此的。如国民会议的召集，《训政时期约法》之制定，《宪法草案》的拟制，国民大会的筹备，这是很显明的事实。不过，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向我积极侵略，以致我们的宪政工作，不能如期的结束，宪政工作不能早日的完成。
现在我们全民族的反抗日侵略的战争，已经两年多了，而我们这次抗战的使命，在求中华民国的统一、生存、独立、自由。也就是像临全大会宣言所说：
盖吾人此次抗战，固在救亡，尤在使建国大业不致中断。且建国大业，必非俟抗战胜利之后重行开始，乃在抗战之中为不断的进行，吾人必须于抗战之中集合全国之人力物力以同赴此目的，深知建国之基础，此后抗战胜利之日，即建国大业告成之日，亦即中国自由平等之日也。
我们的抗战既为建国，我们为了建国才抗战，无疑的抗战胜利之日，即建国大业告成之日，因此在抗战日趋胜利的今日，我们的训政工作也以抗战而迅速地展开了。训政工作的展开，便是宪政时期的接近；宪政的实施，便是建国大业的成功。但宪政的基础，是建筑于训政，我们如果真需要真实的、永久的宪政之实现，到了现在，还是要切实在重训政工作的展开；如果忽略了这点，带有急躁式的主张宪政，或是否认训政的必要，或是认为训政应该结束，这不是误解或曲解，便是又走入形式主义的歧途了。现在再引证总理《建国大纲宣言》上的一段话：
倘能依《建国大纲》以行，则军政时代已能肃清反侧，训政时代已能扶植民治，虽无宪政之名，而人民所得权利与幸福，已非藉宪法而行专政者所可同日而语。且由此以至宪政时期，所历者皆为坦途，无颠蹶之虑。
总裁在国民参政会也说过：
要为国家建立一个永久的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基础。
于此可知，实施宪政是国民党一贯的政策，由军政而训政而宪政是必经的阶段，也是国民党不移的主张，所以必须如此者，无非为求真正的永久的民主宪政之实现。这是我们对于实施宪政应有的认识。
（《中央周刊》1939年第1卷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