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6．党治之下果能完成民主政治乎？

016.党治之下果能完成民主政治乎？

诸青来

此次粤方代表莅沪，拟与宁方解决纠纷，共赴国难。曾提出办法六条，其中第三条载明左之文句：

认定党国根本问题，最要在集权于党，而按照建国大纲所定程序，以完成民主政治。

粤方代表汪精卫孙科两氏，均发表谈话，其中论点亦有涉及民权之处。兹分别照录如下：

汪氏尝言励行党治，扶植民权。此次谈话仍本平日主张，其言曰：“训政时期，民权在时间上日日增高，在空间上处处扩大，必如是始可远于宪政时期。”

孙氏之言曰：“训政时期注意训练民众，行使政权，使之完成地方自治，以进于参预中央政事。至于人民私权，如身体居住营业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尤当以法律为之保障。盖民权增长，为训政之成功。反是，则失败。”

所谓集权于党，训政时期训练民众，莫不以党治为前提者也。在党治之下，果能完成民主政治乎？国民党所谓党治，究含何种意义乎？考党治二字，及“以党治国”之略称，《中山讲演录》中曾载明左列语句：

“现有一事，可为我们模范，即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我们现在并无国可治，只可说以党建国，待国建好，再去治他。”（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演说词）

由上述者观之，国民党所谓党治，实即钞袭苏俄陈文，章章明甚。考苏俄自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革命成功，标榜农工专政，实则倡行党治（partydictatorship）。党治与政党政治（partypalitics，或称政党握权）不同。后者由各党更迭执政，在朝之党承认他党在野，唤起舆论，监督政府，英伦所谓王的反对党（royalopposition）是也。前者则大不然，一党取得政权，不容有在野之党，即使异党名称尚未消灭，为当局所压迫，不能保持在野地位，尽监督之天职。质言之，一国以内，一党独裁而已。自苏俄开此恶例，法西斯党（fascist）起而效尤，两国经济制度，虽若冰炭之不相容，其励行党治之精神，则无二致。民国十三年春，国民党改组，援彼先例，揭"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其最重要之标语曰党权高于一切。可见在中国国境以内，惟国民党有至高无上之权，党权既至高无上，则国家地位何若，人民居于何等，可不待烦言而解矣。

苏俄共产党，掊击他国议会制，不遗余力，谓为虚伪之民治。故自革命告成，废除议会，倡行苏维埃之制。所谓苏维埃者，系由劳动阶级各按职业选出代表组织而成，与议会制不甚相同。就其实际运用论之，在野之党，既不存在，操纵把持，无所不至，劳动阶级何尝有丝毫活动余地。彼党领袖更明白宣言：谓“国家为一压迫机关；阶级苟尚存在，非此阶级压迫彼阶级，即彼阶级压迫此阶级，所谓民治，毫无存在理由。非俟阶级划除国家消灭之日，德谟克拉西无由出现也”。共产党直截痛快，否认民治，其倡行一党独裁，专事压迫异己，又奚足怪。国民党既袭俄制与民主政治绝缘。乃彼辈巧为饰词曰：“励行党治，所以为培养民权地步。”试问在党治之下民权将如何培养乎？民主政治何以能完成乎？自吾侪论之，党治与民治根本不相容，有党治则无民治，有民治则无党治。欲励行党治，不必再谈民治；欲完成民治，应立即取消党治。然而汪氏处此，亦自有说。姑照录其说如左：

“革命之对象为反革命；革命之构成分子为被压迫在下层之大多数民众中最觉悟之分子。反革命之构成分子，即为对于此大多数民众而施压迫之少数人。此少数人在今日中国以内，即所谓封建余孽，人数虽少，所处地位则为上层，垄断政治上经济上之权利，由来已久，为维持其地位与权利，不能不向革命者作殊死战。此外尚有所谓不革命者，亦往往为革命者障碍。故革命时代，革命者必当确立革命政权，一方面抑制反革命者，一方面掖引不革命者，使之参加革命。此从革命对象观察，不能不励行党治之理由也。”

“革命时代，全国以内显然有两种对峙的璧垒；一种是革命的，即是被压迫在下层之大多数民众；一种是被革命的，即是踞在上层施行压迫之少数人。”

“党既为被压迫在下层之大多数民众之领导者；而在政治斗争之阵地中，其最要条件：一为力量集中；一为领导权统一。”

“党治时代，人民之言论集会出版自由，必当予以切实之保障。若如南京当局所为，不但为民治之敌，抑亦党治之敌。南京当局标榜党外无党；其实党员以外人民之言论集会出版自由，悉被随意剥夺，不如谓之党外无民。”

“我们主张对于人民集会出版言论之自由，应有明白规定：（甲）党治时代，对于党之主义及根本政策不能违反；（乙）对于党之主义及根本政策之施行方法，党以外的人不但容许参加意见，并且容许参加行动。”

由汪氏之言，革命与反革命界限分明，极易辨认。凡在上层施压迫之少数人，为反革命；在下层被压迫之大多数人中，未尝无觉悟分子，所处地位相同，未必尽属一党，正应不分界域，认彼反革命者为共同之敌，合力抵抗，安有同在下层互相排挤之理。汪氏所谓集中革命力量，确立革命政权，得毋有排他意味存乎其间耶？既有排他意味，革命团体不能联络，将为反革命者所乘，革命失败，势所必至。且一方受人压迫，一方反施压迫于人，革命者不啻陷于反革命矣。其说不免自相牴牾者一。汪氏既云人民言论集会出版等自由，应予以切实保障。人民所发言论违反党义与否，无庸干涉；人民自动组织政团，苟以适宜手段，为政见上之竞争，亦断无禁止之理。何以汪氏主张党之主义及根本政策不能违反耶？党之主义及根本政策既认作天经地义，不能违反，所谓切实保障自由者果作何解？“党外无民”汪氏岂非躬自蹈之耶？其说自相牴牾者二。汪氏今日所目为反革命者，固俨然励行党治。彼此同主党治，似无革命反革命之别。倘谓彼方所行之党治虚伪而非真实；汪氏主张完成民治，非亦欺人之谭耶？党治愈真实，则与民主政治相距愈远，汪氏其何以自解耶？此其三。

孙氏主张与汪氏完全相同，无庸再加驳辨。要之，民主政治决不能在党治之下完成。国民党领袖永无觉悟则亦已耳；否则应毅然决然，即废党治。其具体办法应如左列三项：

（甲）解除学校及民众团体之党化；

（乙）任人民自动组织政党；

（丙）速组制宪机关促成真正民宪。

（《民声周报》193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