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5．国民党与党冶

015.国民党与党冶

舜生

（一）从“党派”的立场到“国家”的立场

党派，党派，中国这个五六年来的天灾、人祸、外侮、内争，总算吃死了党派的亏，现在大家应该痛改前非，对党派的作用有一番切实的认识。

因为有不同的政见而发生不同的党派，这是再寻常不过的一件事；这些不同的政见可以相反相成而同时有益于国家，也是极明白的一件事实。可是永不长进的中国人，至今连这一点点道理也还不曾学会。

中国的人才只有此数，人才而有政治意识、政治能力的更是为数寥寥，为国家起见，这个极少数的人，无论同党或异党，彼此互相尊重、互相爱护还来不及，还忍互相嫉视、互相排挤吗？

现在的外侮内患，总算达于极点了，我们要藉这个机会有一番深切的忏悔：

自今以往，我们要明白绝不是任何一党、任何一派，可以包办国家的一切。

自今以往，我们对于同党或异党合理的意见和行动，应有同样的尊重。

自今以往，我们对于同党或异党的人才，应该同样的爱护；反之，对于害群之马，当然绝对不容加以偏袒。

总而言之，大祸临头，凡对国家直接或间接负有责任的人，都应该有一番深刻的思索，要以满眶的热泪，去洗涤我们那久已为污浊蒙蔽了的良心，我们不要让这个“举国一致”的机会，又成了稍纵即逝的过去！

（《民声周报》1931年第1期）

（二）且看今后的国民党

最近几年来的国民党，虽然对于其他的党派随时加以种种压迫，但我们每当国家陷于生死关头之际，仍然是对于国民党怀着满腔善意的期望，这因为：

一、我们始终承认国民党是中国一个有历史的党，他们应该对国家负一部分的责任。

二、我们相信原始的国民党曾为中国尽过他们相当的努力；他们的种种错误，都是近年举措的失当，或有改正的可能。

三、我们相信他们在握有政权以后加入的分子，比较的杂糅；但他们多数的老同志，却多少还保存得有他们最初从事革命的原意，每当国家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便随时都可看见他们这种精神的流露。

果然，从这一次的国难期中，很可以证明我这种观察的大致不错：

郑洪年说：“此时吾党有历史的同志，自应立即团结，求恕于民众之前，而与民众开诚同赴国难，而吾党方能挽回信用”。（见郑洪年致戴季陶的庚电）

胡汉民致汪精卫等的删电，一则曰“政治举措失当”，再则曰“党不为人民所重，乃为人民所轻，积渐且为人民所怨恨”。而最后的结论，则曰“不能不于过去种种错误，持改正之决心”。

郑胡两位的话，都说得很沉痛；承认错误，不惮改正，在态度上也不失为坦白；所可惜的，就是他们两位还没有提出改正错误的具体方法。

李烈钧准备向和平会议提出的九条，便比较郑胡两位进了一步，我们很愿意把他们提案的原文，全部录在下面！

敬启者，当公理未彰，风云暗淡之秋，本党同志，欣集一堂，共筹救济，前途实幸。诸同志躬膺重任，必有荩筹能安国本。愚等幸参斯会，谨竭愚虑，条陈数事，以供参考，即希衡核采纳施行，敬述如次：

一、切实保障人民实行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权。

二、本第一项原则人民得自由组织团体或政党。

三、缩短训政时期入宪政时期，其法如次：

（甲）于六个月内设立国民大会筹备会。（乙）国民大会筹备会人员由人民选出之。（丙）国民大会筹备会之责任，除筹备各项事务外，并须拟订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及施行细则。（丁）国民大会筹备会设立后，于一年内开国民大会，决定国是。

四、实行自治，发展地方。

五、唤起民众捍御外侮，贯澈对日经济绝交，并为不得已时进一步之准备。

六、尊重国联条约与凯洛克非战公约，务期世界文明日益进展，永远和平得以实现，而野蛮横暴之势力，无所施其技能。

七、恢复苏俄国交，并增进美利坚之国际关系。

八、洪水为灾应速筹政治之救济。

九、绥靖萑苻，宜并重政治设施。右述各条，是否有当谨提请公议。

提案人：李烈钧，徐谦，程潜，张知本，陈嘉祐。

我们认这个提案是国民党一个新生命，同时也就是国家和平统一前途微微的一线曙光，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步对国民党表示我们的希望：

一、我们希望国民党切实认明所谓“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说法，到底是不可能，最近几年的事实，已完全证明这种说法的错误，关于这一点，尤其希望胡汉民先生有一番深切的反省，而持以改正的决心。

二、希望国民党不要怕，在今日任何一个有政治主张而又能爱护国家的党派，他们不仅不会希望国民党的势力减少，他们毋宁是希望国民党的势力扩大，因为他们承认国民党应该是今日与他们共赴国难的一员，假如国民党的势力缩小了，不仅是国民党的损失，同时也是他们非国民党的损失。

三、希望在国民党秉政的最近，能产生一个真正可以代表民意而不是代表国民党一党的正式的、法定的民意机关，这个民意机关成立的时期，应以来得及批准这一次中日交涉的结果为限。

四、基于上述的几点，我们自然希望国民党自今以后能够真正的团结起来，并且希望你们绝对不要貌合神离，人自为战；尤其在你们的领袖与领袖之间，更应该有一番切实的忏悔，以赤诚去恢复你们多少已有损伤的友谊。因为我们断然的相信，一定要国民党能变成一个统一而有力的党派，别的有力的党派才可得着他们健全的发展。更说一句老实话，也非另有一个健全有力的党站在旁边，国民党也无永久团结的希望。不过假如国民党内真正有两派以上不可调和的“政治主张”，则与其同在一党而互相妨害、暗中捣乱，毋宁分为两党以上而各以其主张诉之于全国国民。这在各国的政党史上是一件寻常的事。

（《民声周报》1931年第4期）

（三）党治的前途

党治非结束不可，除掉国民党中绝少一部分别有怀抱的人以外，大概莫不一致赞同。党外的人一致赞同不稀奇，何以国民党中的大多数对这件事也无异议呢？细细分析起来，大多数国民党人之不赞成党治，原因颇多，但其最主要者｛要｝不外下举三种：

（一）一部分的老同志，他们最初加入同盟会从事革命，完全是为的爱国，他们看见满清政府对外屡次失败，割地丧权，不一而足，因此他们觉得非把满清推倒不可，因此他们不顾身家性命，毅然参加革命。他们的动机很纯洁，目的很单纯，一言以蔽之，不外想把国家弄好而已。民国这个二十年来的一切动乱，无论任何一役，国民党莫不直接间接负有重大的责任，在一班老同志眼中，本来早已觉得与他们最初革命的宗旨相违，再加上最近五年专政的结果，更酿成空前的国难，这是这班老同志所腐心痛恨，深觉得国民党对不起全国国民的。他们最初革命的宗旨本在救国，现在不仅国救不了，还把国家的景象弄得远不如满清的末年，在老同志们看来，这个时候在势在理，国民党都应引咎自责，还政全民，那里还能够厚着脸皮高呼训政呢？这一派人好像没有多大力量，但他们的潜势力却不小，因为他们的主张正大，动机纯洁，所以容易引起全国国民的同情，因而形成结束党治的一个最大力量。

（二）民十三以后加入国民党的一班青年同志，他们是为着国民党所标榜的一块“革命外交”的招牌而来的，是为着一块“打倒帝国主义”的招牌而来的，是为着一块“廉洁政府”的招牌而来的，是为着一块“打倒军阀”的招牌而来的。但是最近几年国民党少数领袖的所行所为，乃完全与他们平日所标榜的相反，至最近国难发生，国民党中的在朝一派，更是丑态毕露——不仅对日始终妥协与他们所标榜的“革命外交”和“打倒帝国主义”相去一万八千里，甚至一个丧权辱国发明不抵抗主义的军阀小子张学良，汪精卫、陈公博之流乃不敢不奉之如神明，尊之若帝天，于是乎国民党几年来所用以号召青年的工具，乃完全抛弃无余，而一班有为的青年乃不能不毅然决然的离开国民党而别谋组织，国民党的分化运动愈剧烈，所谓一党专政乃愈无以自存，这种趋势是很显然的。

（三）国民党中的一部分实力派，换言之即一部分的高级军人，他们的目的也是很单纯的，他们的势力完全建筑在他们的军队和地盘上，对于党本来是无可无不可的。假如党为民众所爱戴，当然他们也乐得戴上党的帽子；如果党为民众所厌恶，当然他们是宁要民众而不必要党，因为他们并不是离开了党就不能生存的。现在全国反对党治的空气甚嚣尘上，而军人们似乎是无所容心于其间，这也是党治最后破产的必然现象。

上面三点，都是说明党治不能自存而原因属于国民党自身的。照上面分析的结果，可见今日国民党主张保留党治的只是绝少一部分的人，我们再分析这一部分人的性质，大概他们有三种特点：

（一）他们是久渴而新近登台的在朝派，深恐党治动摇，他们的地位不保；

（二）他们只拥护一二头脑混沌、意志薄弱的老同志以为傀儡，其余百分之九十九都是与国民党素少关系的投机派；

（三）他们是除党以外别无可以依附的“光杆杆”，所以他们只好以党治作巩固他们饭碗的工具。

这一派人能够翻然觉悟赞成取消党治固然是国家之福，这一派人能够坚决的拥护党治也未必是国家之祸，因为反对党治已成了举国一致的潮流，他们如果敢于逆潮流而趋，他们这几年来胡闹的政治生命，也就可以从早结束，所以我对于汪精卫等之不肯放弃党治，与其说是失望，毋宁说是欢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