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仁——任劳任怨老黄牛

※王仲仁

——任劳任怨老黄牛

提起王仲仁的名字，老球迷一定都记得。王仲仁是继邓雪昌、李恒益、杨秉正、林贵荣之后，天津队中最能拼的中后卫。

王仲仁的职业生涯中有幸运也有遗憾。他遇到了恩师刘荫培，遇到了挚友高丰文；他无奈地赶上了“文革”，虽然曾经入选国家队，但是最终未能圆梦国家队。无论命运如何，王仲仁都将足球视为一生所爱，至今依然不变。

回顾历史不难，讲自己的故事并不容易，因为对足球的爱始终如一，王仲仁的记忆从未被抹去。1949年出生的王仲仁，家住在北站附近，那时候北站体育场经常有天津队的比赛，王仲仁就会约上小伙伴去看球。后来爱踢球的他在学习之余，还去河东区业余体校练球，业校经常会组织大家去民园体育场看球。以国家白队为班底组成的天津队当时在全国所向披靡，让他对足球有了更多的憧憬和迷恋。也正是在那个时候，王仲仁遇到了影响自己一生的恩师刘荫培。

1973年王仲仁随队出访西非三国时的留影

1966年2月，天津市举办中学生联赛，比赛地点在河东体育场外场，王仲仁代表七十二中对阵三十八中。时任天津少年队教练的刘荫培来看比赛。看到王仲仁身体素质好，技术不错，比赛表现比较出众。赛后刘萌培找到他说：“我看了你的比赛，很喜欢你，你每周二、六下午两点半到河东体育场来，我看你一段。”得到刘荫培的器重，王仲仁别提多高兴了。没想到到了2月21日试训的日子，天津突降大雪。中午，学校老师对王仲仁说：雪这么大，要不别去了，但王仲仁想都没想，吃完饭趟着雪沿着铁道走了一个多小时，到了河东体育场。王仲仁在房檐下冻得瑟瑟发抖，终于等到了两点半，刘荫培看见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好，仲仁你来了。”王仲仁给刘荫培留下的第一印象非常好，从那时开始，他就跟着刘荫培每周训练两次，无论刮风下雨从未间断。

“记得有一次训练日我到了体育场，传达室大爷给了我一个纸条，是刘指导留的，上面写着‘下午我们去民园训练，你可以不去’。我拿着纸条想，可以不去，也可以去。可是我不认识民园，传达室大爷告诉我走到新华中学抬头就能看见民园体育场的灯架子。我从河北到河东，穿过河西到和平，横跨天津市四个区到了民园，进去之后刘指导让我换衣服就开练。刘荫培教练特别喜欢我。”说到激动处，年近七旬的王仲仁几度哽咽，眼眶湿润。

1966年8月4日，天津少年队和来访的日本少年队比赛，刘荫培安排王仲仁出战，队友包括后来大家耳熟能详的刘俊鸿、翟良田、李世光、刘小牛、左树起等。最终天津少年队轻松地以8∶3大获全胜。8月5日天津少年队决定调王仲仁入队。8月6日领队王金丰带着调令去学校，王仲仁得知特别高兴，心想跟刘指导训练半年多没有白付出。8月7日报到。8月8日“文革”开始。“我记得特别清楚，领队王金丰对我说：‘你真是万幸，如果我明天找你，你就来不了了。’”

进入天津少年队的王仲仁如鱼得水，正是因为很喜爱王仲仁，刘荫培对他的要求也格外严格。有一次王仲仁屁股上长了个大疖子，本来练不了但还坚持，结果动作全是变形的。训练后讲评，刘指导对他毫不客气：“你今天训练不太认真，动作都走形了，这还行！你别忘了你比别人晚来了10个月，下课别走了自己加练。”就这样王仲仁又练了头球、颠球等科目达1000次，回到宿舍一坐，床单上都是血。“我赶快拿盆洗完去吃饭。到了食堂，大师傅说：‘刘指导拿饭盒给你打完了，桌子上就是你的。’我刷完饭盒给刘指导送去，说了句‘谢谢您’。刘指导说：‘练完了，认真啊后面。’”自始至终王仲仁没有告诉刘荫培指导是什么原因导致训练动作变形，在那个年代大家都自觉训练，小伤小病都不会告诉教练。

虽然进入天津少年队，因“文革”，训练和比赛都无法正常进行。王仲仁说：“如果没有‘文革’，天津队的成绩和自己的职业生涯都会更好。这期间我们只能偷着练习，三队合一的天津队被分成10个组，我们组蔺新江是组长，我和他还是同屋，每天他带着我到小车场训练。正是因为那时候的坚持和不懈，后来他去了国家队，我去了国家二队。”1969年，李朝贵、孙霞丰、李学浚、邓雪昌、李恒益都下放了。少年队成了天津二队，后来还补充了王玉俭、张贵来等人。到了1970年恢复比赛之后，天津队在广州集训赛拿了第一。同年冬训，天津队一行34人与辽宁队在广东二沙头基地陪国家队训练和比赛。

1972年，王仲仁正值成熟时期，他防守时不仅拼劲十足、眼观六路、头脑清楚，又十分稳健，在中后卫位置上站稳脚跟。进入天津队后，天津队接受任务，出访西非马里、毛里塔尼亚、塞拉利昂三国。当时全队老少三代同场，杨秉正、林贵荣属老将，周宝刚、冯建忠是中生代，王仲仁、翟良田等6人年少，出访三国战绩颇佳。1973年，阿尔巴尼亚国家队教练、曾经的意大利足球俱乐部著名中锋鲍里奇被任命为国家二队主教练，去沈阳观看邀请赛。天津队由孙霞丰、李恒益率领，在4场比赛中，4∶0胜辽宁、3∶0胜八一，1∶0胜北京，1∶1平湖北，以4胜1平的战绩获得第一名。王仲仁被洋帅选中，随后到阿尔巴尼亚学习4个月。王仲仁在国家二队效力期间，参加过19场国际比赛，于两年后的1975年回到天津队。

1973年王仲仁在阿尔巴尼亚都拉斯的留影

刘荫培和李元魁是随国家白队落户津门的两位北京人。他技艺精湛，比赛风头十足。退役后潜心培养少年、青年队员，输送了一批批优秀人才，对天津足球颇具贡献。他一表人才，英俊帅气，一口京腔，伶俐悦耳，20世纪50年代后期，应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特邀，他实况转播足球比赛，是天津第一位电台足球解说员，其专业的现场解说与评论，深受广大听众的赞赏。

在王仲仁效力国家二队期间，下放到起重设备厂的恩师刘荫培，回到了体委暂时管后勤。劳累而又火爆的脾气和血压高导致他突发脑溢血，1974年，年仅42岁的刘荫培英年早逝。留下妻子和“大牛”刘康、“二牛”刘毅，两个儿子后来子承父业，都是天津队的优秀选手。王仲仁得知恩师去世，不禁潸然泪下，至今忆起仍伤心不已。

1976年天津队更换了教练班子，沈福儒任主帅，王仲仁、翟良田、蔺新江等都被分配离队。蔺新江到了北京部队队，王仲仁和翟良田去了山西大同的解放军某部足球队，王仲仁担任部队足球队教练兼队员。后来严德俊出任天津队主教练，希望王仲仁和翟良田回归。“不过那时候我们不愿意回来了，在部队挣钱多，排级待遇每月52块钱还不用交伙食费，穿戴都有。”就这样他在部队又效力了3年。1979年王仲仁回到天津，进了自行车鞍座厂，从工会到人事科，工作了十多年。

离开了热爱的足球，王仲仁仍心系绿茵场。1996年初，高丰文足球学校在沈阳成立，同是中后卫出身的他想起了王仲仁，力邀王仲仁去执教。王仲仁回忆说：“在国家二队时，高丰文是鲍里奇的助手，我是队员，两人关系特别好，所以就答应了。”王仲仁北上沈阳，给高丰文代课。高丰文之所以想到王仲仁，是因为在国家二队期间，鲍里奇推崇的欧洲型训练方法非常先进，特别是头球训练深入人心，王仲仁身受真传。“那时候鲍里奇一堂课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练头球，每周五一堂课120分钟都是头球。鲍里奇还说过：‘我看你们中国足球想提高，必须解决空中问题。’训练包括多人顶、单人顶、两人顶、三人顶、冲顶、断顶、高球争顶，等等，”王仲仁说，“可是到现在中国教练还是缺乏这一课，尤其青少年队员，很少有教练专门练头球。我体验到在本方18码线周围防区，有高球传过来时，防守用脚停球抵挡，远不如头球快，用目光预判，头比脚快。意大利、英国等欧洲联赛中头球应用很广，包括进攻队员，c罗脚下技术好，头球也很出众，可是中国对头球就是不够重视。”在高丰文足球学校，王仲仁前前后后工作了9年，其间几次因为曾是天津乒乓球队队员的爱人车绍稳身体不好，王仲仁才回津，又恐怕耽误教学而回去。那是中国青训发展最快的10年，高丰文足校先后培养出许多优秀球员，比如后来加盟泰达队的陈涛、胡人天，还有不少人进入其他职业联赛队伍。

如今年事已高的王仲仁离开了教练岗位，但关注中国足球乃是一代代足球人的天性。2017年底中国足协公布了《中国足球协会职业俱乐部准入规程》，要求所有俱乐部的梯队都须完整。王仲仁有欣慰也有担忧：“梯队保障确实是很必要的，但现在教练这方面是一个大的缺口。当年进少年队都是三年练基本功，刘荫培指导带着我们天天练，现在的教练对小球员没有这样的要求了。中国足球要想快速进步，还是要从教练入手。”

1973年王仲仁（左）和张业福（右）在阿尔巴尼亚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