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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作家与坏蛋

第二十四章作家与坏蛋

作家写妓女,必须去嫖妓或卖淫吗?

与一些血气方刚的年轻读者交谈,他们瞪着婴儿般明亮的大眼睛问我,作家如果不干坏事,怎么能写出坏人来?有句名言:心里没有褶皱,就会感到世界光滑。作家倘若没有坏心眼儿,怎么会把坏人的思想和行为写得那样生动可信?

我听到这样的发问,几乎就是目瞪口呆。因为从理论上讲,人家问得有理有据并相当有逻辑。是呀,不吃梨子怎么会知道梨子的滋味?不干坏事,怎么会揣度到坏人的心理,又怎么会写出坏人呢?这几乎就是要把你逼到死角,不得不坦白交待,老实招来!但细细一琢磨,却又笑得要死。一个作家要写杀人,他必须去捅刀子;要写强暴,他必须去耍流氓。那这个世界就太简单了,公安局也用不着费什么劲儿去破案,只要看作家写了干什么坏事,就按照小说提供的细节去把他逮起来就行了。再细细想下去,还真有点毛骨悚然,曾经就有过这样的年代,战斗的号角震天响,人人都剑拔弩张,按照当时所谓“阶级斗争小说”写的细节去分析生活中的人和事,把无辜的百姓,甚至把编造这种小说的作家们也打成反动分子。记得有个造反派横眉竖目地叫喊:写这么复杂的东西,心里没鬼能写出来吗?当时有一部电影《箭杆河边》,描写阶级敌人怎样拉拢腐蚀党的书记,这大概是作者被形势所迫,不得不这样“创作”。没想到造反派们就是根据这个情节来深挖阶级敌人,后来听说写这个剧本的作者也未能幸免。当然,在那样恶劣的年代里,什么人间奇冤都能造出来,可是在今天,还有人发出这样的疑问,可笑之时隐隐也有点可怖。

阿弥陀佛,幸好半个世纪前鲁迅先生替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在《叶紫作(丰收)序》中说:“作者写出创作来,对于其中的事情,虽然不必亲历过,最好是经历过。诘难者问:那么,写杀人最好是自己杀过人,写妓女还得去卖淫么?答日:不然。我所谓的经历,是所遇,所见,所闻,并不一定是所作,但所作自然也可以包含在里面。”所写一定要所作,这种强化的荒唐一下子就把这个问号砸碎了。

面对社会生活中的诸多生命,作家往往是既单纯又复杂,既惶惑又敏感,并具有穿透灵魂的能力,也就是人们所谓昀艺术感受力。艺术感受是作家与非作家的本质区别。任何一件平常的事,在作家的眼里都会掀起不平常的波澜,都会引发一种和多种丰富的构想。实际上作家笔下的杀人犯已经不是纯粹的杀人犯,妓女也不是纯粹的妓女,而是一个被艺术化了的“人物”。“人物”不是人。这就像百货商店里摆着的洋娃娃,使你觉得比真正的孩子更逼真更漂亮更可亲可爱,这就是艺术化了的形象。如果你把洋娃娃做得和真孩子一模一样,摆到柜台上无疑就是一具孩子的尸体。

人的心灵中都藏有善恶两个东西,一个是天使,一个是魔鬼。外部环境的变化或使他心中的天使或魔鬼跑出来。“文革”时期满大街都是造反司令,改革时期满大街都是经理董事长,其实就是社会环境的逼使。同样一个人,和平时期的和谐生活,会使他善良得踩死一只虫子都感到心疼;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却能毫不犹豫地射杀一个活泼泼的人的生命。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好人可以变成强盗,恶魔可以立地成佛,正是人的心灵里基于善恶两个方面,绝对的善人和恶人是不存在的。所以,作家在描写恶的人物时,会在构想中放出魔鬼来演示一番。当然,有些作家大概并不美好,但这并不影响他放出天使来表演。也就是说道德上卑鄙无耻的小人,照样也可能写出大作品。

200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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