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第三册》（8）

与顾颉刚师论易系辞传观象制器故事书齐思和

颉刚先生：

顷阅《燕大月刊国学专号》，知大著《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已引起钱玄同、胡适之两先生之讨论。先生以《系辞传》中论观象制器一章为后儒窜入之文，自是卓见。胡先生所论，当亦有其根据，惟愚昧之资，尚未能领悟，敬举数点，祈先生有以教之。如胡先生谓：

世本所据传说，必有一部分是很古的，但《世本》是很晚的书，《系辞》不会在其后。《系辞》说制器，尚不过泛举帝王，至《世本》则一一列举，更像“煞有介事了”。此亦世愈后而说愈详之一例，不可不察。

按胡先生之说，恰与愚见相反。前以草拙作《黄帝考》中之《黄帝之制器故事》一章，遍阅上古发明器物故事之源流，始知世愈古，则其传说愈复杂，世愈近则其传说愈简单而固定，盖以重要器物之发明，皆归之于少数之“圣王”也。古人对发明家极尊重，目之为“圣人”或“圣王”。《墨子·辞过篇》：“是故圣王作为宫室。”《淮南子·修务训》“昔者苍颉作书，容成造历，胡曹为衣，后稷耕稼，仪狄作酒，奚仲为车。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圣智之迹”是也。《大戴礼·用兵篇》：“公曰：‘蚩尤作兵欤’子曰：‘否，蚩尤，庶人之贪者也，及利无义，不顾厥亲，以丧厥身。’蚩尤捪慾而无厌者也，何器之能作”是谓非圣人不能制器也。然此谓制器者皆为圣人或圣王，非谓圣王必制器也。自韩非称：“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木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人，号之曰‘燧人氏’。”（《五蠹篇》）遂似圣王以能发明器物，而后始为人民举为天子。此说虽未必韩非所自创，然最低限度，亦足代表当时之思想。此说既兴，各家所喜托之古代“圣王”，遂皆不能不有所发明，而伏犠、神农、黄帝、尧、舜之制器故事，纷纷作矣。然重要器物之发明者，古时盖皆有十口相传之说，如墨子谓：“古者羿作弓，仔作甲，奚仲作车，巧垂作舟。”（《非儒》）荀子称：“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好稼者众矣，而后稷独传者，一也。好乐者众矣，而夔独传者，一也。好义者众矣，而舜独传者，一也。棰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于射，奚仲作车乘，杜乘作乘焉，而造父精于御。”《吕氏春秋·君守篇》：“奚仲作车，苍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又《勿躬篇》：“大挠作甲子。黔如作虏首，容成作历，羲和作占日，尚仪作占月，后益作占岁，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仪狄作酒，高元作室，虞朐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臼，乘雅作驾，寒哀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图，巫彭作医，巫咸作巫。”《淮南子·修务训》：“昔者苍颉作书，容成造历，胡曹为衣，后稷作耕，仪狄作酒，奚仲为车。”诸说究起源于何时，虽不可考，要至当时，已成普通常识，而非凭臆造，则可断言也。重要器物既皆有公认发明之人，而新兴之圣王如虙羲、神农、黄帝、尧、舜者，又不能不有所发明，势不能不攘他人之发明归之于新圣。《管子·轻重戊》篇之使伏羲、神农、黄帝、舜、夏、殷、周有发明即应用此法。“虙戏作，造六峜以迎阴阳，作九九之数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天下化之。黄帝作，钻燧生火，以熟荤臊，民食之无兹之病，而天下化之。黄帝之王，童山竭泽。有虞之王，烧曾薮，斩群害，以为民利。封土为社，置木为闾，民始知礼也。当是其时，民无愠恶不服也，而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凿二十，渫十七湛，疏三江，凿五湖，道四泾之水，以商九州之高，以治九薮，民乃知域郭门闾室屋之筑而天化之。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峜，合阴阳而天下化之。”（《管子》一书，来源极复杂，大抵出于战国末年及两汉人之手，罗君根泽所著《管子深源》一书，研究此问题颇佳）于是诸圣王之天下，无不以其有大发明矣。《世本》亦用此法，试验《作篇》，古代重要帝王，皆有其发明在焉，兹姑依张澍辑本录伏羲、神农、黄帝之发明于次：

（一）伏羲俪皮嫁娶之礼琴瑟

（二）神农琴瑟

（三）黄帝井咸池火食旃冕

以上所列，吾人固不敢谓必系二书自我作故，要三皇五帝制器之说，至此时始发生，则固显然也。兹将诸子书中，对神农、黄帝观念之变迁列。

就上表观之，《孟子》中尚无伏羲、黄帝之名，更无论其制作。神农之名虽见于《许行章》，然明言其为许行所托，毫未言其事迹也。《孟子》书中，尧、舜中之故事最多，于其功又极为表章，然充其所言，亦不过谓尧举舜而敷治焉而已，亦不过谓舜为举禹、稷、益等为民兴利除害而已，初无制器之事也。至庄子书中，大批古代帝王之名，始纷纷出现，然庄子眼中之伏羲、神农、黄帝，皆形如槁木，心如死灰之人。即其所陋视之尧、舜，亦不过蹩蹩为仁，踶跂为义耳。亦无制作故事也。至《吕氏春秋》，始有古代帝王制乐故事，然亦过谓使臣下为之，尚未认之为发明家也。及至《管子》、《世本》，三皇五帝，始皆成为发明家，此则前此所未有者也。然天下安得有如许发明，以供分配《管子》、《世本》所言，亦不过取他人之发明（此当然亦系传说，但发生时代在前），归之于新圣耳。兹将《管子》、《世本》所言诸帝王之发明之来源。

观之，《管子》、《世本》所举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之发明，除一二种不可考者外，其余皆由攘夺而来者也。夫各种器物之发明，类皆有相沿之传说，一旦改易之，岂能使人置信于是学者于并吞之外，又创臣服之法：将各发明家认为三皇五帝之臣，其发明器物，若受君命而为者，如是则其发明之功，皆可归于三皇五帝矣。兼之当时古史系统已复杂而趋于简单，由创造而渐至固定，三五之系统已将形成。前此本无古史系统观念，观传说但记人名，不问时代。及至此时，遂不得不向三五系统中安排之。于是有意无意之间，古代传说中之发明家，几皆成为三五之臣矣。古代传说中之发明家，无端见抑为三五之臣，固属不幸，然不如是，恐其姓名亦不能保存，较之发明之功，全被攘夺者，未始非不幸中之大幸也。

《吕氏春秋·勿躬篇》已以大挠等十四人为人臣，至其为谁氏之臣，尚未之言也。至《世本》则曰：“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太挠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六律而著调历。”（《史记索隐》引）而七人皆或为黄帝之臣矣。然《世本》亦仅以七人为黄帝之臣，至其余诸人，尚未之及及也。及至后世，凡古代之发明，以及后世之发明而其作者已无从考究者，几尽分配之于三五。试检《事物纪原》、《一是纪始》等书，即黄帝创始之物已不下数百件。故世愈后则三五之发明愈多，发明之故事简单，盖非三皇则五帝耳。尝戏为一公式曰：三皇五帝之发明与时间成正比例，发明家之数目与时间成反比例。此公式若不误，仅就制器故事之演变观之，已足证《系辞观象制器》一章之为晚出，而胡先生则引为“世愈后而说愈详之一例”，不知此外更有何例，此蒙所未喻而欲请益者一也。

抑详观胡先生全函，胡先生之所以坚持《系辞》之时代甚早，此段非后人伪窜者，盖以胡先生尚保持其昔曰“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依我看来，都在一部《易经》”（《中国哲学史大纲》页7）之主张也。然以现在眼光观之，《易传》不特与孔子无关系，且思想驳杂，前后牴牾，亦必非出于一人之手。胡先生所论，早已明日黄花。今胡先生仍坚执其昔日之说，必以为《系辞》时代甚早，此章非后人伪撰，益非学生之所能了解。信如胡先生所说（此亦当然根据前人相从之说），此章岂惟早于《世本》，古书之言圣王制器故事者，论其时代之早，皆莫此章若矣。然汉前言制器故事多矣，何以皆无采取其说者舍声名藉藉之伏羲、神农、黄帝、神农、尧、舜而不言，必于偏僻幽隐之人物中求各器物之发明者，何其嗜好之皆与人异耶若谓“《世本》採《系辞》也许是因为《系辞》所说制作器物太略了，不够过瘾”。则汉前不采其说者，又宁止《世本》一书，岂亦皆以其“不够过瘾”耶此蒙所未喻而欲请益者二也。

况一种学说，必有其来龙去脉。若《系辞》制器一章，则不足以语此矣。其学说于后来之毫无影响，已如上述，至其发生原因，更属渺茫。孔子之时，不但无圣王制器之思想，即《系辞》制器章所举庖牺、神农、黄帝之名，亦尚未发生。而孔子无端忽造出如许帝王姓名，历陈其所制器之器，果何为者故就其所列之古史系统，已足证明此章之时代，决不能甚早。若一学说可以如龙之来无影，去无迹，夫又何言，否则胡先生《哲史大纲》中所言，诚有令人百思莫解者矣。此蒙所未喻而欲请益者三也。

王胲固是很古，而苍颉等则很今了。《世本》采《系辞》，也许是因为《系辞》所说制作器物太略了，不够过瘾。《系辞》那一章所说，只重在制器尚象，并不重在假造古帝王之名。若其时已有苍颉、沮诵作书契之传说，又何必不引用而仅泛称“后世圣人”呢

按胡先生“过瘾”之说，恐不能成立，前已言之。至谓“王胲固是很古，而苍颉等则很今了”，恐亦非事实。自从先生受古史，对古史极感兴趣。年来仿先生之法，聚集古史材料，研究其演变，始知人间之五帝系由天上之五帝变来，而天上之五帝，又系由天文家之说脱衍而出。黄帝、赤帝即天下之黄帝、赤帝，说尚易明，至大皞、少皞之为白帝，苍颉之为青帝，则非一二语之所能解释也。学生已将此说详述于《黄帝考》中，俟抄出后，再请指正。总之，苍颉亦非“很今”也，兹且勿论。胡先生所问：“若其时已有苍颉、沮诵作书契之传说，又何必不引用而仅泛称‘后世圣人呢’”非惟不足以证明《系辞》此章时代之早，反足以证明此章时代之晚。奚以明其然耶夫此章乃论圣王制器者也，而苍颉则其时已由圣王沦成为圣人，圣王队中，无其置足之地，自不能不削去其名而附之于后耳。若谓称苍颉、沮诵为后世圣人，即是证当时尚无苍颉、沮诵之传说，则《墨子·辞过篇》称“故圣王作为舟车”。而《非儒篇》则谓“奚仲作车，巧垂作舟”，岂得谓作《辞过篇》作者尚不知有奚仲、巧垂耶至《淮南子·说山训》则“后世圣人”一名辞亦无之，直曰：“见窾木浮而知为舟，见飞蓬而知为车。”然则《淮南子》之时代将更在《系辞》之前耶此蒙所未喻而欲请益者四也。

至于说司马迁为什么不引用《系辞》此段的黄帝、尧、舜制器的事呢此一点似不难明白。《系辞传》只是说理之书，太史公从不会把此书当作史实看，故不把这些话收入《五帝本纪》中去。然“伏羲作八卦之而天下治”，《日者列传》中有之，此则出自司马季主口中，由他信口开河，不妨让他存在，后世读者必不会以为太史公认此言为史实也。

按太史公自谓“协六经异传，齐百家杂语”，其所采摭者博矣。若谓“《系辞传》只是说理之书，太史公不曾当作史实看，故不把这些话收入《五帝本纪》中去”，则周、秦诸子，下至《春秋繁露》，何一非说理之书乃竟采其史实，入其《史记》，何耶况史迁自谓“考信于六艺”今竟将出于夫子，载于《易经》之煌煌钜制弃而不论，反就“儒者或不传”之《五帝德》，《帝系姓》，以及《吕览》、《韩非子》、《韩诗外传》、《春秋繁露》诗书中刺取五帝之史实，何其计之左耶此蒙所未喻而欲请益者五也。至于《史记·日者列传》，久已亡佚，今传世者，张宴明言为褚先生所补，更不能据为典要矣。

《系辞》此文出现甚早，至少楚、汉之间人已知有此书，可以陆贾《新语·道基篇》为证……《新语》一书，前人多疑之，《四库提要》怀疑最力，故我从前不注意此书，去年偶读龙溪精舍唐宴校补本，细细研究，始知此书不是伪书。其中甚多精义，大非作伪者所能为。《提要》说《穀梁传》晚出，而《道基篇》末有“《穀梁传》曰”，时代尤相牴牾。但此书所引《穀梁传》的话，今本《穀梁传》实无其文；若《新语》作于《穀梁传》出现之后，何不称引晚出书

按胡先生本函所言，惟此条较有根据，宜乎胡先生大圈特圈以明其重要也。不幸胡先生所根据者，乃一真伪极有问题之书。夫依史学方法，欲证明一事，孤证尚为学者所忌，况此尚非孤证之比乎陆贾《新语》之伪，前人言之详矣，今胡先力翻此案，而其证据不过曰“其中精义甚多，大非作伪者所能为”耳！诚如所说，斯《古文尚书》、《列子》皆不得为伪书也。尝有一塾师，忽作大言曰：“毛大可《古文尚书寃词》，连篇累牍，以攻阎百诗之妄，实皆辞费，惟某一言即是证其非伪”众惊询其说，答曰：“夫《书》，二帝相传之心法，三代经贤之精义于是乎在，三代以下人，安能道其只字即此一点已是破阎某之妄矣。”胡先生之意，亦殆谓非陆贾不能道其只字欤若以《新语》所引《穀梁传》不见今本，即谓其非伪，则《左氏传》无经之传多矣，先生何又以为之伪书耶此蒙所未喻而欲请益者六也。

故我在《中国哲学史》论“象”，把《系辞》此章与全部六十四卦的象传合看（页85—86），使人明白这个思想确是一个成系统的思想，不是随便说说，确曾把全部《易》都打通了，细细想过，组成一个大理论。

按《易传》非特与孔子无关系，且亦作非一手，成非一时，本无一贯之思想，吾入研究此经，果能辨其时代之先后，较其思想之异同足矣，原不必穿凿附会，必于不可通之中求其通也。而胡先生非惟必欲“把全部《易》都打通了”，且以为“确会都打通了”，此胡先生之说之所以已成明日黄花也。以前人对《易》所作之工作，大部皆是“打通”工作，结果岂真能“打通”，亦不过牵强附会，使之成一系统耳，今后恐无再尝试这项工作者矣。

先生个人书札往还，本无他人参与之余地，惟以学生现正草《黄帝之制器故事》，非先将此问题解决，全文无从作起。故不揣冒昧，胪陈疑滞各点，敬祈先生进而教之。再旧日读书笔记中有《系辞传为道家思想说》，本系顺手拈来，毫无条理，久思增改，迄未之暇，亦敬缮出呈上，藉供教正。此说若有一得之愚，则观象制器一章之思想，根本与他章牴牾，益足证其为后人窜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