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三章《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53）
53.在生产大队
伊宁县红旗人民公社二大队的队长叫作马木提·乌守尔，他原是一生产队队长，在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有一些先进事迹，到北京、大寨等地参观学习了一回，回来后担任了大队长。他身材魁梧，嗓音浑厚，留着神气活现的小胡髭，堪称美男子。他喜欢嚼食一种新疆烟草制作的小球丸，叫作“那斯”。据说那斯非常刺激，嚼食那斯比吸香烟更令人上瘾。他确实对于队上的事情非常上心，他有一次走在大渠上自言自语谈队上的工作，被人听见，传为佳话。
我到达巴彦岱的时候是春天，不久天就热了，但马大队长仍然穿着厚厚的条绒棉衣。我才知道，他无钱买夏季的衣服，所以换不下身上的衣服来。说是他夫人比较能花钱。队里已经破例给他预支了一些钱，仍然不够用。也许他原先的夏装已被夫人卖掉了，维吾尔人喜欢买卖交易，买一双靴子穿上一个月又卖了，这是常事。哈萨克人称维吾尔为“萨尔特”，商人之意，也可能略带贬义。还有一句对于维吾尔人的交易癖的描述，说是如果一天没有生意做，就把左口袋里的东西卖给右口袋。
人民公社实行工分制，每天劳动完了记上分，年底结算。问题是工分结算往往只是在口头上进行，假设你一年挣了三千工分，每分折合两角钱，你应该分六百元。减去你从队里领过的口粮、现金、肉类等，折合二百元，你应该分到四百元。但你不可能得到这四百元，因为队里的钱已经被各种有特殊原因的人（如一个工伤，如一次抢救，如马木提这样的人事出有因地去哪里哪里开会，尤其是那些特困户，家里都是老幼弱病残……）预先支取走了，队里基本上没有任何钱可以用来开支——兑现工分收入。例如，一些地富分子，他们天天出工，不敢请假，工分很多，但是钱常常到不了手。
还有一个极可爱之处，维吾尔语对于作家、记者或者记工员，都是用同一个词儿：穆合皮尔或者亚孜务其，不像汉语里一说什么“作家”，还真有点儿“腾云驾雾”。比较起来，最晕头转向的作家是中国作家，这与语言词汇关系极大。
这样，你对马大队长便有爱莫能助之感。我也见到过大队长夫人，被“全体人民”认定了能花钱的一位女性，她走到路上哼哼唧唧，娇滴滴地说是这儿痛那儿疼，看看她那个破衣烂衫的样子，你也绝对看不出奢侈浪费的影子。
伟岸的马大队长的生活完全取决于这位病恹恹的女性，诚如西谚所说，男子统治世界而女子统治男子。
无他，仍然是只能是挖肉补疮，再从队里支钱给大队长，然后当然只能是更多地拖欠其他社员的工分所得。这不能不使大队长感到尴尬。
生产队开会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说明全体社员创造的微薄的钱，为什么看不见，分不着。有一位油嘴滑舌的老汉族农民，叫s，他一次在队里开会时放言：“光知道说没钱，为什么不想办法？听我的，马上就进钱！”
等大家问他的妙计的时候他说：“所有干部，都把老婆拿出来，砌一盘大炕……”
下面笑骂成一团。居然还有一个老太太响应，此老太太据说过去有过从事某种古老职业的经历，她说，她当年，挣的是“天罡”（银圆），一次“生意”，比现在干一年还挣得多呢。
大队书记叫阿西木·玉素甫，稀疏的小黄胡须，认真的工作作风，从不疲倦的身影。他也基本不识字，但说话做事都很有条理，也相当沉稳老练。有时候他认为青年人太不懂革命传统，不知道旧社会的黑暗痛苦，激动地对青年人进行忆苦思甜的教育，特别是讲他少年时被毒蛇咬了的情景，为了怕毒液流到周身，他死死勒住了被咬的胳臂弯处，他给我们看，到现在，他的那个胳臂有一段较上下细一圈。他一讲能讲一两个小时。
大队还有一个副大队长，叫塔里甫，他瘦高，较弱，有一个小孩，患有严重的佝偻病，十多岁了，不能起立。孩子长得非常俊秀，两眼如水。我急切地与塔里甫谈补钙的事，他说事实并非如此，他们遵医嘱给孩子补钙，无效。过了两年，孩子死了，全村的人去送葬。
在大队，我协助塔里甫抓过水利。
队里的会计也叫阿卜都热合曼，俊秀聪明，大眼睛，更像一个演员。他喜欢读书，还能画画，配合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他画了不少连环画。
有些连环画画的是他的亲戚的“反动历史”或“反动罪行”，会计的特点在于，你让他画什么，通过绘画批判谁，他都努力画好，该把谁画成魔鬼就画成魔鬼，该把谁画成恶棍就画成恶棍，同时，他照常去这些涉嫌阶级敌人的人的家，照常尽后辈之礼、后辈之劳务。他把公私分得很清，公事公办，私事私办。而且不仅这位会计，别人也大致如此。
队里的出纳叫伊里泰，他很活泼、友好，会说一些汉语。一次在巴彦岱至伊宁市的公路上我们二人从两个方向对面骑自行车相遇，他手里正提着一瓶酒，便热情相邀，到路边的青纱帐中，拧下自行车铃的盖儿，以之作酒杯，我们一人一杯，为友谊与各自的家庭干起杯来。他本来有更好的“前程”，但他娶了一个地主的女儿，影响了官运。应该说伊犁的“四清”，搞得比较温和，没有怎么样。如果在别处，仅此一事不知会搞得怎样鸡飞狗跳。他的妻子叫玛丽亚姆，大眼睛非常动人，永远是求助乞怜的样子，她一口一个“伊里泰哥”，声音与言语都是甜甜的糯糯的，令人不能不为之动容。
有许多以共产党为敌的人士，总是不停地大骂党的农村干部，有一个简称叫作“村干”，似乎是村干们无恶不作。毛主席等领导，也在整顿农村基层干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搞了许多运动，农村干部有“春天的红人（指刚上台），夏天的忙人，秋天的穷人（指无法兑现社员的工分收入），冬天的罪人（一入冬就该搞‘整社’之类的事了）”一说。
但是我要说，我喜欢我的这些大队同事、大队的干部，同情他们。我的唯一一次大队级特权享受是去了一次瓜地，足足吃了一回瓜。马大队长吃起瓜来踢里秃鲁，听声音更像是在喝水，像是哪吒闹海，他根本不需咀嚼，自然瓜子吐出，瓜水下肚。吃完瓜，伊里泰笑着告诉我说是某大队干部与看瓜老汉的女人有染，我无法判断他是开玩笑还是当真。
看瓜的老汉须发皆白，他的女人高高大大，年轻得多，但是此女子特别主动告诉我，她的男人并不老，而是少白头白须。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
他们在瓜地里盖了两间简易的土房，房子歪歪扭扭，但是房前栽了许多鲜艳的花。
看瓜的女人送过我一只黑白花的猫咪，它是我见到过的最有智慧和尊严的猫，它的故事我写在《狂欢的季节》里了，我认为这是我写得最好的故事之一。
对了，有一次阿书记悄悄告诉我，说是当天凌晨他被叫醒，是一个女人向他哭诉被某生产队队长强奸。那位k队长，是小队干部中最有仪表的一位，最初，我感觉他的容貌像果戈理。我吓了一跳。很快k队长被免了职。但公社的公安特派员透露，很难算是强奸，他们俩早已相好，而且有些不雅的细节证明，女人没有拒绝而是合作做了爱，公安特派员学了学样子，不无轻佻和男子的坏水，令人发笑……这就算是我在伊犁农村劳动六年所知道的最坏的“村干”了。
大队民兵中也有一位帅哥，据说一次他与一位带几分傻气的女孩子在民兵活动室野合，被不知何处的灯光把影子打到了窗帘上，第二天，一批青年向我形容他们观察到的皮影戏，令人哭笑不得。我不想听也不想相信这样的故事，我不喜欢一群坏小子嘲笑一个傻丫头，只因为她接受了另一个坏小子的要求。却无正当理由捂住耳朵也找不出证据来不信其有。
一九六五年五月开始，我担任副大队长，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根据上级布置，我每天清晨教他们维吾尔新文字，结合学习毛主席著作。我完全想不到，学习对于他们是这样困难。只要一开始学习，健壮英俊的维吾尔农村干部立时哈欠连天，鼻涕眼泪，苦不堪言——他们确实宁愿去完成土方或者割草。
我跟随书记大队长检查夏收秋收，大雨中检查房屋漏雨状况与人民生活，调解农家纠纷，评比收割进度与生产队学毛主席著作的情况，推选学习毛著积极分子……每天忙活，更主要是参加一生产队与六生产队的劳动，也东串串西走走，参加婚宴也参加割礼，参加公社社员的互助劳动，例如别人盖房时，我们帮助去上房梁与椽子、顶棚席子。我也常参加丧葬乃孜尔（祝祷聚会），参加歌舞饮酒聚会，听到各种艾买提赛买提（犹言张家李家）的家长里短，乃至私密、逸闻、传说、笑话。我很快就成了这块土地上的一员了。
……这样的经历有点神奇，有点以意为之，叫作“心想”在先，而后“事”居然就“成”啦，这样的事态发展是心造的、理论造的、人为的而不是自然的，这是一种比在京郊劳动更加奇特的生活变异，这是一个连续性的中断。世上的事儿本来就有自然而然，随缘生就的，也有刻意为之，硬要如此的。而我没有任何别扭，没有任何陌生感与距离感，我得意于我的适应性、可塑性与包容性，我完全投入到这样的生活里了，亲切而且温暖，似曾相识而且难能可贵，脚踏实地而且大长见识，津津有味而且大有可为，苦在其中，乐更在其中也。那么我究竟是在干什么呢？我在追求什么，忙碌什么，达到什么目标？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好在每天的生活里都包含着新鲜的经验，都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很有趣味的学习。此后许多年，当人们尤其是外国人问起我究竟在新疆干了些什么的时候，我回答说：我是在那里学习维吾尔语的博士后啊。预科三年，本科五年。硕士三年，博士三年，博士后再两年，不正好是博士后的学习培养吗？
当然，这里也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叫作“你别无选择”。
於可训教授在他的《王蒙传论》一书中说，王与新疆曾经是相濡以沫，此后，他们可以相忘于江湖啦。
说得深刻而动人。不过，我要说，不是说此后完全可以相忘了，不，相濡以沫的客观与主观的要求，不会随老王的回京与复出而终结。
活着，我们大家也许永远需要相濡以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