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四章《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54）

54.快乐永存我去伊犁的时候恰逢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至少，我到的时候未发现什么斗得死去活来的紧张气氛，倒是都挺轻松和善。

工作队里毕竟来了一些干部、大学生之类的人，文化高一点。有些年轻干部，不开会时就教农民唱革命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用维吾尔语唱就是“达格达姆哟露梦埃迷孜”；“大海航行靠舵手”，就唱成“丁唉孜达帕拉霍特如勒其塔依尼扑蒙唉”。语言一变马上就产生了新鲜感。喜欢唱的也多是上过中学的回乡知识青年，他们唱得很好。上工时，走在泥泞不堪的路上，一唱歌果然就豪迈起来了。在两旁的高高的白杨树荫下，几个身材很好的年轻人排成一排高歌猛进，场面很是感人。你果然感觉很好，你努力感觉一切都是欣欣向荣，而自己如果有消极悲观情绪，只能说明自己活该倒霉，自取灭亡。

那个时候的歌曲都是多么阳光，那个时候的歌词又是多么一厢情愿，哪怕只有一点点唱而后成真，也够美好而且神奇的啦。尤其是《我们走在大路上》它是李劫夫的作品，李曾任沈阳音乐学院院长。他的歌曲的特点是直截了当地唱出政治口号：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毛主席领导我们前进，沿着正确的方向……几乎不做艺术方面的加工。但是他的作曲感情真挚，雍容大方，丰满高贵，坚定沉稳。一句话，他的歌之大气、豪迈、高人一头，旁人非能望其项背。

在八大处时，一位参加读书会的音乐方面的头面人物曾经对我说过，他觉得《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旋律脱胎于法捷耶夫作词的苏联歌曲《莫斯科你好》。后者唱到“向前进，高声唱，我们走过大街穿过花园，你永远，年轻，因为你是我们的莫斯科”的时候，我是常常会与《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副歌混淆起来。当然，一首好歌影响了另一首好歌，这也是正常的事。

可惜的是这样衷心歌唱社会主义的音乐人，却因十余年后给林彪的词谱曲而一蹶不振。

此时正提倡在农村建立社会主义的文化阵地，要队队搞文化室。这里的文化室主要靠社教工作组的年轻干部与队里的会计出纳等有文化的青年农民共同构建。没有房子，就硬性腾出来生产队的木工房，摆上毛主席著作、一些政治宣传的小册子，还有汉文与维吾尔文的报刊，墙上也挂上毛主席像和毛泽东与鲁迅的语录，说就是文化室，倒也算差强人意。县里搞过一次对于文化室的检查评比，这里煞有介事，又是派人到巴扎（集市，这里指伊宁市）购买报纸杂志，又是调派了好几个劳动力来搞卫生与布置环境。但检查一过，书报收起，被近水楼台者拿去包东西、糊窗户、擦玻璃或者引火……渐渐不知所终。检查组前脚走，木工后脚进驻，进屋仍然是锯刨锛凿的声音，仍然是锯末与刨花的香气。我算是知道了一些农村文化工作的内情了。这事说简单也很简单，在温饱尚大成问题的那个时期，你用木工房充当文化室，除非你另盖一处木工房，否则木工到哪里去干活去呢？

几天的文化室活动给青年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们对“老三篇”等的内容也很有兴趣谈论，一时雷锋呀张思德呀白求恩呀老愚公呀直到焦裕禄呀，都谈得很热闹。这里，老愚公与各位共产主义英雄人物并列，也很出新意。

我曾被吸收参加社教图片展览的文字说明的编辑工作。颇感荣幸，又觉不过如此。其中有本地大巴依（财主）易卜拉欣（简化译成乌拉音）布鲁特（小胡子）剥削农民的事迹——罪行。我从而认识了些参加这一工作的记者与画家。那个年代农村的活动运动各类名堂极多，新闻与文艺，还要包括卫生工作者，动不动成群结伙地下乡。这种做法有它的简单处，也有它的一种气势和魅力，更有一种历史的与道义的根据：阶级观点与重农主义。世界上真正有贡献的、最受苦的、最被轻视与忽略的就是农民、贫下中农、整个社会整个历史都欠着农民的账，是文化人就对不起农民，共产党不组织种种的补偿还债事宜，谁还能做得到呢？

画家本来就很辛苦，登梯爬高，纸、布、笔、刷、颜料，衣服也经常被墨、被颜料、被尘土弄得相当肮脏。在农村，他们的样子与“苦力”分不出来。记者们提倡要下去蹲点，一下乡就是一两年，一个个也是艰苦朴素，土意盎然。

紧挨着巴彦岱二大队，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的工程处，女作家毕淑敏是出生在这里的。工程处一是有一个百货食品商店，购物方便，二是常演露天电影，当地农民都可乘机免费看电影。我一到那里就看上了电影，有时人太多，我就跑到幕布背后去看，左右相反，幕后的布块也可能有些不够平滑之处，但总体效果仍然很好。

其中印象最深的是看了电影《草原晨曲》，是“大跃进”之作，由于“大跃进”时期我在北京郊区劳动，许多片子没有看过，想不到能在这里补上。此片写包钢建设对于蒙古族生活的影响，玛拉沁夫编剧，其中有一首主题歌，歌词是海默写的：“我们像双翼的神马，飞驰在草原上，啊哈嗨咿……为了远大理想，像燕子般地飞向远方……”

歌曲非常好听。我们一生产队住在庄子那边有一户困难人家，有一小女孩名字也叫玛丽亚姆，她特别找我教她唱这首歌，有趣的是，一唱到“啊哈嗨咿”她就把它改成典型的南疆维吾尔调子。

这个玛丽亚姆是个小大人，什么都不论（lin），带点野性，聪明绝顶。她的学歌令我高兴。村里人对她的父亲有些风言风语，说是他在公路上被一辆汽车擦身而过，他摔倒了，从此他讹上了人家，三天两头地去找开车司机要钱，并因此而不怎么出工劳动。维吾尔农民对住院治疗尤其是开刀手术看得比较重。有一位割过阑尾的农民，见人就说自己“吃”过匕首，掀开衣裤让所有的领导看自己的伤疤，并以此为由基本上不出工，吃集体，靠组织。这儿的百姓过去的口头语是“有胡大（老天爷）呢”，意即一切自有上苍的安排，个人不需发愁上火。一九四九年后改成“有组织呢”，表达了信任，也表达了依赖，什么叫信赖，我到这儿来后才体会到了此词的妙处。

从二大队走到伊宁市，也不过一个半小时左右。我很有兴趣地步行过几次。先经过一片苹果园。然后是公社一大队所在地叫作汉兵。然后是解放军的摩托连。然后有一点硝碱不毛之地。然后是皮革厂和长途车站，长途车站附近挤满了出售莫合烟、卷烟纸，还有不知从哪里来的从领导人到雷锋再到电影演员剧照的小画片之类的摊贩。那边有一个大的供销社十门市部，在伊犁很有名。它的售货员都是维吾尔族，卖有很好的蜂蜜与鲜奶油和酥油，这是此地最有名的特产。

再走一走到了阿合买提江路口，树木茂密，西公园和《伊犁日报》社位于这里。社教工作队里有一位苏州人，是医科大学的新毕业生，他告诉我一个故事，一天他想到伊犁逛逛公园，他想树多的地方一定就是公园，他没有问公园地址就到了伊宁市。结果，他找不到，因为伊宁市到处都是树，看不出公园与非公园的区别。

接着有一排小饭馆，羊肉与洋葱（当地称为“皮牙孜”）味道极其诱人。门口挂着小黑板，上书“大半斤三角，小半斤二角五分”，这里称五两的拉面条拌肉臊子为“大半斤”，而称四两一碗的面为小半斤。此外有烤包子和馕，新出炉，颜色红亮，麦粉香与肉香葱香扑鼻，活活爱煞人也。而且我到达伊犁的一九六五年，风调雨顺，伊犁的形势大好，外边买馕免收粮票。

再往前走是西大桥，从这儿往东就是机场。桥下有一位俄罗斯公民，他始终在那里卖莫合烟和蜂蜜，有时还有哈萨克族人民喜欢吃的奶制品。即使后来“文革”开始了，一切接近私商的行为都受到了迎头痛击，但是此位长着山羊胡子的俄罗斯同胞，一直坚持小本营商，不受潮流所动。是的，伊犁就永远这么伊犁！

我在生产队劳动时听到过几位年龄较大的农民唱俄罗斯民歌，我一听就听出来了，我一说这是俄罗斯歌，唱者也很兴奋，觉得我懂行。我还从他们的歌词中听出了“捷乌什卡”（姑娘）一词，我也跟着唱。老农问我捷乌什卡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他们是“克孜”（维吾尔语），他们更高兴了，感到恍然大悟。

再往前走就更热闹了，尤其是兵团农四师主管的绿洲影院、绿洲食堂等。我在绿洲食堂吃过一次回锅肉，还喝了白酒，微醺中唱着歌走回巴彦岱，也算一乐。但由于肉太肥，消化得不佳。

最繁华的地方，伊犁的“downtown”是红旗大街与解放路交叉的路口，那时本市的最高层建筑是三层楼房，而这儿就有几座三层楼：绿洲饭店、邮电局、商业局和伊犁区党委，几幢建筑都是斜对路口，围成一个八角形的中心广场，使你觉得辉煌。相当偶然，会有一部小轿车驶过，多一点的是北京牌吉普或苏制嘎斯69。再多一点是俄式四轮马车，与南疆的六根棍大同小异，但外观更洋、更讲究一些。有时候还有附近的哈萨克牧人骑着大马来逛伊宁市的。可以想见，这里的车辆确实不多。

从这边往东走，有三层高的红旗百货大楼、红旗食堂、红旗小吃店。再走过去便是著名的汉族巴札了，说是汉人街，其实更多的是本地民族居民的集贸市场，包括我的房东，买卖牲畜农具工具山货都要到那里去。我也在那里采购过一条厚厚的羊毛毡，铺在土炕上御寒解硌。

汉人街一带有许多民族特需物品的生产作坊与批发零售商店，如靴帽、铜器、乐器、大布（民族手织粗布）服饰等。还有一批旧货寄售商店，也算特色。我曾经灵机一动，把一块不好的天津造“五一”牌手表寄放在那里企图出售，未果。此表原价八十元，寄售价为二十五元。

……什么是边远地区，什么是边陲小镇的风情与启示？从北京到这里非常遥远，时差近三个小时。而越是遥远越是祖国辽阔广大的证明。这里十分平凡，这里永远低调（根本不需刻意保持），这里就是那个需要脚踏的所谓“实地”。由于常常停电，这里到处都卖煤油（这里称石油）和式样标准的煤油灯与桅灯。桅灯在这里又称马灯，因为它不是用在桅杆上而多是用在马厩里。这里除了百姓还是百姓（“官”是凤毛麟角，不大可能混迹于汉人街的人流中，或来到了这里他们也就成了百姓了）。这里不在意也无来由去过问权力、荣誉、财富与地位。这里的文字的东西很少很少。这里人们关心的核心就是生存，就是今天最多明天，就是余华小说的主题“活着”。这里人们围绕着生存而生活而不是围绕某种理念。这种平凡这种日常这种亘古如一的日子有一种顽强，有一种无法抹杀的存在的坚实性，有一种自在自足自保的力量：夫唯不争，故莫能与之争，为天下谷，以言下之，以身后之。活着的力量正是天下最顽强最不变的力量。

而且，这个美丽的绿洲，这里的生活被浩瀚无垠的戈壁滩、沙漠与荒山和人迹稀少的原始森林所包围。后者更有一种大自然本身的威严与宽广。后者更像是世界的本来面目，后者给你以无情的参照：永恒，寂灭，不仁，空无，包容与安息。后者在无言中似乎告诉给你许多许多。

当然小地方有小地方的少见多怪，我的到来也引起了一些当地文学爱好者等的传言，有希望能得到写作上的帮助的，也有一些信口开河的说法，不值一提。

到了伊犁，我基本上过的是“三不管”的生活，是一个自由王国里的王子。然而无形中自己又是一个无罪的罪人，是一个脸上刺着金印的流放者，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在绿洲饭店邂逅的那一位哈萨克族干部，唱过艾尼克孜的那个人，一天突然跑到巴彦岱找我，使我大为紧张，不知道他是什么政治面目，有无什么目的。我找宋彦明去谈这件事，谈得一向谨慎的老宋也感到莫名其妙，他觉得我的紧张太过分了。用他的客气的语言来说，就是“你可真注意保护自己呀”。呜呼。

还有一件我不快乐的事，农村的邮递不正规，想起来就送一次信。芳与我的通信频率相当高，平均一天最多两天一封信，但是邮递员三四天直到一周或者十天高兴了才投递一次信。我发现，不来信就好久不来信，来信就一来好几封，我们通信的时效性出了问题。我便找了一次机会到乡邮局去，找到了一位有一面之交的邮局工作人员，到他的分信室里查信，一查，果然找到了在二大队的邮橱里已经堆放了好几天的几封芳给我的信。我悻悻地又是侥幸地拿走了信。过几天我再想去查信，由于在邮局碰到的是生面孔，碰了钉子。我非常难过。结婚已经九年，除一九六一年的下半年和一九六二、一九六三年共两年半的时间外，没有稳定的家庭生活。远走万里，走了再走，连通信都不能及时收到。而前景又将如何呢？

我只能继续锻炼耐心，锻炼低下头来，锻炼谦虚谨慎再谦虚谨慎，锻炼忘记各种的虚妄，虚无缥缈，锻炼自己平凡些再平凡些，锻炼自己融化于众人之中，锻炼自己等待于无所等待之中，即无所等待于任何等待之中，最好的等待就是忘却，最沉静的风度就是无——无忧，无为，无欲，无梦。

然而这里仍然有一个观念，有一个关键词，有一个思想，能以起死回生，化消极为积极，变被动为主动，使无所事事变得意味深长，使虚度岁月变成与时俱进。它是零风险，它不被剥夺，不需恩准，没有手续，不看气候。它就是学习。有此一着，死棋变成了活棋，变成了大有可为的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