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五章《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55）

55.逆境中的小小胜利

一九六五年夏天，我的兴奋灶集中到如何与芳团聚上。好在刘萧芜同志有言在先，可以把老婆接过去。芳早早与她工作的学校领导打了招呼，领导态度明确：不放。芳在那里工作得很好，属于骨干教师，在一个工作人员单位拥有制的环境里，不放就是不放。但是我们从来有信心，除了无力回天的大形势外，别的事，下决心去做都有希望。毕竟我们有我们的经历与特点，实际上仍然受到了许多照拂。例如芳所在的学校的校长张树荣，言语行事，有不俗的表现。他终于同意芳的离开，他说了一句：“王蒙，厉害！”其含义非我们能够破解的了。于是芳下决心，利用暑期把孩子送到北京的姥姥、奶奶家。而我也回到了乌鲁木齐，说办就办，只能成功，不能含糊。自治区文联出了函，而动作全靠芳一人。当时芳显得不卑不亢，大模大样，很有派，很有底。她抓住了几条：第一，我们要的是下去，接近基层再接近基层，符合毛主席的指示，方向是对的。第二，自治区有关领导提出来的，王某人可以将家属接到伊犁。第三，教师工作调动，暑假是个机会，抓紧办于公于私都有好处。如此这般，那种体制下最难办的人事调动事项，硬是让她几十分钟就拿下来了。

我还记得她到市教育局去办理手续的情景，她穿着一身灰色的面料与式样相当出色的北京产女式干部服，精神奕奕地去了位于红山的市政府教育局。我则在对面的西公园等她。这个状况使我想起苏联影片《晴朗的天空》，该影片的结尾处是主人公的妻子在克里姆林宫外等着，特写镜头突出了她的脚与鞋，通过脚与鞋的动作渲染了她的不安。从白天等到黄昏，从微明等到天色大黑，她的丈夫从克里姆林宫走出来了，这个受尽冤屈的空军军官拿出来的是一枚勋章。

我等的事情远没有那么翻天覆地，这里的男女角色也是颠倒了的，但是它对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日子并非小事。原来市教育局也还要扣一下人的，说什么上面有指示，不能放走任何一位教师。我等了一个小时的样子，她出来了，一脸的喜气，她据理力争，若要让别人不动摇首先是自己不动摇，最后，当然是办下来了。我们面对着乌鲁木齐西公园的称作鉴湖的一池秋水，观赏着边疆地区的早到的秋意——已经有不少的落叶乃至黄叶，感到的是心想事成的喜悦，是夫妻团聚的欢欣，是来日方长的指望，是不幸中仍然有着的大幸。芳的心愿很简单，我的心愿也是同样的简单：只要有你就行，只要在一起就行。希望不断地变成失望，同时，一旦变成了失望，又产生着新的希望：团聚在美丽的神奇的伊犁，漫步在白杨林荫大道与伊犁河边，与少数民族的农民朋友生活在一起，见人之未见，学人之未学，知人之未知，深入宝山，必不会空手而归。严酷的生活，强力的时代，有多少人鸿雁东西，有多少亲人天各一方，有多少家庭破裂，有多少家庭妻离子散……而王某何幸，有温馨家室存焉，有夫唱妇随存焉，有避风的小巢存焉，有未来的不知猴年马月终可实现的希望存焉。希望迹近渺茫。希望终非绝望。希望符合常识常理常规，现实倒更像疟疾式的病态。有希望就比没有希望强。真正抱有希望的人就完全不必着急。在阶级斗争已经是风声鹤唳、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乱世，夫复何求？不幸中有大幸焉！不幸中有关爱存焉！

小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上有类似的话，娜嘉的第二个丈夫罗申表示：大地正在燃烧，人们正在疯狂，国家正在撕裂，这个时候，能够指望的只有你的温柔的心。善哉斯言！

说干就干。我们把不远万里从北京运到乌市的家具迅速处理，大部分寄存到朋友家，提供给朋友使用，我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拉着排子车在乌市的街道上迅跑，把写字台、书柜等送出去。一个旋转软椅两把软椅和一张沙发圆桌准备带往伊犁。我联系了一辆往伊犁拉水泥的大货车，由于水泥比重大，车槽子空着三分之一，正好装我们的东西。三下五除二处理了一切，乌市的家马上化为乌有，我甚至为自己的敢于决定、敢于改变现状、敢作敢当而有些自得。我相信，一般人看来落了难的王某人，仍然享受着特殊的优待，就是文联的同事，有多少人夫妻两地分居，许多年了无人过问。

我与芳在好友陈柏中、楼友勤伉俪家住了一宿，我们无法说更多的话，但是大家明白，心照不宣。次日凌晨即起，赶到老满城回族司机马师傅的车那边，我与芳坐在驾驶室里，行李头一天已由文联的车子送到装好，开拔，出发，就这样开始了新疆生活的一个新阶段，最无奈，然而也是最有趣的阶段。

没有想到，从北京到了乌鲁木齐已经够远的了，仍不算完，还要往西走。我吟诗道：“行行行行复行行，行到边关再复行……”后来的句子忘记了。其二曰：“死死生生血未冷……”

头一天经过昌吉、沙湾和新开发的城市石河子，还经过了玛纳斯、克拉玛依和去往兵团农六师奎屯的道口。我想起了脍炙人口的吕远所作的歌曲《克拉玛依之歌》，它早在文艺整风期间就被痛批一顿。这个批判是在人民剧场进行的，用的是日丹诺夫批列宁格勒文艺界的办法，放一段音乐，由部门与文联领导人批一通。晚上住在乌苏县招待所，凭区文联的工作证住进，又找到了一点残存的干部感觉。房屋整洁，窗外白杨摆动，我心戚戚。第二天住在五台，是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专门为旅客、车辆歇脚而修建的交通住宿点。在那里，我与芳共到兵团农五师开的饭馆用餐，我居然要了一份回锅肉，还点了白酒。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微醺中似喜似悲，但仍然服膺于时代的伟大与强悍。

与其他功课相比较，地理不是我的强项。到了新疆以后，才知道地理是多么贴近、多么亲和、多么有趣。在行进中、迁徙中学习地理、温习地理、验证地理也发现和阐释生活，人生一乐也。

第三天经过荒芜的克可达拉——意为蓝色的荒野，这个词在蒙古语中与维吾尔语中是一样的。经过三台海子——赛里木湖，它是同等海拔的最大的高山咸水湖，它倾诉着这里原来的大海身份。此湖水蓝如玉，晶莹透亮，前所未见。天更蓝，白云更白，水里天上，一样地清晰。沿湖岸汽车要跑一个多小时，多大的湖呀。三台完了二台，则是枞树林区，时有放牧的哈萨克人与林木工人经过。圆木房子如同童话世界。趁汽车休息时间，我与芳在枞树林前合影留念，是马师傅为我们按的快门。我们俩都穿着购自喀什噶尔的出口转内销风雨衣，我戴着鸭舌帽（新疆叫砍土镘帽子），居然还有点当时实是臭不可闻的“作家”形状。然后进入伊犁河谷，经过霍城，据说离中苏边界只有四十多公里，思之血压升高。经兵团农四师五〇农场，再往下，就到了我们的新家，我们的又一个故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首府伊宁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