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瓦尔登湖》(5) - 随时的修养Ⅱ - 泰戈尔 - 其他小说 - 30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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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章《瓦尔登湖》(5)

孤独

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黄昏,全身每一个毛孔都充盈着喜悦的感觉。我在大自然里奇异地自由来往,成了它的一部分。我只穿衬衫,沿着铺满石块的湖岸散步,天气虽然寒冷、多云、有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把我吸引,但这整个环境却与我的身心分外相宜。蛙鸣声声,夜幕降临,夜鹰的奏鸣曲借着吹起涟漪的风儿从湖上传来。摇曳的赤杨和白杨,唤起我内心的热情,几乎让我不能呼吸;然而,像湖水一样,我的宁静和心境虽起了涟漪但并没有起伏不定;而在如镜的湖面吹起微波的晚风,也跟什么风暴相去甚远。尽管天色黑了,风还在森林中吹着,呼啸着,波浪还在轻拍堤岸,一些生物还在用它们的乐音催眠着另外一些生物。当然不会是绝对的宁静,那些凶狠的野兽就不会保持宁静,现在正寻找着它们的猎物;狐狸、臭鼬、兔子,也正在原野上和森林中漫游,它们并没有恐惧,它们是大自然的看守者——是连接生机勃勃的白昼的一个又一个环节。我回到家时,发现有访客来过,他们还留下了自己的名片呢,有的是一束花,有的是一个常绿树枝编的花环,或者是用铅笔写在黄色的胡桃叶或者木片上的一个名字。难得进入森林的人常会把森林中的一样小东西拿在手里玩,他们或者是故意的,或者是无心的,又把这些小东西留在我这儿了。有一位剥下了柳树皮,用它做成一个戒指,丢在我桌上。我出门时有没有客人来过,我总能察觉,不是通过弯曲的树枝或者倒伏的青草看出来,就是通过他们的鞋印看出来。一般来说,从他们留下的细微痕迹里我还可以推测出他们的年龄、性别和性格,比如掉在地上的一朵小花,一把随手抓来又扔掉的青草——哪怕带到半英里外的铁路边才扔掉,以及残留的还没完全散开的雪茄烟或烟斗的气味。我常常还能从烟斗的气味察觉到六十杆之外的公路上有一个旅客正打这儿路过。

通常,我们的居所周围总有一片很大的空间。地平线从来就不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茂密的森林、宽阔的湖泊并不就在我的门口,总还有着一块我们熟悉而且由我们使用的空地,被我们整理过,被我们围了篱笆,仿佛是我们从大自然那儿夺取得来的。凭什么我能够拥有这么阔大的、没有人迹的好几平方英里的一片森林,它被人类放弃而专供我隐居呢?我最近的邻居在一英里外,从这儿看不到什么房子,除非登上那座半英里之外的小山顶。我的地平线全给森林围住了,专供我个人享用,极目远望,只能望见那沿湖伸展的铁路和在湖的另一端沿着山林公路伸展的篱笆。但总体来说,我居住的地方,跟在大草原上一样荒寂。这里是新英格兰,也可以说是遥远的亚洲和非洲。可以说,我似乎有我自己的太阳、月亮和星星,有一个完全属于我自己的小世界。夜晚,从不会有一个人经过我的屋子,或者来敲我的门,我仿佛是这世界的第一个人或者最后一个人。除非在春天里,隔了很长时间,偶尔会有人从村里来钓鳕鱼——在瓦尔登湖,很显然他们更多的是钓他们自己的天性,钩子上钩着黑夜当钓饵。不过他们很快就都撤离了,常常是提着没什么分量的鱼篓,把“世界留给黑夜和我”,而黑夜的核心是从没遭受人类这个邻舍的污染。我相信,人们总是有点儿害怕黑,虽然妖巫都给吊死了,基督教和蜡烛的火焰也都已经传给了人类。

但我有这样的体会:即使是最愤世嫉俗的人、最忧郁的人,也能在大自然的事物中,找出最甜蜜温柔,最纯真最鼓舞人的朋友,一个人只要生活在大自然之中,只要还有感觉器官,他就不可能有太阴沉的忧郁。对于健康而纯洁无邪的耳朵,暴风雨就是风神演奏的音乐。这世界没有什么能合情合理地迫使一个单纯而勇敢的人堕入庸俗的伤感之中。当我享受着大自然四季的友谊时,我相信,不管什么都不能让生活成为我的负担。今天有雨水洒在我的豆田上,我不得不在屋里待上一整天,但这雨并不能使我感到沮丧,也不能使我感到郁闷,这雨对于我可是大有好处啊!虽然它使我不能去锄地,但下雨比我锄地要有价值得多。如果雨下得太久,会使地里的豆种坏掉,使低地的土豆坏掉,但它对高地的草还是有好处的,既然它对草有好处,它对我也是有好处的了。有时,我把自己和别人做一番比较,觉得我好像比别人更得诸神的宠爱,比我应得的本分还要多;好像我有一张保证书和担保契约在诸神手上而别人都没有,我因此得到了特别的指点和保护。这并不是自我夸耀,如果有可能的话,倒是诸神夸奖了我。我从不觉得寂寞,也一点感受不到孤独的压抑,只有一次,那是在我进了森林几星期之后,有那么一个小时我感到疑惑,不知道自己应当在这儿过宁静而健康的生活还是应当有一些邻居,身处孤独的状态的确有点不愉快。与此同时,我也感觉到我的情绪有些失常,而且也能感到自己会恢复正常。当这些思想占据我身心的时候,我突然感到温和的细雨飘落下来,在这滴答滴答的雨声中,我屋子周围的每一个声音和每一幅景象都蕴含着无边无际的美好又友爱的情感,一下子我感受到一股支持我的强烈气氛,感到能跟大自然做伴是如此温馨友善,把我思绪中的有关于邻居的种种好处完全比下去了。从那之后,我就没有再想起过没有邻居这件事了。每一枝小小松针被同情心鼓舞着膨胀起来,被一股指向我的友情胀大起来。我明显地感到这里存在着骨肉般的亲情,虽然我是在一般人所说的阴郁荒凉的处境中,然而那最接近于我的血统并最富于人性的,并非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村民,所以,从今往后,再也不会有什么地方能使我觉得陌生的了。

哀痛使哀痛的人容颜衰老;

在生者的大地上人们时日无多,

托斯卡的美丽的女儿啊。

我最愉快的时光是在春秋两季暴风雨无休止地下着的时候,我整天都被关在室内,只有大雨不停止的咆哮和倾倒之声安慰着我;黄昏来得很早,接着是漫漫长夜,其间有许多思想在我头脑里扎下了根,并伸展开来。在那种来自东北方向的倾盆大雨中,村中那些房屋都受到了考验,女用人都拎着水桶和拖把,在大门口阻止雨水侵入。我坐在我小屋子的门后,只有这一道门,却完全能给予我保护。在一次雷阵雨中,曾有一道闪电击中湖对岸的一株油松,从上到下,划出一道深约一英寸多、宽约四五英寸的、很明显的螺旋形的深槽,就好像那种人们在手杖上刻的槽一样。那天我又经过它,一抬头看到这个痕迹,真是惊叹不已,八年前留下的那个可怕的、不可抗拒的闪电的痕迹,比以前更为清晰可见。人们常常对我说:“我想你在那儿住着,一定很寂寞,一定想跟人们接近一下的吧,特别在下雨下雪的白天和夜晚。”我真想试着这样回答:我们居住的整个地球,在宇宙之中不过是一个小点。天空中的一颗星星,我们的天文仪器还无法测量出它有多么大呢,你想想它上面两个相隔最远的居民又能有多远的距离呢?我怎会觉得寂寞?我们的地球难道不在银河之中?你提出的问题在我看来是最不重要的。到底是怎样一种空间才能把一个人和他的同伴们隔开从而使他感到孤独寂寞呢?我已经发现了,无论两条腿怎样努力也不能使两颗心灵更加接近。我们最愿意和谁紧邻而居呢?当然不是靠近车站、邮局、酒吧、聚会场所、学校、杂货店、灯塔山或者五点山等这些人们常常相聚的地方,人们倒是更愿意接近那生命的不竭之源泉的大自然,在我们的经验中,我们时常能感到生命的活力从那儿流出,好像水边的杨柳,一定向着有水的方向伸展它的根须。人的性格不同,所以需要也很不相同,可是一个聪明人会把他的地窖挖掘在靠近不竭之源泉的大自然的地方……有一个晚上在走向瓦尔登湖的路上,我赶上了一个镇上的同乡,他正赶着两头牛到镇上去,他已经积存了所谓的“一笔很可观的产业”,虽然我从没有觉得这有多么了不起。当时,他问我,我怎么能甘心抛弃这么多人生乐趣?我回答说,我确信自己很喜欢我这种生活:我不是在开玩笑。就这样,我回家,上床睡了,让他在黑夜泥泞之中小心赶路,到布赖顿或者所谓的光明之城去,他大概要到天亮时分才能赶到那里。

对一个死者来说,任何觉醒或者复活过来的前景,都使时间与地点这两个生活要素变得无足轻重。可能发生这种情形的地方都是一样的,对我们的感官有不可言喻的欢乐。可是我们中大部分人只让表面的、很短暂的事情作为我们所从事的工作。事实上,这些正是使我们分心的原因。最接近万物的就是创造万物的那股力量。其次接近我们的是那不停地发生作用的宇宙法则。再次接近我们的,不是我们雇用的工人(我们总喜欢和他们谈话),而是创造了我们本身的那个工匠。

“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

“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

“使天下之人,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我们是一个实验的材料,我对这个实验很感兴趣。在这样的情况下,难道我们不能够暂时离开我们那飞短流长的社会,只让我们自己的思想来激励我们?孔子说得好:“德不孤,必有邻。”

有了思想,我们就可以在清醒的状态下感到欣喜若狂。只要我们的心灵自觉地努力,我们就可以超然于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之上;一切好事坏事,就都像从我们身边经过的急流。我们并不是完全置身于大自然之中。我可以是急流中一片浮木,也可以是印度教里那从空中望着尘世的因陀罗。我看戏时可能会感动,但另一方面,对我至关重要的一件事却可能不会感动我。我只知道我自己是作为一个人而存在的,也可以说我是我自己的思想与感情的一个舞台,我多少有着双重人格,因此我能够远远地看自己如同看别人那样。不论我的体验如何强烈,我总能感觉到我自己的一部分站出来批评我,好像它不是我的一部分,只是一个旁观者,并不分享我的经验,而只是注意到了它;正如他并不是你,他也不能是我。等到这场很可能是悲剧的人生的戏剧演完,观众就自己散了。关于这第二重人格,它当然是虚构的,只是想象力的创造物。但有时这双重人格很容易使自己变成别人差劲的邻居、差劲的朋友。

我觉得孤独在大部分时间内都是有益于健康的。有了同伴,即使是最好的同伴,很快就令人感到厌倦、身心疲惫。我喜欢孤独。我从没有发现过比孤独更好的同伴了。到公共场合去置身于人群之中,我觉得比独处一室更加孤独。一个在思考或在工作的人总是孤独的,不管他在哪儿,孤独不能以一个人距离他的同伴多少英里数来计算。真正勤奋好学的学生,在剑桥学院最拥挤的蜂房内,跟沙漠中的一个托钵僧一样孤独。农夫可以一整天独自在田地上或者在森林中劳动,耕地或伐木,他不觉得孤独,因为他在劳动;但是到晚上,他回到家里,却不能独自在室内胡思乱想,而必须到他“能看得见人”的地方去消遣一下,按他的意思,是要补偿他一天的孤独。因此他很纳闷,为什么学生们能整日整夜坐在室内不觉得无聊与烦闷呢?不过,他不明白学生虽然在室内,却是在他的田地上工作,在他的森林中采伐,像农夫在田地或森林中劳动一样,并且,学生也要像农夫那样找点消遣,或者参加社交活动,尽管那些形式可能更加浓缩一些。

社交通常没什么价值。我们聚会的时间往往很短促,来不及使彼此获得任何新的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在一日三餐的时间里会面,大家重新尝尝我们这种陈腐的乳酪。我们都必须遵守所谓的礼节和礼貌的若干条规则,使得这种经常的聚会能彼此相安无事,避免公开争吵甚至冲突。我们在邮局碰面,在社交场所碰面,每晚在炉火边碰面;我们生活得太拥挤,互相干扰,彼此妨碍,因此我想,我们彼此已不那么互相尊重了。所有重要而热情的聚会,次数少一点也够了。试想工厂中的女工——从来就不能独个儿生活,甚至在梦里也难得孤独。如果一平方英里只住一个人,像我这儿,那一定要好得多。人的价值并不在他的皮肤上,所以我们不必要非得去碰彼此的皮肤。

我曾听说有人在森林里迷了路,饿得要命,又累得要命,他躺倒在一棵树下,由于身体虚弱,他看到了周围有许多奇怪的幻影,这使得他的孤独感消失了,而且,由于他病态的想象力,他以为它们都是真的。同样,身体和灵魂都很健康有力的时候,我们也能不断地获得类似的,但更正常、更自然的安慰和鼓舞,从而懂得我们不是孤独的。

我在我自己的屋子里有许多伴侣,尤其是在早上还没有人来访问我的时候。让我来做几个比较,或许能更好地传达出我的情况。我并不比湖中高声大笑的潜鸟更孤独,我并不比瓦尔登湖本身更孤独。我倒要问问这孤独的湖有谁可以与之做伴?然而在它蔚蓝的水面上,却没有忧郁的魔鬼,只有蓝色的天使。太阳是寂寞的,除非乌云满天,有时候好像有两个太阳,但其中一个是假的。上帝是孤独的——可是魔鬼绝不孤独,他看到许多伙伴,他要拉帮结派。我并不比一朵毛蕊花或牧场上的一朵蒲公英更孤独,我不比一片豆叶,一根酢浆草,一只马蝇,或者一只大黄蜂更孤独。我不比米尔溪更孤独,也不比风向标、北极星、南风、四月的阵雨、一月的融雪,或新屋子里的第一只蜘蛛更孤独。

在冬天的长夜里,雪疾飘,风在森林中怒号的时候,偶或有一个老年的移民——也即原先的领主来拜访我。据说他曾挖掘过瓦尔登湖,铺上了石子,沿湖种了些松树;他告诉我古老的和新的永恒的故事;我们就这样一起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这种交往令人满心喜悦,彼此交换对事物的不同看法也令人惬意,尽管没有苹果或苹果酒助兴。这个老人是极聪明又幽默的朋友,我很喜欢他,他比历史上因“弑君”而逃亡的戈夫与惠利知道更多的秘密。尽管人们说他已经死了,却没有人能说出他的坟墓在哪里。还有一个老太太,也住在我的附近,大部分人根本看不见她,我却有时候很高兴到她的芳香的百草园中去散步,采集点药草,听她讲讲寓言故事;因为她有无与伦比的丰富创造力,她的记忆力可以追溯到比神话更早的时代,她可以把每一个寓言的来源告诉我,还能告诉我哪一个寓言是依附了哪一个事实而来的,因为这些事都发生在她年轻的时候。她是个面色红润、精力充沛的老太太,无论在什么天气里或什么季节里她都欢欢喜喜,看样子她很可能比她所有的孩子活得更长久。

大自然的纯洁和恩惠真是难以形容——阳光、风雨、夏天、冬天,这些东西如此康健、如此欢乐,永不停息。大自然对我们人类这样富于同情心,如果有人为了正当的原因而伤心悲痛,大自然也会受到感动,太阳为之黯淡失色,风会发出富有人情味的悲叹,云会化成泪雨,树木落下片片叶子,在仲夏时节就披上了丧服。难道我不该与土地声息相通吗?难道我自己不也是部分地由绿叶与青菜组成的吗?

是什么药物使我们健康、宁和与满足呢?不是你我的曾祖父的药物,而是我们的大自然这位曾祖母的无所不能的植物性药材,她自己也靠这种药材而永远年轻,活得比知名寿星老帕尔还要长久,他们腐朽的脂肪衬托了她的健康。那种江湖医生用冥河水和死海海水混合配成的药水,装在小药瓶子里,用那种浅长形黑色船状车子运往各个地方,但这不是我的万灵妙药,还是让我来吸一口纯净、没有稀释的早晨的空气。早晨的空气!如果人们不愿意在每天的开始喝这种泉水,那我们就必须把它们装在瓶子内,放在店里出售,卖给世上那些失去早晨预订券的人。可是要记住,这种装在瓶子里的泉水即使冷藏在地窖里一直保持到正午,但正午之前它会早早地冲开瓶塞,跟随曙光女神的脚步西行。

我并不崇拜那司管健康的女神,她是古老的草药神医的女儿,在纪念碑上,她一手捉一条蛇,另一只手握着一个杯子,而那条蛇不时地喝那杯中的水;我宁愿崇拜青春的女神,她是朱庇特的斟酒女神,为诸神司酒行觞,她是朱诺和野生莴苣的女儿,能使神和人都永葆青春。她也许是地球上出现过的最健康、最充满活力的少女,她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春天。

访客

我想,我也像大多数人一样喜爱社交,就像吸血的水蛭碰到任何血液充足的人;我也会用我的方式,紧紧抓住别人不放。我不是一个隐士,要是有什么事情让我进一个酒吧去,在那里坐得最长久的人也不一定坐得过我。

我的屋子里有三把椅子,孤独一人时用一把,来了朋友用两把,交际时用三把。要是来的访客太多,多得出乎意料,也还是只有三把椅子给他们使用,他们一般都站着,很节省地方。令人惊奇的是我的小房间里竟可容纳这么多的男人和女人。有一天,我的屋子里来了二十五至三十个灵魂以及他们所依存的身躯;然而,我们分手的时候似乎不觉得我们彼此如此接近过。我们的许多房屋,无论公共的或者私人的,有几乎数不清的房间、有巨大的厅堂,以及贮藏各种酒和其他和平时期军需品的地窖。我总觉得对住在里面的人说来反而是不适当的。它们如此宽敞又奢华,住在里面的人仿佛是一些寄生虫。有时令我深感惊异的是:当那些大旅馆如特里蒙特、阿斯特或米德尔塞克斯的服务员大声通报有客来了,却只看到一只可笑的小老鼠,偷偷爬过游廊,随即又慌忙钻进人行道上的一个小洞不见了。

我也曾感到我的这样小的房间有不方便的地方,当客人和我用生僻辞藻谈着宏大问题的时候,我就难以和客人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了。你得有足够的空间,好让你的思想准备好可以起航,并在入港前打两个转身。你的思想的子弹必须克服它的横跳和跳飞的动作,稳定而笔直地前进,才能到达听者的耳内,要不然它就会从听者的脑袋旁边穿过去。还有,在这中间我们的语句也要有足够的地盘来展开和排成它自己的队形。个人,正像国土一样,必须有适度的、宽阔而自然的疆界,甚至在疆界之间,要有一个相当开阔的缓冲地带。我发现我很享受跟一个住在湖那边的朋友隔湖谈天。在我的屋子里,我们太接近,以致无法倾听——我们没法说得很轻,又能使彼此都听清;好比你扔两块石子到静水中去,扔得太近,它们会破坏彼此的涟漪。如果我们只是喋喋不休、大声说话的人,那么,我们倒愿意紧紧地挨着,彼此能感到对方的气息;但要是我们说话很含蓄又富于思想,那我们就得隔开一点,以便我们的动物性的热度和湿度有空间散发掉。如果我们要与彼此分享内心深处一些不可言传只可意会的东西,若要最亲昵地享受我们的交流,我们不仅要保持沉默,还得让彼此身体的距离远一点,要彼此在任何情况下都几乎听不见彼此的声音才好。根据这个标准,大声说话只是为听力不好的人提供方便;可是有很多美妙的事物,要是我们大喊大叫,那就无法言传了。谈话时的调子越来越崇高、越来越庄重,我们就得渐渐地把椅子往后挪动,越挪越后,直到我们碰到了后面的墙壁。通常这时候我就会觉得我的房间不够大了。

然而,我“最好的”房间,当然是我退隐的那间屋子。它随时准备招待客人,但太阳却很难得照到它的地毯上。它就是我屋后的那片松林。在夏天,来了贵宾,我就带他们上那儿去。有一个难能可贵的管家已打扫好了地板,擦拭掉了家具上的灰尘,一切都井然有序了。

如果只来了一个客人,有时要分享我的简朴的饭食;一边煮一顿玉米糊,或者看着面包在火上膨胀、烤熟,一边同访客说话,而不间断。可是如果一次来了二十个人坐在我的屋子里,关于吃饭这个问题就不好提了。虽然我所有的面包还够两个人吃,可是这会儿吃饭好像成了一个大家都已戒掉了的习惯;大家都禁食了,但这算不得失礼,反倒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考虑周全的办法。向来急迫的肉体生命的消耗,现在却被拖宕了,而生命的活力仍然能持续下去。像这样,要招待的人如果达到一千而不止二十个的话,我也可以招待;如果来访者看到我在家,却饿了肚子带着失望的情绪回去,他们至少可以肯定,我是同情他们的。建立起新规矩、好习惯来代替旧规矩、旧习惯是容易的,尽管许多当家的对此怀疑,因为你的名誉并不是靠你请客吃饭挣来的。至于我自己,哪怕看管地狱之门的三个头的怪犬也不能阻挡我去别人家做客,而大摆筵席请我吃饭却一定会吓住我。我认为这大约是客气地兜圈子暗示我以后不要再去麻烦他了。我想我从此绝不会再去这种地方了。我会自豪地用几行斯宾塞的诗来做我的陋室铭。这几行诗是一个访客在一张当名片的黄色胡桃叶上写下来的:

来到这里,他们挤满了小屋,

不寻求那些本来就不会有的欢娱;

休息就是飨宴,一切顺其自然,

最高贵的心灵最善于知足常乐。

担任过普利茅斯殖民地总督的温斯洛,曾带着一队人穿越森林去拜访印第安大酋长。他们到达酋长的棚屋时又疲倦又饥饿。这位酋长热情恭敬地接待了他们,可是这一整天却没有提到吃饭的饮食。夜晚到来,引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吧——“他让我们睡到他自己和他夫人的床上。他们睡在一头,我们在另一头。这张床其实就是一块离地一英尺的木板,上面只铺了一条薄薄的席子。他手下的两个头目,因为房屋空间不够,就紧紧挤在我们身旁。这样,我们住了一晚后觉得比前一天的长途跋涉还累。”第二天一点钟,大酋长“送来两条他打的鱼”,每条有三条鲤鱼那么大;“鱼烧好了,至少有四十个人要分享它。总算大部分人都吃到了。这是两夜一天的时间里我们吃到的唯一一顿饭:要不是我们这边有人买到了一只鹧鸪,那我们这次旅行无异于绝食旅行了”。温斯洛他们担心既缺少食物又缺少睡眠——这是因为“那种野蛮人的野蛮的歌声(他们总是唱着歌为他们自己催眠)”,这样可能会使他们晕倒。为了在自己还有力气的时候回到家里,他们就告辞了。他们在住宿方面确实没有受到好的招待,虽然使他们深感不便的,倒是印第安酋长的那种礼遇。至于食物方面,我觉得他们未必比印第安人做得好。印第安人本来没有东西吃,但印第安人真是聪明,他们懂得道歉代替不了食物;所以他们就勒紧自己的裤带,对食物只字不提。温斯洛后来还去过一次,那正好是印第安人食物很丰富的季节,所以在这方面就没有感到先前的那种不足。

至于人,哪儿都有人。到森林里来拜访我的客人比我这一生中的任何时期都要多;也就是说,我还是有不少客人的。我在那里见到几个客人,比起别的场合来,在那种环境下见到他们要好得多。不过,很少有人是为小事而来找我的。在这方面,我的住处离城镇较远,这一段距离就把客人们先行筛选了一下。我退入寂寞的大海深处,社会的河流一条条汇入海洋。就我的需要而论,落在我周围的大多是最美好的沉积物。而且还有一片在大海彼岸尚未被发现和开发的大陆,也似乎有漂移到这儿来的趋势呢。

今天早晨来到我住处的,不就是一位真正的荷马式或帕夫拉戈尼式的诗意的名字,很抱歉的是我不能在这里写出来。他是一个加拿大人、一个伐木做柱子的人,一天可以在五十根柱子上凿出洞。他刚刚吃了一顿他的狗所捕获的一只土拨鼠。他也听说过有荷马这个人,并且说“要不是我有书本”,他就“不知道如何打发下雨的日子”,虽然好几个雨季以来,也许他还没读完过一本书。在他自己那遥远的家乡,曾有一个懂希腊文的牧师教他读《圣经》里的诗篇。现在,他手拿着那本书,我必须给他翻译阿喀琉斯责怪普特洛克勒斯不该满面愁容的那段:“普特洛克勒斯,干吗哭得像个小姑娘?”

你是否从毕蒂亚那儿得到了什么秘密消息?

阿克托耳的儿子墨诺提俄斯还活在人世,

埃阿科斯的儿子珀琉斯也活在人世,就在迈密登人当中;

除非他俩有一个死了,我们才应该感到悲痛。

他对我说:“这诗好。”他手臂下夹着一大捆星期天早晨收集来的白橡树皮,这是给一个病人的。他说:“我想,今天去找这样的东西应该没什么关系吧。”他认为荷马是一个大作家,虽然荷马写了些什么他并不知道。再要找一个比他更单纯、更自然的人是很不容易的。罪恶与疾病,使这个世界变得阴沉忧郁,对他来说却几乎是不存在的。他大概二十八岁,十二年前他离开加拿大和他父亲的家来到美国找工作,计划挣点钱,将来买一个农场,应当在他的故乡买吧。他是从最粗糙的模型里铸造出来的,有一副强壮而笨拙的块头,但态度却非常文雅,一个晒得黝黑的大脖子,一头浓密的黑头发,一双没有神采的昏昏欲睡的蓝眼睛,偶尔也闪烁出带着表情的光亮。他头上戴着一顶灰色的平顶帽,身穿一件肮脏的羊毛色厚大衣,脚蹬一双牛皮靴。他常常用一个铅皮桶来装他的饭菜——他吃肉的胃口很大——走到离我屋子两英里外的地方去工作。他整个夏天都在伐木。他吃的冷肉,常常是冷的土拨鼠肉;咖啡则装在一个石头罐子里,用一根绳子系在他的皮带上。他有时还请我喝上一口。他来得很早,穿过我的豆田,不过,他并不急着动手工作,像所有的那些北方佬一样。他不愿意伤害自己的身体。如果收入只够填饱肚子,他也不在乎。要是他的狗在半路上咬住土拨鼠了,他就把饭菜放在灌木丛中,往回走一英里半路把土拨鼠弄好,放在他借宿的那所房子的地窖里,但是在这之前,他要考虑半个小时来决定是否能把土拨鼠安全地浸在湖水中一直到晚上——他经常要花很多时间来考虑这类问题。早上,他路过的时候总说,“鸽子飞得多么的密集啊!如果我不需要每天都工作,那我仅仅打一下猎就可以得到我所需要的全部肉食——鸽子、土拨鼠、兔子、鹧鸪——老天!一天下来就够我吃一个星期的了”。

他是一个熟练的伐木工。他陶醉于自己的这门手艺。他能齐着地面把树砍下来。这样,从根上再生的新芽就更加强壮,而运木料的雪橇也就能从树根上平滑地溜过去;而且,他不是用绳子来把大树拉倒,而是把树根处砍削成细细的一根或者薄薄的一片,最后,你只用手轻轻一推,树就能倒地了。

他让我产生了兴趣是因为他这样安静、寂寞而又内心愉快。他的眼睛里溢出许多幽默感和满足的神情。他的快乐并没有掺入其他的成分。有时,我看到他在森林中劳动、砍倒树木,他用一阵无法形容的满意的笑声和加拿大腔的法语向我问候。他的英语其实也说得不错。我走近他,他就会暂时停止工作,克制住自己的喜悦,躺倒在他砍下的松树旁边,把树枝里层的皮剥下来卷成一个圆球,笑着说话时,一边还咬着它。他如此朝气蓬勃,有时遇到一些使他想起便心里痒痒的事情,他就倒在地上大笑不止,笑得直打滚。他环顾四周的树木,大声叫喊:“真的!在这里伐木真有意思,再也找不到更好的消遣了。”闲下来的时候,他带着把小手枪在林中整天优哉游哉,走一会儿就向自己鸣枪致敬。冬天他生一堆火,中午在一个壶里把咖啡加热。当他坐在一根木头上吃午饭的时候,偶尔有鸟雀飞过来,歇在他的胳膊上,啄他手里的土豆。他说他“喜欢身旁有这些小家伙”。

在他身上,有一股彪悍的个性。论体力上的耐性与满足,他可以跟松树和岩石有得一拼。有一次我问他,整天做工,到晚上会不会觉得累。他目光真诚而严肃地回答:“老天做证,我这辈子就从没觉得累过。”但他的智力,即一般所谓的身体的灵性却还在沉睡着,跟婴儿一样。他所受的教育,纯粹是以天然的、低效率的方式进行着,就像天主教神甫用来教育土著人所采用的方式。用这种方式,学生不可能有自主的思考意识,而只有信任和遵从的意识:一个孩子并没有被教育成人,他依然还是个孩子。大自然这样养育他:给他一副强壮的身体,使他满足于自己的命运,在各方面用敬意和信任支撑着他。这样他就从可以像儿童一般,一直活到七十岁。他是这样单纯,一点也不虚伪,以至于不需要介绍他,正如你不需要向你的邻居介绍土拨鼠一样。他需要慢慢来认识自己,跟你需要慢慢认识自己一样。他不需要扮演什么角色。人们因为他的工作而给他钱,这让他得到了衣食;可是他从来不跟人们交换意见。他这样单纯、自然,以至于谦卑的性格——如果无所欲求可以称作谦卑的话——在他身上反而并不明显了,甚至他自己也不觉得。在他看来,稍有见识的人简直就是仙人。如果你告诉他这样一个人就要来了,他似乎觉得这么隆重的事情肯定与他无关,事情会顺其自然地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还是让人们忘了他吧。他从来没有听到过赞美他的话。他特别尊敬作家和传教士,他认为他们的工作神气得很。当我告诉他我也写过很多东西时,他想了一会儿,以为我说的是书法,因为他也能写出一手好字。有时候,他在公路旁的积雪上很秀丽地写着他那家乡的教区的名字,并标上了法文的重音记号。我一看到就知道他曾打这儿经过。我问过他有没有想过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他说他曾经给那些不识字的人念过信、写过信,但从未试过写下自己的思想——不,他不能,他不知道应该先写什么,这会让他伤透脑筋的,而且他写的时候还得留意拼写!

我听到过一个杰出的聪明人兼改革家曾问他是否希望这世界改变,可他却惊讶地笑了笑。他还从来没有想过这问题呢,于是,他用一副加拿大口音回答说:“没有必要,我很喜欢它。”如果一个哲学家跟他谈话,可以从他这儿得到很多东西。在陌生人看来,他对许多问题一窍不通;可是,我有时候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人。我不知道他究竟是像莎士比亚那样聪明,还是像小孩那样幼稚;也说不明白他是个富于诗意的人呢,还是过于笨拙。一个市镇上的居民告诉我,他曾看到这位老兄头上扣着一顶又紧又小的帽子优哉游哉地穿过村子,一边自在地吹着口哨,不禁让他想起了微服出行的王子。

他只有两本书:一本历书和一本算术书;后者他很精通,而前者在他看来则好似一本百科全书。他认为那是人类思想的精华,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也确实如此。我喜欢探问他对一些现代变革的看法,他没有一次不是回答得简单又实际。他从未听到过这种问题——没有工厂他能行吗?他说他穿的是家庭手工织的佛蒙特州的灰布衣服,他说这很好嘛。他可以不喝茶也不喝咖啡吗?这个国家除水之外,还供应什么饮料呢?他说将铁杉叶浸在水里,在天热时喝起来比水好。我问他没有钱是否可行,他就向我说明有了钱是多么方便,说得仿佛是有关货币起源的哲学探讨一样,正好符合pecunia[15]这个字的字源——如果一头牛是他的财产,他现在要到铺子里去换一点针线,那么,他要一部分一部分地把这头牛拿去抵押很不方便。他能够替许多制度辩护,比哲学家要强得多,因为他说出的理由都和他的生活息息相关。他说出了它们之所以存在并发展的真正理由,他可不会想出任何间接的理由。有一次,他听到柏拉图给人所下的定义——没有羽毛的两足动物。于是有人拿来一只拔掉羽毛的雄鸡,称之为柏拉图的人。他却说出这两者的重要区别:膝盖弯向不同的方向。有时候,他会大声喊道:“我多么喜欢闲谈啊!真的,我能够谈上一整天!”有一次,我有几个月没见到他,我问他夏天里可有了什么新的想法。“老天爷,”他说,“一个像我这样必须工作的人,如果他总有一些想法保留在脑子里那就好了。如果跟你一起耕地的人打算跟你来一场比赛,老天,你的心思就全都在这上头了:你想到的只是除掉杂草。”碰到这种情况,有时他会先问我是否有什么进步。有一个冬天我问他是否这时很知足,希望在他的内心找一样东西代替外在的牧师,也就是所谓的有崇高的生活目的。“知足!”他说,“有的人满足这些东西,有的人则满足另一些东西。也许有人什么都不缺了,他就会整天背烤着火,肚子向着饭桌,这是真的!”不过,我挖空心思还是不能让他关注于事物的精神方面。他能想出的事情的最高境界就是“绝对有利”,这跟动物差不多;事实上,这一点也是大多数人的最高原则。我建议他在生活方式上做一些改进,他则回答说,已经迟了,可他并不感到一点遗憾。不过,他完全信奉诚实以及与之类似的美德。

从他身上可以察觉到他确实有相当的创造力,不管这创造力如何弱。有时我还发现他在思考如何表达出自己的意见,这是少见的现象。所以无论何时我都愿意跑十英里路前去观察他,这等于重新见证许多社会制度的起源。尽管他时有犹豫,也许还不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但他内心深处常常有一些很不错的思想。然而,他的思想如此原始,和他的肉体的生命息息相关,虽然比起许多有学问的人的思想要有活力得多,但还没有成熟到值得加以报道的程度。他让我想起身处底层的天才人物,他们总是有自己的见解,从不假装他多么博学;他们像这瓦尔登湖一样幽深,虽然他们可能只是黝黑而混沌的存在。

许多旅行家绕路来看我和我屋子内部,他们往往借口要一杯水喝。我告诉他们我是从湖里弄水喝的,我用手指着湖,表示愿意借给他们一把水勺。尽管我住得偏僻,但我想,每年四月一日左右,人人都出外踏青访友,我当然也就沾了好运气,得到人们的访问,虽然访客中会有一些古怪的人。从济贫院或别处出来的一些弱智的人也来看我,我会尽力让他们施展出全部才智,对我畅谈一番。在这种情况下,智慧常常成了我们谈话的主题,这样,我也就有了很大的收获。事实上,我觉得他们中有些人比济贫院的管理员,甚至比市镇行政委员会的委员都要聪明。我觉得应该把他们的位置互换一下了。关于智慧,我觉得在愚昧和普通之间并没有多少分别。特别是有一天,有一个并不讨厌的单纯的贫民来看我,他表示愿意像我一样生活。过去我常常看到他和别人一起站在田野中或者坐在一个筐子上,起着篱笆一样的作用,不让牛和他自己走丢。他告诉我他“智力非常低”,他是用超乎寻常的真诚跟我说的。这种真诚超出或者说比所谓的谦恭更高一层,确切地说是更低一层。他自己说自己智力低。上帝把他造成这个样子,可是,他认为,上帝关心他,像关心别人一样关心他。“我一向如此,”他说,“从我童年时代起,我的脑子就不大好。我跟别的小孩子不同,我的智力比不上他们。我想,这是上帝的意志吧。”他就站在那里,证明他这话的真实性。他对我是一个玄而又玄的谜。我很少碰到一个人是大有希望的——他说的话全都这样单纯、诚恳,而又真实。确实如此,他越是自卑也就越是高贵。起先我还不知道这就是一个聪明行为带来的效果。在这个智力不高的贫民所建立的真实而坦率的基础上,我们的谈话反倒比和那些哲人谈话更深入。

还有一些访客,一般不被列入城市贫民的群体,但实际上他们应该算是城市贫民,无论如何应该说是世界贫民。这些客人对你的需求不是好客,而是你的善心。他们殷切地期望得到你的帮助,但开口就告诉你,他们下定了决心绝不帮助自己。我要求访客不要真的饿着肚子来看我,尽管他们也许有世上最好的胃口,且不管他们是如何养成这样好的胃口的。慈善救助的对象不是客人。有些客人不知道他们的访问已该结束了,我已经在做我自己的事,回答他们的话就越来越漫不经心了。几乎有各种不同智能的人在候鸟迁徙的时节来访问过我。有些人的智能都已经超过了他们的运用能力;一些逃亡的奴隶,带着种植园里的习性,不时留心听听周围的声响,好像寓言故事里的狐狸,时时注意追踪它们的猎犬。他们用恳求的目光看着我,好像在说:“啊,基督徒,难道你会把我送回去吗?”

其中有一个真正的逃亡奴隶,我帮他朝着北极星的方向逃跑。有些人就只有一个心眼儿,就像只带着一只小鸡的母鸡,或者带的是一只小鸭;有些人多谋多虑,脑子里一团糟,像那些带着一百只小鸡的老母鸡,都在追逐一只小虫;每天在黎明的露水中总有一二十只小鸡会走丢——结果是它们把羽毛弄得又乱又脏;还有一些用脑筋而不是用腿走路的人,像一条有智力的蜈蚣,会使你全身发抖。有人建议我用一本签名本把访客的名字记录下来,像怀特山的“总统群峰”一样;不过,很可惜,我的记忆力很好,没有准备签名本的必要。

我不能不留意一些访客的特征。女孩、男孩和少妇,一般都喜欢待在森林中。他们看看湖水,看看花,就会觉得很愉快。一些商人,甚至有些农民,却只会感到孤独,想着他们的工作。他们只留意我的住处离别处太远,尽管他们有时说他们偶尔也喜欢在林中漫步,但实际情况显然不是这样。这些浮躁的人,他们的时间都用来谋生或者维持生计了。牧师们总是在谈论上帝,好像这话题是他们的专利品,他们也不能接受各种不同的意见;医生、律师、爱管闲事的女管家则趁我外出的时候查看我的碗橱和床铺——否则,某夫人不会说我的床单没有她的干净。有些已经不再年轻的年轻人,认为按照老路来选择自己的职业是最稳当的办法——这些人一般都认为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好处。唉,问题就在这里!那些年老的、体弱的、胆小的人,部分年龄性别不同的人,他们想得最多的是疾病、意外和死亡。在他们看来,生命充满了危险——如果你不去想它,有什么危险可言呢?他们认为谨慎的人应当小心地选择最安全的地方生活,在那里,医生可以随时赶到。在他们看来,乡村就是一个社区、一个共同防守的联盟。你可以想象到,他们连采集蓝莓时也要带着药箱。换句话说,一个人只要还活着,就一直面临可能会死亡的危险。事实上,这样的死亡危险,由于他已经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而相对地减少了。一个人在家中闲坐,跟他出外奔跑是一样地危险。最后,还有一种自认为是改革家的人,所有的访客中,他们是最让我讨厌的。他们以为我一直在唱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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