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事实上的湖南巡抚

1、“屹然强国”的湖南

事实给左宗棠的预言打了满分。由于楚军无法从江西自拔，这支湖南人的军队陷入了长期的困境。战争双方在江西与湖北的绞杀，使这场清廷本以为很快就可以结束的战争，朝着持久战的方向发展。在太平军阵营里，翼王石达开对曾国藩楚军的弱点看得十分清楚，他得出了与左宗棠看法一致的结论，认为楚军“将士皆骄”，“甫攻九江，即围湖口，兼击彭泽”，“兵分势单，易生罅隙”。石达开针对楚军的破绽部署战役，在湖口大败楚军，扭转了太平军在湘潭之战后节节败退的被动局面。他命令林启容死守九江，牵制曾国藩所部，派秦日纲、陈玉成率主力进攻湖北。太平军将杨霈所部逼退汉口，分路进兵，东路攻克黄梅和广济，中路从小池口袭击黄州与蕲州，向长江上游推进，然后分兵渡江，西克兴国、通山、通城与崇阳，并攻击江西的义宁。咸丰五年（1855）正月初七日，太平天国西征军攻占汉阳。十天后，太平军第三次攻克武昌。

左宗棠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太平军上自武汉下至金陵，在长江上连成一线。他们在湖北和江西的进展，直接威胁到湘北和湘东。

太平军发起第二次西征，其势力席卷湖北和江西，湖南的清廷官府感到了来自北面和东面的压力，开始急切地操练后备楚军，倾尽全力从军事和经济上支援江西与湖北。后人总结这段历史，认为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确，如果没有湖南巡抚骆秉章及其师爷左宗棠倾尽全力支援楚军，曾国藩也许就再也无法从江西的泥潭中拔出来了。

当自己预言的危险已成现实的时候，左宗棠没有怨天尤人，而是一心一意地为楚军解困。他说：

涤公为今时办贼之人，岂可使有差失？

楚军于咸丰五年（1855）初在九江湖口地区遭到惨败时，湖广总督杨霈所部也在黄州溃败，湖北告急。这是左宗棠最害怕的事情。楚军后方一旦动摇，就会首尾受敌。他急令守备鲍超和王明山招募一千多名水勇，运送物资和粮食前往增援。鲍超从此留在湖北，后经胡林翼提拔，成为楚军的头号猛将。此外，左宗棠认为楚军陷入困境，杨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骆秉章接受他的提议，上疏弹劾杨霈。

在这个紧急关头，左宗棠死党胡林翼的作用也凸显出来了。胡林翼做过京官，其故旧文庆此时在朝，力荐他升职，他虽无赫赫战功，却被朝廷任命为湖北按察使。此时他身在江西，见湖北危急，认为自己作为湖北大吏，守土有责，自请率部增援。曾国藩感于他不畏艰险，勇挑重担，于是给他增兵，并派李孟群和彭玉麟率领水师赴湖北策应。曾国藩分兵之后，收拢内湖水师，进入南昌，罗泽南率部跟随，只留下塔齐布所部五千人驻扎九江城外。

由于湖北局势大坏，清廷令胡林翼改任湖北布政使，不久又令他代理湖北巡抚，寄希望于文庆举荐的这位干才。如此一来，战局虽然对清廷不利，但对湖南人在军政界势力的扩展形成了一个契机。左宗棠经营湖南这个后方基地，胡林翼经营湖北，曾国藩经营江西，形成连片支持、互相呼应的格局，为湘人势力在这三个中部省份蓬勃发展打下了基础。

左宗棠此时身负三大任务：第一，打击湖南本地以及从外省进入湖南的会党，稳定本省的社会秩序；第二，积极支持胡林翼收复湖北的失地，支持曾国藩在江西与太平军较量；第三，在湖南整饬吏治，调理财政，增加收入，以支持大局。

为了办好第一个任务，左宗棠重新调整本省的兵力部署。鉴于太平军已攻入鄂南，湘北吃紧，他首先要加强湘北的防务。他把江忠济的楚勇从湘南调至湘北，令其会同候补臬司魁联的宝庆勇驻扎岳州。胡林翼在湖北配合行动，令何忠骏率领平江勇抵抗通城的太平军。

左宗棠刚从湘南抽走一支劲旅，两广的会党得到消息，便趁机起事。这样一来，楚军在省外的失利直接影响了湖南，左宗棠每月都会接到各地的报警。所幸他留在湘南的部队仍然不弱，所以广东仁化的会党刚进湖南，便被清军击败。此前被王錱击败的桂阳会军，奔向广西富川，不久又进入湖南，攻击永明，再次遭到王錱所部的痛击。这股会军退回广西灌阳后，王錱所部会同广西清军主动攻击，迫使他们放弃灌阳城，奔赴湖南道州。王錱回师阻击，会军主力越过零陵，直奔东安，攻占东安县城。左宗棠知道王錱兵力不足，令赵焕联等人招募一千五百名湘乡勇，协助王錱攻打东安。

来自广东的另一股会军在占据湘南门户宜章之后，于五月份北袭临武与嘉禾，其首领何禄率部随后赶来，攻占了郴州，几路清军退保永兴。左宗棠见郴州战情严峻，连忙调兵驻扎安仁，阻扼会军要冲，又派水师扼守衡州，以防会军北上。

湘南情势危急时，湘北又向左宗棠报警：太平军从湖北通城杀入湖南临湘，处死知县姚荣卿，向左宗棠的家乡湘阴推进。左宗棠增派杨虎臣、刘腾鸿率领一千名湘乡勇前往岳州，增援江忠济的驻防军。

左宗棠不断起用新人招募和统领部队。他用的这些新人，各有瑕疵，大多数老板都不会将之收入人力资源库。他当时起用的将领多是二三流的人材，学历不高，名望不大。这也难怪，因为一流人材都被楚军大老板曾国藩聘走了，他只好拣些剩余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些人“皆涤公唾余也”。

曾国藩不愿使用的这些人，左宗棠称之为“中才”。但中才并不等于平庸，相反，有棱有角，都是有争议的人物，楚军人事部门考察时，总是对他们不满。但是仔细追问他们究竟有什么缺点，犯过哪些错误，人力资源的主管们又说不上来。例如王錱、萧启江、刘培元、杨虎臣等人，后来都是湘勇名将，但考核时都被莫名其妙地打入了另册。

左宗棠用自己的用人实践，宣扬一种全新的人材观。他说，用人就像烹调，原料是用同样的蔬果，只有好厨师才能做出美味。对于中等人材，重在鞭策鼓励，加以磨练。既然人材缺乏，就要放宽标准。只要他们没有泯灭天良，就是有用之材。原则上，察人颇严，用人颇缓，信人颇笃，就能把握好分寸。

左宗棠用了这些中才，用起来得心应手，于是非常得意：哈哈，骆中丞让我独掌人事权，我就能让各种人材为朝廷效力，使他们各尽所长。

由于两广和湘南的会军活动频繁，左宗棠尽管启用了不少新募之军，还是感到本省驻防兵力不够用。他决定起用江忠源的旧部刘长佑。这个新宁书生不仅作战勇猛，而且爱动脑筋。他以前在楚勇中的地位，相当于江忠源的军师。

时值郴州的会军分兵攻占桂阳州城，袭击永兴，王錱所部被牵制在东安，无法增援郴州。左宗棠令刘长佑招募一千名新宁勇助攻东安，尽快抽出兵力前往郴州。

骆秉章见左宗棠把部队全部派到了湘南和湘北，省城兵力空虚，不免有些紧张。

“季高，兵都派出去了，还是不够用哪。”

“中丞，我正为此事犯愁呢。涤公在江西，润之在湖北，楚军两线作战，湖南就是大后方。若湖南不保，楚军断了供给和增援，那就离死期不远了，何谈东南大局！为今之计，中丞当奏请朝廷，将罗泽南所部调回。”

“我完全赞同，有劳师爷快拟一份奏折！”

左宗棠在奏疏中写道：湖南周边一千多里，南边要防两广，北面要防湖北，东边要防江西，西面要防贵州。一个省份，要对付五省的敌寇，就是本省的兵力全部调动起来，还是无法面面俱到。何况本省的精兵，已经调往江南和安徽大营，剩下的又跟随曾国藩和塔齐布东征，例如代理湖北巡抚胡林翼的部队，也多数是从本省招募。一省的兵力，由四省调配，又要打击和防御五省的造反武装，无论如何也分布不过来。如今湖南的兵力捉襟见肘，望朝廷恩准将罗泽南所部调回本省剿匪。

奏折拜发了，骆秉章和左宗棠却未能如愿。罗军正在与太平军争夺江西义宁，无法调回。加之塔齐布因九江久攻不下，气死在浔阳城外，罗泽南只得返回湖口整顿死者的部队。

罗泽南虽然指望不上了，但刘长佑不负左宗棠所望，果然迅速地组建了一支劲旅，给王錱以强有力的增援。七月底，王錱与刘长佑所部攻克东安，会军分别撤向新宁与祁阳。王錱在东安的这场恶战打了四个月，至此方才取胜。王錱率部追赶会军，在四明山捕获会军首领胡有禄，而刘长佑所部也在新宁击败会军。这样一来，湖南的局势有所松动。

但是，东南西北四面，仍然存在非常不利的因素。

在湘南，由于湖南官军的劲旅无暇顾及郴州，这里的会军没有碰到对手，胆子大了起来，于是出兵袭击安仁，北攻茶陵州。挺进永兴的会军也抵达耒阳，企图集结兵力，向衡州与长沙推进。一时之间，省会告急。

在湘北，湖北境内崇阳和蒲圻的太平军时常出入湖南的巴陵县境。

在湘东，江西义宁的太平军拥有一万多兵力，威胁与之接壤的平江和浏阳。

在湘西，贵州镇平的苗民起义军影响到沅州和晃州。

四方告急，都向左宗棠请求增援。

在这个关键时刻，罗泽南自告奋勇，请求率部挺进崇阳与通城，增援武昌，同时减轻湘北的压力，曾国藩思考再三，批准了这个提议。左宗棠令江忠济督率刘腾鸿等部，从岳州北进，与罗泽南所部会师。湘南方面，他令王錱招募五百人，扩充兵力，从祁阳增援郴州与桂阳州。王錱奉令后，首先攻击耒阳会军，左宗棠令李辅朝所部从兴宁前往会师。湘东方面，他令王葆生所部攻击茶陵，征调萧启江招募湘乡勇，从醴陵前往茶陵会师。

经过一番部署，到九月份，各地都有捷报传来。湘北，江忠济会同罗泽南攻克了通城；湘南，王錱接连挫败耒阳会军，会同陈士杰的团练部队攻克了桂阳；湘东，王葆生等部攻克了茶陵。经过沉着冷静的应对，左宗棠终于扭转了湖南的战局，会军对长沙的威胁已经消除，他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的第一个任务有了初步的成效。

左宗棠的第二大任务，就是支援胡林翼与曾国藩。

杨霈兵败之后，清廷根据骆秉章的奏劾将之罢官，任命官文为湖广总督。胡林翼集结湖北的水师和陆师，驻扎金口，起用杨载福统领水师。湖北的楚军初步组建成型，但几乎无力作战，因为粮食和武器弹药奇缺。左宗棠看在眼里，不待胡林翼伸手，就积极筹资，为他提供全部的军饷和装备。一个省的巡抚，完全依靠邻省的财政供养军队，是前所未有的事情。由于有左宗棠在湖南坐镇，胡林翼得以首开先河，依靠湖南支撑湖北的战事。

左宗棠在湖南本省镇压会党取得成果之后，刚腾出手来，便着手筹备对江西的增援。曾国藩的处境一天不如一天。石达开自九月初西援武昌，于十月份从湖北突入江西，连克该省的瑞州、临江、袁州等地。这些赣西重镇都与湘东毗邻，左宗棠不得加强防御。他要求湘南各部迅速解决战斗，奔赴湘东驻守。同时，他向骆秉章献策，打算组建一支六千人的援赣军，只是苦于无处筹饷，暂未实行。

为了增援江西，左宗棠急于结束湖南境内的战争。他令王錱从桂阳移师攻打郴州，王錱接连攻破会军的坚固壁垒。广西灌阳的会军再次越境攻击湘南，先后斩杀清军将领周云耀与赵永年，湖南绿营驻防军的两员能战之将都在湘南丢了性命，绿营武功已废。左宗棠在湘南只剩下王錱的湘勇和刘长佑的楚勇这两张王牌，他令王錱分兵赴援各地。增援江西的任务，只得暂时拖延下来。

左宗棠的第三大任务是增加湖南的财政收入。湖南一直是楚军用兵的提款机，财政负担日益加重，左宗棠力任其难。他深知：“筹兵非难，难在筹饷。”他很乐意接受这个挑战。

当时，湖南除了接济湖北的军饷，还要养活本省的部队。军饷的来源，全靠本省各地的捐款。但是，此时有大量的货币涌进市场，导致货币贬值。户部主张铸造大钱，让大面额的货币流通。不久，又改由私人铸造大钱，致使通货膨胀加剧。左宗棠不得不下令禁止。接着，户部连金属都舍不得用了，索性发行钞票，使货币进一步贬值。

骆秉章说：“面额为一百文的大钱，含有一两五钱的铜，百姓都不愿使用，现在拿一张纸来抵三两银子，怎么能够流通？”

左宗棠非常赞同，并一针见血地说道：“大钱和钞票是没有诚信的货币。”

在军费快要枯竭的时候，左宗棠决定另开饷源。除了委派绅士劝捐以外，从咸丰五年（1855）四月开始，他仿照扬州清军江北大营的做法，在本省向商人征收商品税，税率为商品价值的百分之二。他认为，商人不会做不赚钱的生意，收取商品税，不是向商人索取他们本来就没有的东西，所以是可行的。他将绅士黄冕派到常德搞试点，成功以后，在全省各个口岸和城市推行，由左宗棠统一部署。

军队向商人伸手要钱，就得维护商人的利益，保障他们的安全。左宗棠把水师战船派到各地，训练勇丁，护卫商旅。他采用刘晏的廉政措施，招募廉洁朴实的士绅管理税务局，亲信人等一概不用，一扫官场旧习。为了加大政务的透明度，商品税收支的数额，每月张榜公示。他在长沙设立厘金总局，由长沙知府裕麟总管，将税收转入军需局。

左宗棠确立了商品税的制度，又着手剔除粮食税的弊端。

湖南的粮食税，规定按每石谷子交纳六两银子。而当时稻谷跌价，一石谷只能卖四百钱。又因货币贬值，二千四百钱才能换到一两银子。农民用谷子换钱，再用钱换银子来交粮食税，苦不堪言。一个家庭，一年收入一百石谷子，折合成银子去交公粮，要用掉三分之一的收入。农民交不起粮食税，就只好拖欠着，长年积累下来，成为死账。左宗棠下令，各州县要废除旧的规章制度，采用切合实际的办法。

不久，湘潭举人周焕南建议：我们按照财政部规定的指标，多交一些粮食税行不行？每石谷子交纳三两四钱银子，其中包括户部规定要交的公粮，折合钱币的一两三钱，另外土地税和人头税每两多交四钱，增缴一两三钱支助军需，还多交四钱归县里使用。

左宗棠一看这个提议，就懂得了周举人的用意，大加赞赏，提请骆秉章批准实行。

但是，很多不能理解周举人的用意。这就怪了，百姓本来觉得赋税太重，怎么会自愿多交税呢？左宗棠深知其中的猫腻。他在为骆秉章起草的奏疏中做了分析。百姓自愿给税收加码，其实是为了减负。原来，虽然户部规定了纳税的额度，但各地政府层层加码，把各种费用摊派到税收中，所以百姓宁愿明里支持政府，而不愿吃亏吃在暗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