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收复新疆
1、中央的财政支持
光绪元年（1875）六月，左宗棠决定将刘锦棠的老湘营用作西征主力，请求朝廷催促各省关迅速解运协助的军饷。与此同时，他创办兰州火药局，加紧生产军火。只等军饷一到，恪靖军就要大举西进了。鉴于西征大军整装待发，需饷孔急，朝廷命令各省关将所欠的西征军饷提出一半，限期解运到甘肃。左宗棠将出关各军调赴凉州等候军饷，因为部队必须轻装前进，不能带足一个月的饷需，如果后路没有粮食接济，后果不堪设想。可是，这一等就等了小半年，他一直等到年底，西征所需的军饷还没有到齐。万不得已，他于十二月十四日奏请参照沈葆桢增援台湾的前例，借洋款一千万两，记在各省关应该协助西征军饷的账上，分十年划还。
左宗棠要借洋款，朝廷请洋务派的两江总督沈葆桢发表高见，因为他指挥台湾保卫战时就曾借过洋款。沈总督素来跟左宗棠关系不错，没想到这次他站到了李鸿章一边，给左宗棠泼了一盆凉水。他说，西洋各国都借国债，但西洋各国都因此而承受着压力。去年的台湾战役，外省毫无支援，他才出此下策；后来借到二百万两，日本已经撤军，他就不敢再借了。而新疆的事情不是一两年就能办好的，就算各城都已收复，但新疆与俄国为邻，还要设市设防，朝廷必须重新布置。洋人借出一笔巨款，然后从海关索还，海关则仍然要等待各省把钱拿出来，过去各省只筹协助西征的军饷，已是很难催到，现在又多了一项支出，还要筹借款的利息，又怎能如期归还？协助的军饷拖延了日期，海关就吃紧了；海关亏空一大截，就没有钱供给国家财政，国库也就空虚了。
沈葆桢还给左宗棠翻起了旧账。他说，左宗棠上次借了三百万两，要到光绪四年才能还清，现在又要续借一千万两，从今年开始计算利息，明年就要还本。海关应接不暇，而西陲部队的士饱马腾，坚持不到两年光景，又得勒紧裤带。进兵越远，转运越难，需要的军饷也就越多，半途而废又不行，又得责成各省出钱。大家除了还债，还要另外拿钱来接济西征，哪有这个能力？那么再借洋款行不行？显然不行，那时海关已经无钱可扣，拿什么垫付？大家怎么忍心看着左大人这位中兴元老坐困于绝域？所以他再三考虑，还是不敢孤注一掷。
清廷将沈葆桢这番消极的言论转达给左宗棠，请他斟酌考虑。左宗棠想：李合肥（李鸿章）财大气粗，如今小沈都跟他一个鼻孔出气，话里带着讥诮，拿西征大事当儿戏。你不就是要为李鸿章多争一点资金么？老夫得好好教训一下这个半吊子洋务派才是。于是，他提笔奋书，写下了驳斥沈葆桢的奏疏。
左宗棠指出，他很清楚借用洋款并非上策，他之所以奏借洋款，根本原因是各省关应该协助的款项积欠太多，直到出了增加海防预算的议案，西征协饷比常年又减到一半以下，频频催促，都得不到响应，万般无奈，不得已而有此请。
他又指出，沈葆桢原来可不是这么说的。他在过去的奏疏中说，英美举债，对于本国是藏富于民的举措，不像西班牙等国对外输出利息。尽管如此，沈葆桢还没有接触到事情的本质。中国的西征用兵，是为了收复原来的疆域，并非争夺领土。借千万巨款接济目前的急需，是为了军队不必停在那里等待军饷。十年的利息，消耗虽然不少，但本钱先已借到，部队得以迅速投入战斗，应办之事可以速办，例如减撤防军，节省浪费，制订新的制度，大开利源，随时随处注意节约，这十年中消耗的利息，可以从十年的努力中得到补偿。这跟日本侵略我国，与洋人共享利益，不可同日而语。何况，用海疆每年应该协助西征的军饷，偿还每年应还陕甘借款的本息，只要拿出不到一半的款额就足够了。这样对塞防大大有利，而对海防丝毫无损。
左宗棠说，西方各国的兴废存亡，与借债不借债没有关系，而他平定陕甘的战果则说明，借用洋款对中国的确是有益无害的。如果他不是靠着先后借用洋款，部队不可能生存到今天。他还指出，李鸿章和沈葆桢本人都是愿意借洋款的，去年李鸿章就曾奏请借洋款二千万两；沈葆桢本人办理台湾防务，也曾借用洋款六百万两，只是因为日本撤军，户部决定停借了四百万两。现在日本那边安静了，西边战事紧急，把老办法再用一用，有何不可呢？他请朝廷下旨，令沈葆桢立刻代他借洋款四百万两，迅速送至甘肃。
左宗棠一方面理直气壮地驳斥沈葆桢，另一方面，对于向洋人借钱打仗还是耿耿于怀，愧疚于心。他在给吴大廷的信中说：打仗没钱，需要借饷，已经是一件糗事，而借饷还借到外国人那里去了，仰仗外人的鼻息，真是不争气啊，真是无耻啊，真是臣子的罪过啊。东部省份的官员，对于西征军饷置之不理，逼得我只能借洋款，而他们还从中阻挠，究竟居心何在？
左宗棠没有料到，李鸿章与沈葆桢的反对意见，丝毫没有动摇慈禧西征的信心。这位皇太后非常体谅左宗棠的难处，以皇帝的名义发布一纸诏书，解决了他的所有难题。
左宗棠出师塞外，必须士饱马腾，方足以壮军威而张挞伐，各营将士踊跃前驱。西征饷银未能足数，致有积欠口粮，此次远道进兵，粮饷必须充裕。左宗棠前议借洋款一千万两以备应用，因耗息过多，请减借四百万两，系为节省经费，顾全大局起见，惟现当大举深入，酌发欠饷，豫备行粮，需款甚巨，恐不足资周转。该督既以肃清西路自任，何惜筹备巨款，俾敷应用，以竟全功？加恩着于户部库存四成洋税项下拨给二百万两，并准其借用洋款五百万两，各省应解西征协饷，提前拨解三百万两，以足一千万两之数。洋款如何筹借，着左宗棠自行酌度，奏明办理。钦此。
慈禧再次为西征军撑腰，而且手笔巨大。左宗棠谨慎地开口要钱，慈禧却主动为他加码。左宗棠真是喜出望外，激动万分。他把上谕向部属宣布，命令部队举行聚餐，士卒欢声雷动。左宗棠连忙具疏陈谢，并陈明自己不仅会节省用钱，还会大开财源，让慈禧吃了定心丸。
粮饷问题解决了，老湘营很快开拔。光绪二年（1876）正月二十八日，刘锦棠率老湘营从凉州推进到肃州。左宗棠本人也急于向前推进，二月初八日，刘典抵达兰州，左宗棠与他连日商榷，移交公务。二月二十一日，左宗棠从兰州启程，西赴肃州。随从部队有亲兵十哨，白马氏练丁一营，以及骑兵四队。
左宗棠临行前拜发了几份折片，提出初步的战略方案：西征军先攻北路乌鲁木齐，然后向南路挺进，致力于北，收功于南。同时，他表现出湖南骡子的执著，再次请朝廷下旨，令沈葆桢代借洋款四百万两，迅速解到甘肃，并催促各地解运西征军饷。他不顾沈葆桢反对自己，指名道姓，让朝廷压着沈葆桢去做不愿做的事情，其强悍的性格由此可见一斑。
十天后，朝廷便颁发上谕，表达了慈禧这个女人作为政治家的钢铁意志，以及她对左宗棠的全力支持。上谕中写道：左宗棠抵达肃州以后，应该如何陆续进军，由他随时相机决定，朝廷不为遥控。朝廷只有一个期望，那就是官军节节扫荡，收复乌鲁木齐和吐鲁番，逐步廓清南北两路，奠定西陲，立下一劳永逸的大功。
三月十三日，左宗棠抵达肃州，驻扎城东南大营。
2、故人之谊
左宗棠离开兰州之前，收到了一笔私人的西征捐款，不由感动得老泪纵横。捐款人是浙江巡抚杨昌浚，他知道左宗棠正要进军新疆，收复国土，而陕甘的条件艰苦卓绝，军队缺乏给养，于是，他把自己积攒的养廉薪俸，共计二万两银子，捐献给恪靖军，供养前线的部队。
杨昌浚此举确实很不容易。他本人正在官场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社会舆论也把他推向了耻辱的深渊，但他心里还惦记着西北的军队。正是如此难得的大公无私，令左宗棠唏嘘不已。
在不少的记载与传说中，左宗棠是一个性格上有些不近人情的人物。我们从他对待广东巡抚郭嵩焘和安越军统领李元度的言行当中，确实可以感受到他的这种做人风格。郭、李二人都是他的至交，但他在因公务而参劾这两人时，似乎丝毫未留情面。然而，如果我们考察左宗棠对待另一些挚友与部属的态度，从他与王錱、王开化、蒋益澧、周开锡、魏喻义、刘松山、杨昌浚、胡雪岩等人的交往中，都可以看出他对朋友的热忱、信任与回护。而且，就连对待李元度，他也并未一棍子打死，在参劾此人的同时，他也针对曾国藩的弹劾为此人说过一大篇公道话。因此，左宗棠刚直的性格作用于其交友之道时，固然不可否认他对友人有矫激无私的一面，但可以说，其主流是对友情温暖爱护的那个层面。
左宗棠对于杨昌浚的态度，非常有助于说明这个结论的正确性。为了了解杨昌浚在光绪二年所承受的巨大压力，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同治十二年（1873）浙江省发生的一个案件。这场官司持续了多年，左宗棠的挚友杨昌浚面临一场严峻的历史考验。
在这场官司发生之前，杨昌浚是一位名声颇佳的好官。他跟随左宗棠平定浙江之后，这个经历了多年战争摧残的省份百废待举，杨昌浚作为浙江布政使，带领百姓凿湖导河，兴修水利，发展农桑。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诗人，对于自己的建设成果，他有一诗描述：“手植垂杨三万株，春来新绿满西湖；他年若过双堤路，漫道棠阴继白苏。”
杨昌浚因政绩不俗，于同治八年（1869）获得升迁，代理浙江巡抚，第二年实授巡抚。前面说过，在东南封疆大吏的位置上，他不遗余力地为左宗棠的西征提供军饷。同时，他和左宗棠志同道合，坚定不移地实践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天津教案发生后，英、美、法等七国联合向清政府抗议，并在天津、烟台集结军舰示威。同治十年（1871年）三月，杨昌浚亲自前往宁波与镇海巡视海口，筹办防务，他上奏清廷说：“自强之计，宜用外人之器，师外人之长。”
杨昌浚不仅为官清正，而且人品极佳，为他赢得了很好的口碑。但是，自从发生上面所说的那桩案子，左宗棠的这位好友，百姓眼中的这位好官，就堕落为人们眼中的一名昏官了。无论在官场还是在民间，他都变得臭名昭著。更令他难堪的是，文艺作品将他塑造为污点官员的典型。
杨昌浚因之而蒙上污点的那桩冤案，中国人几乎是家喻户晓。有一出传统剧目，演绎冤案的经过始末，剧名为《杨乃武与小白菜》。杨乃武和小白菜是该案中的两个涉案人员，也是因浙江官场的误判而蒙受不白之冤的受害者。
此案的来由，是因一名男性在家中暴死。死者名叫葛品莲，浙江余杭县的县民，生前在一家豆腐店当伙计，身材长相和《金瓶梅》里的武大郎有几分相似。而他的妻子毕秀姑，则和武大郎的老婆潘金莲一样，生得白净水灵，貌美如花，由于性颇风流，人们称之为“毕金莲”。她平时爱穿白色上衣和绿色裤子，所以又得了个“小白菜”的外号。
话说毕秀姑嫁给葛品莲以后，丈夫喜得娇妻，却又担心她招蜂惹蝶，看得很紧，得了个疑神疑鬼的心病。偏生隔壁就住着一个帅哥，令葛品莲时刻小心提防。此人名叫杨乃武，浙江余杭人氏，举人出身。他为人耿直，看到地方上有不平之事，总爱出头，给官府找麻烦，得罪了知县刘锡彤，被视为刁民，由此而种下了祸根。
杨乃武是个有头有脸的士绅，条件强过豆腐店的伙计何止百倍！葛品莲对妻子愈加不放心，生怕她和杨帅哥勾搭成奸。他常跟母亲说：“我好不容易娶了个俊俏媳妇，隔壁杨秀才竞争力太强，您老得帮我看紧点！”
葛品莲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因为毕秀姑是个思想行为超前的新女性，结交异性朋友不少，其中包括县令刘锡彤的公子，而杨秀才确实也在她结识的社会名流之列。
葛品莲和武大郎一样，虽然娶了如花美貌的娇妻，仍是无福消受，突然得暴病身亡。他的死，确实太过突然，其母喻氏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她想：儿子身体好得很哪，怎么可能突然病死呢？莫不是媳妇小白菜与杨乃武勾搭成奸，合谋毒害亲夫？不行，此事必须告官，好歹弄个明白。于是，她请人写好状纸，将杨乃武与毕秀姑告到县衙。这就是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的来由。
知县刘锡彤接到状纸后，看到被告是杨乃武这个刺儿头，连忙升堂审案，吩咐衙役将被告带上堂。他把惊堂木一拍，喝道：“杨乃武！本县早就知道你不是个好东西，难怪平日处处跟本县过不去。原来你满口仁义道德，竟与有夫之妇通奸，杀人害命！今天你落在本县手里，看你还如何抵赖！还不从实招来！”
杨乃武不承认谋杀葛品莲，但他很难洗刷自己身上的疑点。他与毕秀姑比邻而居，抬头不见低头见，又是彼此倾慕，关系暧昧，关于两人的风言风语，早已在街坊中传播。刘锡彤丝毫不觉得此案有什么疑点，而他儿子也是小白菜的追求者，早就不满毕秀姑跟杨乃武交往，于是在父亲耳边说了杨乃武许多坏话。刘知县已有先入之见，一上来就给杨乃武定了个“夺妇谋夫”的罪名。杨乃武申辩说，他与毕秀姑的关系虽然说不清楚，但他们确实没有合谋杀人。刘锡彤哪里会肯放过此人，动用酷刑逼供，终于屈打成招。如此一来，毕秀姑罪大恶极，被判“谋杀亲夫”，凌迟处死；杨乃武罪也不轻，背了“通奸杀人”的罪名，判处斩首示众。
好在刘知县没有自作主张杀人的权限，一案处死两名人犯，必须报上级审核。但是，上级对这两条人命也颇为草率，杭州知府看不出刘知县的判决有什么疑点，维持原判，上报浙江按察司。省级官府仍是草率从事，上报刑部备案。
眼看案子一级级通过上报，人头快要落地了，杨乃武的亲属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几次进京上访。由于杨乃武是个举人，此案引起了舆论的关注，江浙朝野人士同声支援，外国人办的报纸也刊载了此案的案情，并称存在冤情。更重要的是，英国外交官的一句话惊动了慈禧太后。他们说：“贵国的司法公正，如果就像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那样的水平，我们可不敢恭维。”慈禧向大臣们追问道：“这究竟是个什么案件？一定要给我查明了！”于是，朝廷将此案下发给浙江巡抚杨昌浚，令他会同有关衙门亲自审核。朝廷还不放心，又派出以清廉公正而闻名的刑部胡侍郎，作为督察员，前往案发现场调查，提审犯罪嫌疑人。
此案的复审可以拿马拉松来相比，竟然历时四年多。在这个漫长的过程里，杨昌浚一误再误，轻信下级，无视舆论，一意袒护州县官员，企图维持原判。但是，舆论压力和上级的干预使他无法草草结案，杨昌浚不得不将该案人犯、案卷和死者尸棺押解到京城，由刑部等衙门三堂会审。
光绪三年（1877），案情大白于天下，证实杨乃武和小白菜确实是冤枉的。杨乃武人虽未亡，家庭已破，连回家的路费都是胡雪岩资助的。他在酷刑下伤筋折骨，几乎成了残废，回到家乡后心灰意冷，轻易不与外界交往，专心研究孵育蚕种。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三年之后，他培育出一个蚕种品牌：“风采牡丹，杨乃武记”，于是家道中兴。小白菜作为封建社会里受欺压的一个女性，没有杨乃武那般的幸运，她出家为尼，在青灯古佛旁了却余生。
此案的转折使浙江官场发生了大地震，二十多名官员被摘掉顶戴花翎，永不叙用，因军功而步入官场的湘系军阀受到沉重打击。杨昌浚用重金向刑部尚书皂保行贿，企图阻挠杨乃武与小白菜平反，自然也要为此冤案负责，终于卸任回家。
杨昌浚竭力维持这桩冤案的原判，不仅是受了下属蒙骗，而且明显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为了筹饷的顺利进行，他必须维护浙江官场中湘系集团的利益。对于案情本身，他没有花心思去研究。案情大白的最后关头，他为了保住集团的利益，仍然要做最后一搏，才出了行贿的下策。
值得注意的是，左宗棠对杨昌浚的清正为官始终是深信不疑的。此案发生前，朝廷里就有不少大员攻击过杨昌浚，左宗棠给他打气：
阁下伟量宏才，朝论翕然，断非蚍蜉所能撼。
此案发生后，左宗棠认为，杨昌浚不可能干官官相护的勾当，更不会妨碍司法公正。他认为，一定是浙江和京城有人妒忌他，故意跟他过不去。因此，他决心鼓励这位挚友渡过难关。他很清楚，杨昌浚的去留关系到西征军饷，他不愿看见杨昌浚倒下，国家和他本人都需要这个人待在浙江巡抚的位置上。
左宗棠远在甘肃，无法了解杨乃武一案的细节，为什么他断言杨昌浚没有犯错？因为他自认为对这个朋友知之甚深。他很清楚，杨昌浚一开始就无意于仕进，是他把这位朋友拉入官场，并且要求他不要离去。所以，杨昌浚绝不是一个官迷，何至于为了保住顶戴而胡乱判案？另外，他知道杨昌浚在浙江为官颇有建树，为西征筹饷不遗余力，鞠躬尽瘁，难免得罪浙江的一些官绅，有人想借机整治一下这位巡抚，也在情理之中。
报纸对此案的报道，更加令左宗棠反感。他早就看不惯洋人出钱，国人办报，尽替洋人说话，混淆国人的视听。他认为报纸将杨乃武一案炒得沸沸扬扬，是抹杀公论，为奸人喊冤。朝廷居然也信报纸传闻，他觉得莫名其妙。他说：杨昌浚有什么事情对不起浙江？偏偏浙江人就不服他的教诲！这是因为他性气宽和，人们都不怕他。他叹道：真是世风日下，竟然会有人为奸夫奸妇劣属雪冤！
在光绪二年杨昌浚为西征军队捐款的时候，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的复查尚未拿出结论。左宗棠知道，杨昌浚之所以继续留在官位上，是为了支持自己的西征大业。所以，左宗棠收到他的捐款时，心中感慨万千。但是，左宗棠由于启程西征，公务太忙，竟然无暇给他写一封感谢信。直到抵达肃州以后，才抽空写了几句话，表达由衷的谢忱。他劝告杨昌浚：如果你顶不住杨乃武一案的舆论压力，就辞官回家吧。我虽不敢辞谢你的馈赠，但担心你为官在外，长期没有顾及家里，恐怕将来连吃饭都成问题，所以到你回家时，我一定会把这笔款子寄还给你。
杨昌浚听从了左宗棠的劝告，可是他两次辞官，朝廷都不批准，直到杨乃武一案审结，他才作为污点官员告别官场。但是，这件案子在北京审结之后，左宗棠对结果仍然有所保留。此案翻案的关键在于验尸结果，验尸官从葛品莲尸骨的颜色来分辨，认定不是中毒身亡。而左宗棠自称翻遍了《洗冤录》，并未发现中毒而死的人可以从骨头的颜色来分辨查验。因此，他认为此案的结论还有可疑之处。此为后话。
从左宗棠对待杨昌浚的态度，可以看出他有一种极为可爱的性格。虽然他本人颇为自负，但他对谦谦君子杨昌浚十分认可，信任极深，不会因别人甚至公众的看法而轻易放弃对他的好感，而且在朋友遭遇困境时，他会站在朋友一边，甚至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跟舆论作对。
3、显灵与出关
左宗棠的西征大军向肃州挺近，路途之中，遭遇了一个灵异现象。
老湘营是刘松山带到西北的部队，自从刘松山死于金积堡战役中之后，军中盛传刘松山经常显灵的故事。左宗棠听到将领们有关刘松山显灵的报告，表现出将信将疑的态度。而左宗棠此次向肃州而去，行至离肃州不远的地方，又听到了刘松山显灵的消息。
由于左大帅行辕接近肃州，刘锦棠率所部前来迎接。刘锦棠尚未来到钦差轿车之前，他军中的一名士兵却向钦差轿车前跑来，喊叫道：“老统领派我来传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