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从辅政到南洋
1、入赞纶扉在曾纪泽签署中俄伊犁条约的同一天，左宗棠从崇文门进入北京。从他还在京城门外的时候起，他就感觉到自己进入了一个乌烟瘴气的世界，这个世界很不适合他那率直的脾性。他在城门口遇见了一件事，说明腐败已经吞噬了整个京城和朝廷。门吏向他宣布了一个惯例：所有任期结束奉召进京的高官，都要在城门口交纳一笔银子。那些刚从油水特厚的位置上退下来的官员，有时要交纳十万两之多。门吏向左宗棠索要的银子不算很多，只是四万两而已，但在左宗棠看来这是巨大的贿赂。他拒绝交银，声称自己是奉诏进京，如果进京面圣都要交钱，那就应该由朝廷买单。由于他的名气太大，也由于他脾气有些吓人，他破了官场一例，未掏腰包就进了城门。这件事在京城的茶楼酒肆里，很快就成为一个传奇故事。
进京之后，左宗棠立刻遇见了更大的腐败。进京第二天，即光绪七年（1881）正月二十七日，两宫皇太后两次展觐召对。第一次召对，西太后身体不适，由东太后主持。不知是由于长途疲劳所致，还是因为突然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或者是由于慈安态度和蔼可亲，抑或是由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左宗棠生平第一次失去了镇定。他哭了。
慈安皇太后是一个具有罕见魅力的女人，生就一副软心肠。也许，正是她对左宗棠及其历经的千辛万苦表现出深切的关怀，致使这个中国最坚强的男人的自我防线彻底崩溃。这个男人一生中遭到不断的反对和非议，已被锻造得如钢铁一般坚强，但是此情此景，得到如此的同情，他再也撑持不住了。
东太后看到了他的泪水，柔声问他：“左卿为何如此？”
左宗棠奏答：“眼睛本来不好，一路上被风沙刺激。”
东太后又问：“左卿如何保护双眼？”
奏答：“平时都戴墨镜。”
东太后说：“此时何不戴上？”
奏答：“为臣之道，不容如此。”
但是，东太后执意叫左宗棠戴上墨镜。左宗棠从口袋里掏出眼镜，抖抖索索，眼镜掉到地上摔破了。东太后心疼这位大功臣，叫太监取来咸丰皇帝用过的墨镜交给他。
慈安太后是个软心肠，谈起左大臣二十年的忧心操劳，眼泪都流下来了。咸丰给予左宗棠的恩遇，使他和这家人之间始终有一根诚挚的纽带牵扯着。为了这个恩遇，他真是愿意肝脑涂地，而咸丰的两位遗孀也是始终对他信任有加。
左宗棠戴着皇帝的眼镜走出召对的宫殿，这件礼物立刻给他带来了麻烦。两次召对之后，左宗棠被任命为军机大臣，掌管兵部，在总理衙门行走。按照惯例，升任高级京官的任命书由太监宣读，而接受任命者应该给太监一个大红包。当左宗棠听宣任命时，他给了太监一百两银子。太监的表情非常惊讶，左宗棠以为是自己的慷慨把太监吓着了，哪知太监接着打听咸丰的那副眼镜。左宗棠根本没听出他的言外之意，说了些无关紧要的闲话，就此作罢。
几天后，曾国藩的儿子曾纪鸿悄悄地告诉左宗棠，说咸丰眼镜的问题已经成为宫中的话题。小曾跟左宗棠关系不错，提醒这位长者最好满足太监的要求。左宗棠对此事不大在意，只是随口一问：太监打算要多少？小曾说，太监们认为皇帝的眼镜是非同小可的礼品，值得十万两银子，不过他们只要一万两就会满足了。这个提议令左宗棠觉得太荒唐，他不愿认真考虑，而是一笑了之。
过了一段时间，左宗棠再也没有听说此事。有一天，他跟小曾聊天，说：“你说的墨镜那件事，完全是凭空猜想，我没给银子，也没人找我的麻烦。太监是能敲则敲，你不理他们，他们也无可奈何。”
小曾说：“噢，忘了告诉您，恭亲王担心那些太监捣鬼，为了避免尴尬，花八千两银子摆平了此事。”
墨镜的故事很明显是一则野史，但典型地反映了紫禁城内的生存环境，以及太监群体对北京官场的挟制。左宗棠很快就明白了他不适合做京官，他和宫廷阿谀者是势不两立的人。而接下来的一件事情，决定了左宗棠不可能久留于京城，尤其是不能留任朝廷机枢。
慈安皇太后在召见左宗棠之后，没过几天就去世了。她的谢世是一个非常意外的事件，舆论认为她是死于伙伴西太后慈禧之手。在慈安去世之前，大家都知道慈禧患了重病，有人议论她会一病不起。因此，当宫内宣布皇太后驾崩时，京城中人都以为死的是慈禧。随后，大家得知死者竟是慈安，无不感到诧异。左宗棠的反应跟大家一样。他在慈安死后的当晚进宫，听到东太后去世的消息时，随性地嚷道：“我今天还见到东太后上朝，说话和平时一样清朗，此事定有名堂！”
他怒气冲冲地在宫苑里来回走动，顿足叹息，无所顾忌地发表意见，恭亲王费了很大力气才让他安静下来。早有太监将他说的话报告了慈禧，倘若东太后之死与慈禧真有干系，那么慈禧对左宗棠就会因此事心存芥蒂了。慈安与慈禧联手执政的二十年中，朝廷在汉人将帅的帮助下，先后镇压了太平天国和捻军，又镇压了云南和西北的回民运动，最终收复新疆，还从俄国人手中收回了伊犁。一切迹象表明，汉人臣子有能力将满人的王朝从巨大的困难中救拔出来，因此两宫皇太后将越来越多的汉人提上高位。但是，慈安去世后，慈禧过河拆桥，满人在军政高位上全面复辟，这可以看作慈安去世和恭亲王失势的结果。
关于清廷为何要将左宗棠迁调进京，让他担任枢臣，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但也可能是各种原因的合力所致。
第一种说法是，清廷将左宗棠调离新疆，是一个向俄国妥协的信号。当俄国调兵遣将对清廷进行武力恫吓时，李鸿章感到了恐慌。他向朝廷进言：“中国一日以北京为建都之地，则一日不可与外国开衅，因都城距海口太近，洋兵易于长驱直入，无能阻挡，此为孤注险着。”其实这番话并非李鸿章的原创，而是照搬了受清廷之聘为中俄伊犁交涉调停的戈登的忠告。戈登在天津与李鸿章见面时说：“如果你要作战，就当把北京的近郊焚毁，把政府档案和皇帝都从北京迁到中心地带去，并且准备作战五年。”清廷在李鸿章危言耸听之下，对以武力威慑俄国的方针发生了动摇，所以临阵易帅，将左宗棠调至北京，作为向俄国示好的一种姿态。
第二种说法是，清廷并不是为了向俄国示好而将左宗棠从新疆调走，而是因为北京官场“泄泄沓沓，未能匡弼”，确实需要他去主持大局。前面已经说到，将左宗棠从新疆调至京城的做法，客观上使俄国人感到了清廷的威胁而非妥协，因此，清廷将左宗棠调至中央，究竟用意何在，还是值得探讨的。就连左宗棠本人在接到调令之后，对清廷的用意也不是十分清楚，但他估计是主张妥协的要员对朝廷施加了影响，所以他在给张曜的信中说：“俄事尚未定议，而先以兵船东行，为恐吓之计，谟谋诸公便觉无可置力。国是混淆，计抵京时，错将铸成矣，为之奈何？”但他似乎仍然对以战而收伊犁抱有希望。他在致函总理衙门时说：“察看情形，实非决之战胜不可。究之言战本是一条鞭法，无和议夹杂其中，翻觉愈有把握。”此外，如前所述，他在给刘锦棠的信中也提出非将俄国侵占的康熙朝地段收回不可。从左宗棠这种坚决的态度来看，将他调离新疆，似乎会使火药味淡化一些，但从清廷同意由刘锦棠接任新疆军务看来，伊犁之事仍然操之于主战派手中，又似乎调走左宗棠的用意不是因为主和派占了上风。而且，中外军政观察家都认为，即便左宗棠一直留在新疆，在没有得到中央政府首肯的情况下，他是绝不会贸然向伊犁发起军事攻击的。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左宗棠去北京上任，的确是京城需要这么一位辅政大臣，而非慈禧太后要削去他的兵权，将他架空于朝堂之上。
第三种说法，称左宗棠入京最重要的原因，乃是因为清流派官员和民众的强烈呼唤。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壮举，早已轰动京城，多数在都察院与翰林院供职的士大夫们组成的清流派，特别看重左宗棠的人品与才干，他们积极提议让左宗棠入赞纶扉，得到一些王公大臣的支持，加上慈禧对左宗棠的一贯赏识，左宗棠便有了曾国藩与李鸿章所没有的机遇，得以出任枢相。时任翰林院教习庶吉士的清流派健将张之洞，在这件事情上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在崇厚出使俄国之际，就上疏建议这位使臣不要走海路，而应走陆路，途经新疆，其好处除了“身历其地，体察形势”之外，就是能够“与左宗棠定议而后行”。张之洞不仅看重左宗棠，而且和左宗棠一样，主张以武力收复伊犁。清流派不满以奕为首的军机大臣粥粥无能，而希望左宗棠进京辅政，带来新的气象。清流派御史邓承修评论道：“观今之大臣志虑忠纯、畅晓戎机、善谋能断者，无如督臣左宗棠。”他又说，当今要务，莫过于给左宗棠“委以军国之大柄，使之内修政事，外揽兵权”，便可“拯今日之急，守宗庙社稷”。光绪皇帝之父醇亲王奕譞也认为左宗棠胜于李鸿章，提议让左宗棠入赞纶扉。这些因素，使慈禧太后决定召左宗棠进京。
前面说过，左宗棠进京的原因，也许上述三种说法都占了一头。分析这些原因，有助于了解左宗棠在京城的际遇。由上可见，朝廷是真心倚畀这位德高望重、功勋卓著的三朝老臣，而左宗棠也是很想助两宫皇太后一臂之力的。但是，朝廷的腐败昏庸和左宗棠的廉干质朴，两者之间很难趋于某种长久的平衡。虽然他所办之事，所提之议，得到清流派及民众的拥护，但他终难在朝廷中枢站稳脚跟。
就左宗棠而言，他品性刚直，既不善于阿谀奉承，曲意为官，又不愿陪着同事们去玩各种潜规则，更无借此机会飞黄腾达的奢望。他在觐见之前的想法，是“请开阁缺，终老邸寓”，“陈请闲散长居京师备顾问”，“免入军机被人牵鼻”；但是，在觐见之后，由于慈禧太后“盼待太殷”，所以他“不敢重拂优睐，腼颜就列，良非得已”。于是，他下定决心站好军机和外交之岗。当时的形势对他就任辅政也有很大的促进。进京不久，他就看到日本企图效法俄国，对中国多方勒索，于是他感到了一种责任，必须阻止清廷对日本提出的侵略权益一再退让。为了挽救民族的危机，为了改变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一贯软弱的面貌，他毅然决定走马上任。
在清流派官员方面，由于他们期盼时局能有转变，对左宗棠进入辅政班子寄予很大的希望，对于这位来自西北的功臣，“人皆以司马君实目之”，虽然这种比拟并不贴切，左宗棠的清廉刚正、秉持道义虽可与司马光比肩，其军功政绩却为后者所远不及，但因清流派崇奉那位北宋名臣，所以可见他们对左宗棠的评价之高。另外，清流派大臣、光绪帝师翁同龢对左宗棠印象颇佳，初次相见，就觉得这位大帅出身的枢臣具有“豪迈之气”，能够“俯视一切”。据翁同龢记载，左宗棠一扫总理衙门对外国公使毕恭毕敬的媚态，几次召见英国公使威妥玛时，会谈之间，颇有风骨，因而“壮中朝之气”。翁与左交谈，印象如下：“其言以死生荣辱为不足较”，“余服其有经术气也”。
在清廷枢垣这方面，由于其腐朽不堪，容不下左宗棠的所作所为。其实根本不用左宗棠做什么，仅仅是他置身枢垣这一事实，就令他不由自主地陷入了官僚体制倾轧斗争的格局。人们认为，提拔左宗棠，是慈禧太后“暗倾恭邸”、“扬左抑李”的手腕，而奕和李鸿章本人恐怕正是如此看待左宗棠的腾达，因此对他不是暗中拆台，就是处处掣肘。晚清官场的运作方式是阳奉阴违，勾心斗角，而左宗棠以身作则，反对结党营私，推诿渎职，坦诚地接受批评，广开言路，“苟有所见不敢不言，言之亦不敢不尽”，因此二者之间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循规蹈矩者感到了恐慌，左宗棠则感到僵死的钳制，几乎无望于以一己之力去推行朝廷中枢的改革。左宗棠虽想“从新鼓铸”，无奈“成例具在，丝毫难于展布”，他想有所建树，都为同僚们所阻，只能半途而废。军机大臣宝鋆竟然辱骂左宗棠为“一团茅草”，致使翁同龢感到“正人在位之难”。李鸿章见左宗棠位居自己之上，加上湘淮之间的历史渊源，对左宗棠表面上满脸堆笑，极尽其玩弄人事关系之能事，背地里却说左宗棠入京赞襄“未必有益”，还说他“于枢廷政务、各省情形不甚了澈”，而他的施政纲要则“近老生常谈”，与时势相格，无法推行。
由于清流派的期望和支持，由于时势的艰难，左宗棠在北京任职八个多月，但京城官场的阴暗使他没有容身之地，使他为官施政步履维艰，可以想象，六十九岁的左宗棠在京城的那些日子过得非常窝囊，甚至颇为狼狈。但是，在如此的环境之下，他仍然没有辜负拥护者的期望，做出了一些成绩，令清流派官员们感到了一定程度的舒畅。
2、枢垣施政
依据翁同龢的记载，左宗棠与之交谈，其施政主题为“河道必当修，洋药必当断，洋务必当振作”，而兴修水利、禁烟和推行洋务这三项，正是左宗棠在京城有限的时间内推行的三大要务。
在为官以前作为“湘上农人”亦耕亦读并曾不断钻研农业技术的左宗棠，非常懂得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而修治河道是他一贯的主张。他在陕甘总督和钦差督办新疆军务的任上，命令部队从事了许多水利建设，河道修治也是一个重要的项目。他从哈密赴京，途经山西和直隶，目睹永定河失修所带来的严重危害，认为京畿一带十多年来因自然灾害而导致粮食缺乏，人民流徙无常、生计萧索的现象，必须设法改变。因此，他在出任辅政之后，就提出“河道必当修”，倡议治理京畿水利。永定河的治理属于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分内事，左宗棠在他的辖区内征用民工动工，需要跟他商量，但后者只是随意敷衍一下，并不实力支持。
李鸿章的消极没有难倒左宗棠。他在新疆有过太多调军队从事基础建设的经验，由于中俄和局已定，恪靖军不再处于备战状态，他将驻守张家口等处的王德榜、刘璈、王诗正所部调至涿州一带修治永定河。为了督促和检查工程进展，左宗棠于当年五月十二日亲临涿州工地。七天后，又从涿州出发，走陆路勘察金门闸坝，然后循序视察永定河南岸河堤，察看水利工程。随后抵达天津，会晤李鸿章，与他议定，从南六工尾到南八工上泛，再向北开新河一道，抵达凤河，调淮军和楚军分段施工。他认为，下游固然必须疏浚，上游汹涌的浊流更要治理。于是，他派王诗正率一千四百人赴下游施工，而派王德榜从芦沟西北探源而入，勘察重要地段，采石修砌盘磴，使上游形成阶梯，水流变得平缓。
左宗棠告别李鸿章后，乘船溯流而上，从赵北口返回涿州。接着，他去视察了永济桥工地，看到下游的挑淤工程已推进到永乐村。他亲眼看到部队开挖桥南小减河，在北面修筑斜堤阻挡水流，使之从桥下流出，迅疾的水流向东奔去。六月初八日，左宗棠取道石景山回京。
由于在暑热中连日劳累，这位老人回京后不久便中暑了，牵动旧病全部复发，手脚痉挛，肌肉疼痛，头晕耳聋，无法办公。他向朝廷呈递请假条，请求赏假十天，以便调理。可是，十天后病情加剧，两足浮肿，左手抽筋，胸膈下出现肿块，越来越硬，加之两耳重听，只得续请病假二十天。这时永济桥浚河筑堤工程已经完成，左宗棠放下一桩心事。历时四个多月的紧张施工，基本完成了永定河疏通和加固堤坝等工程。十余年来在李鸿章眼皮底下没有修治成功并被认为无法修治的永定河，有了较大的改观，醇亲王奕譞派人去参观，“叹为创见”。
此时，左宗棠觉得自己再也支撑不下去了，请求辞去大学士的职务，停办各项公务。慈禧还是舍不得放他离去，下诏勉慰，给他一个月假期调理，不批准他的辞呈。八月十三日，一个月病假到期了，但病根仍未剔除，医药施治未能奏效，左宗棠再次请求开缺，撤销各项任务，在北京做个闲人，必要时充当顾问。慈禧也很固执，不许辞职，再给他两个月假期。
在京期间，左宗棠推行的另一项政务便是禁烟，其手段是“洋药必当断”。禁烟是林则徐的遗志，是左宗棠一辈子没有忘怀的大业。他离开大西北时，身后留下了许多令人缅怀的业绩，而禁烟是其最显著的成果之一。在他奉诏进京的那一年，甘肃的烟苗已经拔得一根不剩，妖冶的罂粟花不见了，遍地都是粮食作物。陕西的形势也很喜人，只有深山僻壤还能见到罂粟的踪迹。新疆地区南路禁烟传捷报，北路也在努力之中。西北三省烟源大大减少，比起禁烟之初，烟价上涨了许多，百姓买不起烟膏，不想戒也得戒掉。
禁烟运动给西部带来了繁荣。农业生产欣欣向荣，社会环境明显改善。光绪五年（1879），一个德国人和一个奥地利人，从上海出发西行，走了八个月，抵达新疆哈密，会见左宗棠。他们途经陕甘，亲眼看到城乡物阜民康，百姓各安其业，庄稼长势很好。昔日栽种罂粟的地方，现在都成了稻谷生产基地，粮价便宜，杂粮跌价更厉害。大西北的粮食储备增加了，社会风气经受了洗礼，人们的心灵得到了净化，连天空似乎也变得更蓝了。外国的旅行者感到了左宗棠的魅力，他们感叹道：如果中国各省的高官，都像左大人这样尽心尽力，雷厉风行，中国人革除吸食鸦片的陋习，还有何难！
左宗棠离开西北时，已经很好地完成了林则徐禁烟的遗愿，而他在入京之后，立刻着手开展全国范围的禁烟。他急于扭转颓靡的社会风气，认为禁食鸦片是关键所在。他要把大西北的禁毒推广到全国。然而，吸毒之弊积重难返，他认为，关键在于迅速堵塞毒品的源流，因为各海口每年进口的鸦片，已从原来的三万多箱增至七万多箱，而以前每百斤售银七百多两，现在已经降价为五百多两，价格下跌导致销路通畅，吸食的人越来越多。
针对这种状况，左宗棠经反复思考，想出一条极佳的对策：增加洋烟和土烟的税捐。税收一加，价格就会上涨，价格一涨，瘾轻的人不得不戒，瘾重的人不得不减少吸用量，可望逐步断瘾。
海关总口对洋烟所征的进口税，为每百斤征收三十两银子。同治七年（1868）与各国修订条约时，中国政府与英国公使阿礼国议定，洋烟缴纳的进口税，要在原有基础上每百斤增加二十两，但英国商会百方阻挠，此议没有执行。左宗棠决定办好洋烟加税之事，几次与英国公使威妥玛谈判，义正词严，终于取得成果。
在鸦片加税一事上，左宗棠着意振作中国的外交精神，即他所说的“洋务必当振作”，以改变总理衙门成立二十年来在对外交涉与联系中遇事屈从、过于卑怯的外交格局。他以“权自我操”为谈判基点，召见威妥玛，使威妥玛无法刁难。但是，威妥玛舍不得多付税款，在谈判中狡诈多变，跟左宗棠讲的是一套，跟李鸿章讲的又是另一套。左宗棠认为，如果同意威妥玛的办法，便违背了自己以加税达到禁烟目的之本谋，于是驳回了威妥玛的狡辩。左宗棠此举，人称“奇横有趣”，“可令彼族夺气”。慈禧太后对他的评价则更为中肯：“尔向来办事认真，外国怕尔之声威。”论者认为，这是对左宗棠一贯勇于维护民族尊严的爱国行为的最高褒奖。
在与威妥玛交涉的同时，左宗棠于当年五月初五日奏请严禁吸食鸦片，第一步的具体措施，就是增加洋烟和土烟的税捐，按照实数征收，除总口收税为每百斤三十两外，还要征收销售税，每百斤洋烟合计征收实银一百五十两。对内地私种罂粟制造的土烟，应比照洋烟的税则加收捐税，以示惩罚。左宗棠指出：加税不是为了国家敛财，只是为了禁止不良的风气，所以不得不从重处罚。
左宗棠于五月初六日觐见，当面向最高决策者力陈这个方案的好处。朝廷将他的提议下发讨论。左宗棠担心被洋人钻了空子，再次要求政务公开。他指出：总理衙门的公文一向保密，可是天下事应当让天下人都知道。对国人保密，外国人却想方设法刺探去了，主动向我们挑起论端。不如将文件解密，公之于众。洋烟加税一事，大臣的奏疏和朝廷的谕旨，不妨一并公布，犹如釜底抽薪，外国人还有什么机会闹事呢？左宗棠再次挑战祖制成例，总理衙门的主办官员一听说要公开政务，立刻以不合惯例加以拒绝。左宗棠说：不合惯例也要公开，就由我这里开个先例吧。事情正如左宗棠所料，文件公布以后，威妥玛见事情已经宣露，果然不再发表异议。八月二十七日，左宗棠身在病中，再次提出烟土加征税收的方案，主张综合考核，制订统一的规章制度：洋烟每百斤征税一百五十两，土烟每百斤征银五十两。
可惜的是，中国只有一个左宗棠。全国十八个行省和十多个特别军政管辖区，多数督抚大员不敢涉足禁毒，惟独左宗棠敢于大刀阔斧禁毒扫毒，堪令全国官员汗颜。左宗棠的禁烟实践为20世纪初叶全国性的禁烟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为清政府在行将灭亡的最后年头即宣统三年（1911）和英国最终订立《禁烟条约》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3、南洋大臣
左宗棠入主中枢八个多月，如果他置身宦海，随波逐流，也许他会终老于京城，以勋臣望爵的身份安享晚年。但他不愿违逆素志，如此庸碌无为地走过生命中最后的一段历程，于是他要尽力改变中国萎顿不振的外交格局，要澄清京城的吏治，要认真地改善民生，于是他遭到官场积习的极力排斥，而他自己也觉得在京城很难施展拳脚，颇有去意。这样一来，左宗棠离京已成定局。但是，慈禧仍然舍不得让这位勋臣赋闲，对他还有重寄，决定将他补授两江总督，兼任办理南洋通商事务大臣。她给左宗棠的两江总督之职，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而南洋大臣则从同治十二年（1873）起例由两江总督兼任，要负责对外关系，代表朝廷主管南方的对外通商事务并兼及海防。与之对等的职务只有一个，就是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江督兼南洋大臣和直督兼北洋大臣一南一北，分别是晚清南方与北方最有权势的封疆大吏。左宗棠出任江督兼南洋大臣，与直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势均力敌。
由此可见，慈禧给予左宗棠外臣担任的最重要的职务，让这位老当益壮的英雄可有用武之地。这在左宗棠正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去金陵坐镇，大刀阔斧地实施军政方略，较之在枢垣处处受人掣肘，更有利于发挥他的作用。九月初六日，清廷颁发上谕，给左宗棠下达了正式的任命。而左宗棠由于心情好转，健康状况有所恢复。任命下达一个月后，他便向朝廷报告：病情逐渐好转，可以提前销假，去金陵赴两江总督之任。
履任之前，太后与皇帝例行召见，他高兴地说：“朝廷如此厚爱体恤，出乎微臣意料之外。”慈禧说道：“两江的公务，比军机事务还要繁重几倍，但尔向来办事认真，外国怕尔声威，派尔去办事，可以省去很多麻烦啊，故要劳烦尔前去。尔可多用一些人才，分担尔之劳累。”君臣愉快地交谈了一个多时辰，左宗棠才陛辞出宫。
似乎是为了映证左宗棠再膺疆寄是一件喜庆之事，左宗棠接到任命后，其寓所的一所阁楼里出现了奇迹。左宗棠此次进京，先住湖南善化会馆，然后搬进东华门附近雍正朝怡贤亲王的故居，这个地方名叫“贤良寺”。如今这个地方居然产出了七枝灵芝，左宗棠认为这是祥瑞之兆，将此楼阁命名为“玉枝阁”，领客人参观。阁楼左右各有两道外檐，斗楼上左边三枝，右边两枝，房内还有两枝。这些灵芝颜色洁白，在日光照射下，显出细腻的花纹，宾客们都说这是前所未见的奇观。
趁着如此大好的兆头，左宗棠兴致勃勃，于十月十八日陛辞出都，离京南下。他想家了，想回去看看已经逝去和仍然在世的家人。他请假两月，取道直隶、河南、湖北，渡过洞庭湖，回到湖南省墓。途中行走一个多月，左宗棠抵达阔别已久的长沙，盘桓七天，接待宾客，接着回归湘阴故里，为故世的亲人扫墓。他于十二月初八日启程，到武汉乘船东下，检阅长江水师，遵旨查办湖北省的积弊。
光绪七年（1881）十二月二十二日，左宗棠抵达金陵。只休息了一天，便接印办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