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成谜

1945年8月29日傍晚，郁达夫吃完晚饭，在家中与几位朋友喝茶聊天，商谈如何结束酒厂和农场的事情。这时候，一位二三十岁的白衣青年走进屋来，把郁达夫叫到门口，讲了几句话。然后，郁达夫返回客厅，向大家告辞，说他有事先出去一下，暂且失陪。他的语气很平和，神色也无异样，甚至都不曾换件衣服，就身穿睡袍，脚趿木屐，离开家人和朋友，实在不像是外出料理要紧事。哪知郁达夫出门之后便杳如黄鹤，消逝得无影无踪。胡愈之撰写回忆文章《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其中有一个说法得自盟军的报告，值得一提：郁达夫被骗离家不久，日军宪兵就绑架了他，于9月17日将他和几名欧洲人士枪杀在丹戎革岱的荒野中，然后就地掩埋。郁达夫在日军宪兵队做过翻译，掌握鬼子不少罪证，在盟军远东军事法庭即将开启之际，日本宪兵既担心他出庭做证，又介意他回国撰文，因此非将他除掉不可。四十年后，铃木正夫发表调查报告《郁达夫被害真相》，以令人信服的证据链坐实了日本宪兵的罪行。郁达夫遇害的地点是在异国他乡，遇难的时间是在二战胜利之后，竟然尸骸无存，究竟是葬身大海，还是埋骨荒郊？只有天知道。  郁达夫的死曾经是一个谜团，他的生又何尝不是另一个谜团。

一、找到“女神”之后

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

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

——郁达夫《寄映霞》

1916年，郁达夫在日本写信给大嫂陈碧岑，谈的本是家事，结尾处他却掉转笔头，发表感想：“弟看世界女人，都恶魔之变态，此后关于女色一途，当绝念矣。”这一年，郁达夫刚满二十岁，黄口白牙讲大话，未免言之过早。

郁达夫的运数和劫数都始于一场恋爱和一桩婚姻。这位风流才子阅尽人间春色，然而“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王映霞之外，那些五分钟热度、半杯水深度的恋爱都可以忽略不计，一前一后两桩貌合神离的婚姻也不值一提。郁达夫生命中的华彩乐章奏响于1927年1月14日，谁知是偶然，还是必然？

那天，郁达夫在上海尚贤坊孙百刚家里初识王映霞，惊若天人，内心再度燃起追求“完美”的心灵之火。他对知根知底的好友孙百刚说：“老孙！近来我寂寞得和一个人在沙漠中行路一样，满目荒沙，风尘蔽目，前无去路，后失归程，只希望有一个奇迹来临，有一片绿洲出现。”好运说来就来，“奇迹”远在天边，“绿洲”近在眼前，王映霞正值妙龄，刚满十九岁，这位杭州少女出身于书香门第。多年后，孙百刚著《郁达夫传》，描写王映霞，对她全是赞美：“她的亭亭的身材，健美的体态，犀利的谈锋，对人一见就热络的面庞，见着男子也没有那一种忸怩造作之态，处处都显示出是一位聪明伶俐而有文化教养的女子。尤其她那一双水汪汪的眼睛，一张略大而带有妩媚曲线的嘴唇，更给人以轻松愉快的印象。”惊鸿一瞥，就足够了，郁达夫已被征服。王映霞跟他说上几句话，他全身的细胞和神经就仿佛经过熨烫似的舒适妥帖。尽管他很清楚中年热恋的后果常不佳妙，却拿定主意，去勇敢地尝试一番，在日记中吐露的心声是不会骗人的：“我的心被她搅乱了，此事当竭力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此后，他的表白更无遮掩：“咳嗽总是不好，痰很多，大约此生总已无壮健的希望了，不过在临死之前，我还想尝一尝恋爱的滋味。”

《堂吉诃德》中有这样一句议论：“一个正派女人的美貌好比一束独立的火焰或者一把利剑，如果不靠近它，它既不会烧人，也不会伤人。”那么靠近它，零距离接触，真的后果堪忧？难道就没有例外吗？郁达夫强烈地感受到内心的那头豹子在躁动，急于找寻出路。

陷入情网的郁达夫就像一只陷入蛛网的飞蛾。好友孙百刚、方光焘、章克标、徐钓溪等人时常恶作剧，变着戏法捉弄郁达夫，要么骗他去兆丰公园，要么骗他去火车站，要么骗他去别的什么地方，说是王映霞几点几刻将去那里，然后他们就静等着观赏郁达夫屡寻不遇的窘态。受过几次诓骗后，郁达夫自然明白过来，他对孙、方、章、徐等友人颇怀怨忿，把这几个不怀善意的家伙一体当作自己求爱路上的拦路虎。

郁达夫往昔的恋人和情人大都出身于贫苦家庭，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期间，他拥入怀抱的后藤隆子、田梅野、玉儿，以及回国后在安庆结欢的海棠姑娘，再算上十三岁时的初恋对象“赵家少女”，她们不是农家女、小家女，就是侍女、妓女，王映霞是大家闺秀，毕业于新式学堂（浙江省立女子师范），这个区别相当明显。至于郁达夫的结发妻子孙荃，尽管其吐属风雅，但相貌平平，一桩成色十足的包办婚姻，情爱质量不可高估。郁、孙二人有过诗词唱和、书信往来，生儿育女之后，情意却并未转浓。

郁达夫初识王映霞的时候，就是这么个尴尬的处境，一个使君有妇，一个罗敷有约，但他毫无退缩之意。两人相识仅两个礼拜，郁达夫居然就交浅言深，写信去劝导王映霞：“听说你对苕溪君的婚约将成，我也不愿意打散这件喜事。可是王女士，人生只有一次的婚姻，结婚与情爱，有微妙的关系，你但须想想你当结婚年余之后，就不得不日日做家庭的主妇，或拖了小孩，袒胸哺乳等情形，我想你必能决定你现在所考虑的路。你情愿做一个家庭的奴隶吗？你还是情愿做一个自由的女王？你的生活尽可以独立，你的自由，绝不应该就这样地轻轻抛去。”

这就是郁达夫为王映霞勾画的未可乐观的婚姻（与别人结婚）前景，他劝导她摆脱一切束缚，做一位“自由的女王”，这顶冠冕肯定得由他亲授才算正宗。王映霞经不住郁达夫“举着火把的狂热追求”，内心很有些松动，她仰慕郁达夫的才华，同情他的身世，但又害怕充当不光彩的“第三者”，插足男方的婚姻，招致外间舆论的谴责。有一次，孙百刚劝王映霞回避郁达夫，让他及早死心，王映霞说：“倘若断然拒绝他，结果非但不能解除他的烦恼，也许会招来意外。”在她犹疑不决的那段日子，郁达夫的书信攻势堪称地毯式轰炸，一会儿说自己如何如何苦闷，一会儿说自己准备到法国去了却残生，一会儿说自己真快要死了，一会儿说自己的爱朝不待夕，“如猛火电光，非烧尽社会，烧尽己身不可的”，一会儿说王映霞是“一个被难者，一个被疯犬咬了的人”。他甚至绞尽脑汁，想出几条王映霞不爱他的理由：“第一是我们的年龄相差太远，相互的情感当然是不能发生的；第二我自己的丰采不扬——这是我平生最大的恨事——不能引起你内部的燃烧；第三我的羽翼不丰，没有千万的家财，没有盖世的声誉，所以不能使你五体投地地受我的催眠暗示。”总之，郁达夫把自己放到低至尘埃的位置。恋爱时，男人放低姿态，确实不失为高招，很容易打动女人的芳心。王映霞情窦初开，自然吃受不住这种“漫天的情火”，尽管她偷看了郁达夫1927年2月27日的日记——“我时时刻刻忘不了映霞，也时时刻刻忘不了北京的儿女。一想起荃君的那种孤独怀远的悲哀，我就要流眼泪，但映霞的丰肥的体质和澄美的瞳神又一步也不离地在追迫我”——知道郁达夫并未狠心与妻子离婚，确实有过恼怒，但郁达夫巧舌如簧，给出符合情理的解释，并且发下毒誓（三年内他若不与孙荃离婚，他就死给王映霞看），她终于转嗔为喜，不再顾忌举世非笑，不再固执少女的虚荣，不再计较郁达夫的专断独行，未经过她同意，就出版《日记九种》，向外界曝光情事。一旦生米煮成熟饭，她甚至不再强求郁达夫与孙荃先行离婚。巧的是，恰在那时，郁达夫身患重病——黄疸肝炎，令她心生恻隐。

1927年4月，郁达夫前往杭州王府，拜望王映霞的祖父和母亲，他心中原本惴惴不安，生怕遭到冷遇。始料不及的是，一切担心纯属多余，他居然受到视若东床快婿的高规格的款待，不禁喜出望外，乐不可支。据王映霞回忆，“在祖父的宽容、妈的勉强下”，她与郁达夫订立了婚约。郁达夫答应与王映霞去欧洲旅行结婚，这个信口许诺的画饼却好看不好吃。1928年春，郁达夫又虚晃一枪，向外界表示他要与王映霞赴东瀛举行婚礼，他们印发请帖，通知中外亲友，婚筵日期是2月21日，地点是东京精养轩。由于川资匮乏，他们并未成行。王映霞做了他的妻子，也就成了他的同谋。郁达夫瞒天过海，与新娘在上海北站附近的小旅馆住了一个多月，权且算是去了一趟日本，好在王映霞的祖父和母亲面前圆谎。他们“回国”后，选在上海南京路的东亚饭店摆了两桌喜酒，邀请的是双方的亲朋。嗣后，好友易君左赋诗相赠，赞美郁达夫和王映霞是“富春江上神仙侣”，令人羡煞，令人妒煞。

如花美眷也得食人间烟火，偏偏郁达夫囊中羞涩，手头拮据，喜兴未消，就要把《零余者》中叹穷的老调再弹一次：“袋里无钱，心头多恨。这样无聊的日子，教我挨到何时始尽。啊啊，贫苦是最大的灾星，富裕是最上的幸运。”此调弹过之后，他早已记不起昔日情书中的那句话，他娶的这位王女士“当结婚年余之后，就不得不日日做家庭的主妇，或拖了小孩，袒胸哺乳”，做定了“一个家庭的奴隶”，到这时她才知道，他答应让她放胆做“自由的女王”，原是一句梦呓。郁达夫与王映霞租住在上海赫德路嘉禾里1476号，家具都是从木器店里租来的。墙壁上悬挂一副蔡元培书写的对联，用的是龚自珍的诗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十分切合郁达夫当时的处境。住所周边的环境如何？在《半生杂忆》中，王映霞有这样的描写：“从亭子间的南窗望出去，正好是静安寺公墓（今名静安公园）的所在，那墓地里每一座坟的水泥盖上，竖立着的大理石安琪儿，也都历历可数。”天天与墓地为邻，真够瘆人的。嘉禾里是贫民窟，住的多半是电车司机、售票员和产业工人，在只认衣裳不认对象的上海滩，倒是个隐蔽身份的好住处。当时，正值白色恐怖时期，郁达夫不宜露面，身边有妙龄美妻相伴，叹穷诉苦之余，总还不至于寂寞。他可以饮酒，购买旧书，从中获得乐趣，酒醉到夜卧大雪长街，书多到满坑满谷，王映霞心疼他，有时，也会责怪他胡乱交朋友，胡乱花钱。郁达夫的口头禅是：“我们无产者唯一可靠的财产，便是自己的身体。”于是，王映霞的兴趣集中在办好伙食方面，他们不讲究穿，只讲究吃，一门心思享口福。王映霞在自传中自豪地说：“当时，我们家每月的开支为银洋二百元，折合白米二十多石，可说是中等以上的家庭了。其中一百元用之于吃。物价便宜，银洋一元可以买一只大甲鱼，也可以买六十个鸡蛋，我家比鲁迅家吃得好。”

然而羡煞神仙的好日子难以持久。郁达夫想把王映霞留在家中，供他一人欣赏一人享用，这在事实上不可能做到。

1931年春，王映霞怀着第三个孩子郁云，已有七个月身孕，只为喝酒的事两人发生几句口角，郁达夫就拿走五百元存单，精神和肉体一同重返“故乡”，回富阳去跟原配夫人孙荃同居了一个星期，他与王映霞的感情因此降至冰点。事后，为了补偿妻子的精神损失，在王映霞的祖父王二南的督促下，律师徐式昌、北新书局经理李小峰出面做证，郁达夫签署了一式三份的“版权赠予书”，受益人是王映霞，这事才算平息下来。

王映霞是新派女子，有倔强的个性，除了亲情、爱情之外，她还渴望友情滋润心田，这要求一点也不过分。1932年，王映霞浙师的同学刘怀瑜独身一人到上海旅行，她到旅馆去探望，同窗好友久别重逢，彻夜畅谈，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郁达夫却十分生气，为此出走半个月，还写了一篇《她是一个弱女子》，影射王映霞与刘怀瑜搞同性恋，他出此大招，令王映霞十分恼怒。在自传中，她说自己不得已选择了原谅：“我原谅他的病态，珍惜他的不健康的身体，另外，还感佩着他的才华。于是，只能言归于好。”但每一次和好的背后都积累了新的隐患。

王映霞最困惑也最不满意的是：郁达夫婚前亲密，婚后感情疏离，反差太大。家书中往往只有稿件如何处置、银钱如何分配、亲友如何交道等琐碎内容，很难再找寻到几句温暖情怀的话语，郁达夫早期情书中常常出现的那些鬼头鬼脑、贼头贼脑的英文字样“love”“kiss”，更是扫地以尽，完全绝迹。1938年10月18日，她写信给郁达夫，抱怨道：“别人都会在文章中称赞自己的妻子、爱人，只有你，一结婚后便无声无息，就像这世界上已经没有了这个人一样。做你的妻子，倒不如做个被你朋友遗弃了的爱人来得值得，就如徐亦定一样。”郁达夫将浪漫的爱情视为阶段性产物，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王映霞当然不满足，心中有一种挥之不去却招之即来的幻灭感。

郁达夫的好友曹聚仁具有犀利的眼光，看到问题的实质，他撰回忆文章《也谈郁达夫》，明确地指出：郁达夫身体一直不好，尽管激情澎湃，但玩的多半是精神体操，无法与美女打持久战。打井人胃口小，怨不得井水要四溢了。这个说法也没错，王映霞虽未做成“自由的女王”，但她逐渐成长为“刚强的女士”，身体强，个性强，欲望也强；郁达夫一介书生，蒲柳弱质，只能小范围开发，要使之全面开花，则力不从心。于是，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王映霞的灵与肉从他身旁剥离开去，渐行渐远，终成路人。

二、举家移居杭州

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

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

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

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

——鲁迅《阻郁达夫移家杭州》

1930年，郁达夫运交华盖。在家里，他与王映霞口角不断。在文坛上，他先是被一群左派小将利用，然后又遭到他们的攻击。1930年5月21日，郁达夫致信周作人，感叹道：“沪上文学家，百鬼夜行，无恶不作，弟与鲁迅，空被利用了一场，倒受了一层无形的损失。”有个文学青年叫史济行，不仅将郁达夫的稿件偷去发表在下三滥的刊物《红杂志》《玫瑰杂志》上，而且盗用郁达夫的名义，四处借钱，弄得乌烟瘴气。美国女记者史沫莱特采访郁达夫，郁达夫实话实说：“iamnotafighter，butonlyawriter。”（我不是一名战士，只是一位作家）没想到，他的这句肺腑之言引爆了当时的上海文坛，激怒了一些左派青年作家。他们只打算努力做战士，没打算认真做作家，他们使出的手段是阶级斗争，一齐出脚，将这位“反动老朽”踢出“左联”。

1933年，郁达夫决意离开上海这个是非之地，搬到杭州居住。郁达夫锐气磨灭殆尽，他开始求田问舍，搬迁书籍三万多册，准备在西湖的清风朗月下终老此身。他拿出全部积蓄，另外还从一位富阳籍丁姓女弟子处筹得一笔款项，合计一万五千多元，在杭州城东大学路场官弄购入一亩一分四厘地，建成风雨茅庐，请马君武题写匾额。

建造风雨茅庐前，郁达夫请风水先生郭某履勘指点，改五间一字排开的平房为前三后三的两进，以回廊相连。可惜建成之后，只见女主人的笑容若隐若现，不见男主人的身影时进时出。

1935年12月26日，在四十岁生日前两天，郁达夫与赵文龙唱和，赋诗二首，第一首绝句是：“卜筑东门事偶然，种瓜敢咏应龙篇？但求饭饱牛衣暖，苟活人间再十年。”末二句可谓诗谶，郁达夫自此以往，果然只活够了十年。

在上海时，郁达夫、王映霞交往的基本上都是文人、画家、教授和学生，举家迁至杭州后，与市长周象贤之类的官场人物交往密切，郁达夫来钱更容易了，名士派头也更足了，牢骚大减，苦恼大减，文气也大减。王映霞与那些官太太周旋，也接收不到什么正能量。

多年后，孙百刚的表弟顾鑫重访场官弄，寻觅风雨茅庐的旧影，发现它已被某派出所改为办公地点，不禁感慨系之。他填了一阕词《兰陵王·访风雨茅庐有感》，下阕有句“夤缘竞逐豪华路，惜英才俊彦，兰心蕙质，沉浮竟教宦海误”，感叹的就是他们迁居杭州后，郁达夫动起了当官的念头，因而铸成大错。他的这个看法是颇有见地的。

1936年2月上旬，元宵节前三天，郁达夫离开杭州，前往福州，意在“游五夷太姥，饱采南天景物”，还抱着热切参政的念头。郁达夫早年报考外交官被黜，一直耿耿于怀，走仕途乃是他的一个未了心愿。经葛敬恩介绍，郁达夫结识了福建省主席陈仪。陈仪急于找到一位特殊人才：他必须精通日语，有声望有地位，足以应付蜂拥而至的日本政客、军人、特务、浪人。郁达夫再合适不过。郁达夫名士习气重，疏狂任性，不胜公务之烦，都没关系，他的实职是公报室主任，月薪二百元，对外则宣称是省参议，月薪三百元。王映霞一度想去福建陪伴郁达夫，他生怕自己好不容易重新获得的“单身汉生活”遭到搅扰，或许还有别的什么缘故，一再阻止王映霞成行，弄得她起了疑心。1936年3月7日，郁达夫在日记中没头没脑没肝没肺地写下这样一段话：“自前天到今天，为霞即欲来闽一信，凭空损失五十多元。女子太能干，有时也会成祸水。”1937年春，王映霞还是去了福州，夫妻感情稍有修复。此后不久，华北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国难当头，无数家庭即将破碎，郁达夫和王映霞的婚姻也亮起了红灯。

为逃避战火，王映霞偕同老母亲和三个儿子辗转于富阳和丽水两地，当时浙江省政府的民、财、建、教四厅都已搬到丽水县城，条件比富阳要好许多，王映霞得到财政厅长程远帆的援助，住进省政府临时宿舍。这样一来，她就与住在楼上的教育厅长许绍棣朝夕相见。许有三个女儿，王有三个儿子，年龄相当，常常玩在一起。许绍棣年轻时留学日本，与郁达夫既有乡谊，又有交情，他为人风趣，性情温和，颇能识情揣意，王映霞尝够了郁达夫疏狂任性的苦滋味，更觉得许绍棣是做夫君的上好材料。小孩玩成一堆，大人也粘在一起，一个是鳏夫，一个是怨妇，一个是官场干员，一个是名士美眷，流言立刻插上翅膀，满世界乱飞。

当初，郁达夫不顾死活，追求王映霞，只贪美色，不计利害。他肯定读过唐朝诗人孟郊的那首《偶作》：“利剑不可近，美人不可亲。利剑近伤手，美人近伤身。道险不在远，十步能摧轮。情爱不在多，一夕能伤神。”但他万万想不到，有朝一日他会戴上绿头巾，当面斥骂王映霞是淫妇。自酿苦酒，自食苦果，他实在怨不得别人。

郁达夫移家杭州，鲁迅并不赞成，赋诗赠王映霞，即有劝阻之意。后来，郁达夫撰《忆鲁迅》一文，悔不当初：“我因不听他的忠告，终于搬到杭州去了，结果竟是不出他所料，被一位党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与其说鲁迅有先见之明，还不如说郁达夫在感情方面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辞别妻子，离家远游，迟早会出事。

三、鸠占鹊巢

寒风阵阵雨潇潇，千里行人去路遥。

不是有家归未得，鸣鸠已占凤凰巢。

——福州天王庙中的签诗

1937年底，郁达夫游福州天王庙，抽得一支下下签。他本就有自卑感，不放心王映霞与外界接触，害怕她接触之后，就会看轻他头上仅有的“才子”“文学家”的那两道光环，而她的势利眼和虚荣心将全面占据上风。在战争年代，流离颠沛是无法避免的，杭州成了危城，风雨茅庐已难以安身，王映霞被迫接触社会，接触许绍棣，她的心理活动已经发生质的变化。郁达夫读完签诗，那句“鸣鸠已占凤凰巢”太刺眼了，不禁心烦意乱。在外面，他风闻了一些流言，说是许绍棣“新借得一位漂亮夫人”，女方是谁？会不会是王映霞？他简直不敢再想下去。

郁达夫回到丽水，在家中发现许绍棣的信件，终于忍不住大发雷霆。他的精神受到强刺激，理性已经“挂科”，既然王映霞红杏出墙，两人该吵架吵架，该离婚离婚，但大可不必将家丑外扬。“纵齐倾钱塘湖水，奇羞难洗”，太夸张了。当年他追求王映霞时，妻子孙荃正呻吟于产褥之上，他又何尝设想过孙荃的精神苦况？这就是他自私的地方，不公平的地方：只准许自己自由地寻找爱情，却不准许王映霞自由地寻找爱情；只准许自己动用别人的奶酪，却不准许别人动用自己的奶酪。郁达夫做同样的事是浪漫，王映霞做同样的事却是浪荡，施行双重标准，采取双重评价，怎能服众？他给《贺新郎》一词添加注释，言词诡激：“许君究竟是我的朋友，他奸淫了我的妻子，自然比敌寇来奸淫要强得多，并且大难当前，这些个人小事，亦只能暂时搁起，要紧的，还是为我们的民族复仇！”这简直就是荒腔野板的胡诌，且不说“奸淫”一词使用不当，家丑与国仇也根本扯不到一块儿，女人红杏出墙的事何日无之，何年无之？这种“丑闻”并非战争时期所特有，将二者强行牵连，实为荒谬。此外，郁达夫将王映霞委身许绍棣归咎于她贪慕富贵虚荣，也是诛心之论。他说：“映霞最佩服居官的人，他的倾倒于许君，也因为他是现任浙江教育最高行政长官之故。”这一推论太过简单，王映霞真要是贪慕富贵，当初她怎么可能看中郁达夫这种病病歪歪的文人？在青春资本最雄厚的时候，她尚且不贪慕富贵，岂有此时再贪慕富贵的道理？何况郁达夫也在官场打拼，也有个省参政的荣衔，已不是纯粹的文人。他还说：“姬企慕官职，以厅长为最大荣名，对人自称为厅长夫人，予以取乐。”这是把谣言当真，既缺乏幽默感，又显得鸡肠鸭肚。

1938年10月18日，王映霞致书郁达夫，即表明了她的愿望——“做一个很贤惠、很能干的大家庭中的媳妇，让翁姑喜欢，（在）丈夫宠爱的和平空气中以终其身”，你可以讥笑她胸无大志，但你绝对不能唾骂她俗不可耐。郁达夫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昔年赞之为天仙，今朝贬之为俗妇，处处走极端，我们该相信他哪一句？

郁达夫自曝家丑后，许绍棣深知人言可畏，还哪敢顶风作案，娶王映霞为妻？他终究还是有些本事的，最终娶了徐悲鸿的旧情人孙多慈，彻底从这桩丑闻中拔身而出，浑身上下洗刷得干干净净。他只是玩了一回心跳，枕边的誓言到底靠不住，苦的屈的只是王映霞，她与许绍棣挥泪而别，还得跟着郁达夫踏上颠沛流离的旅途，前往武汉。郁达夫难忍羞辱，心气总不能平，冷暴力之后，他与王映霞的争吵再次升级。王映霞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住到朋友曹律师夫妇的家中。郁达夫慌了神，这是他玩熟了的游戏，也是他玩剩了的游戏，换成了女主角掌控局面，他残余的那点理智已经不敷所用，于是老虎吃砒霜，自己害自己，找《大公报》刊登极具侮辱性质的《启事》，向外界暴露家庭生活的负面和暗面：

王映霞女士鉴：

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搬去之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住址。

郁达夫启

郁达夫精神狂躁，一不做，二不休，又影印了许绍棣的三封“情书”，声称这是“打官司的凭证”，还请郭沫若等人前来勘察“现场”，要他们看一看王映霞“卷逃”后的痕迹，甚至致电浙江军政府，吁请查找王映霞的下落。一时间，舆论哗然，流言纷起。郁达夫从曹律师那儿得知王映霞的行踪后，又急不可待地接她回家，王映霞自然不依。结果是，郁达夫乖乖认错，找《大公报》再登一则《道歉启事》，稿子是王映霞起草的：

达夫前以精神失常，语言不合，致逼走妻王映霞女士，并登报找寻。启事中曾误指女士与某君的关系及携去细软等事，事后寻思，复经朋友解说，始知全出于误会。

兹特登报声明，并致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