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欣交集

年纪还小的时候，我天真地认为，谱写一首歌曲，如同在云霄构筑一座仙楼，永久地“居住”在里面，那就是令人艳羡的幸福。  百年之后，千年之后，这首歌曲依旧在男人和女人的口齿间传唱，幸福就得以加倍地抻长放大。作者是谁？唱的人知道也行，不知道也行，反正他的灵魂仍是鲜活的，在曲调歌词之间，比苍穹上展翅高飞的鸟儿还要快乐，还要轻盈，还要自在。

确实有一首这样的歌曲，我听过不止一百遍，曾在风中听，月下听，花前听，雨后听，清晓听，黄昏听，无论何时，它都是贴心的宣叙。苍凉的意味萦绕在梁上、枝头、云间、心底，无论何处，也都是余韵悠邈，久久不绝。

长亭外，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

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

知交半零落。

一觚残酒尽余欢，

今宵别梦寒。

我听得痴了，不止一回两回，心想，在这样的歌声中潸然落泪，有什么好奇怪的？在这样的歌声中瞑目沉思，绝不会真的死去。

我当然知道，这首歌曲的作者是弘一法师（1880—1942）。

一、许多个“想不到”

有三位近现代诗僧，一直是我敬佩、激赏和喜爱的，他们是八指头陀、弘一法师和曼殊上人。八指头陀专精于诗；曼殊上人能诗，能画，能文，能翻译；弘一法师则更为多才多艺，他除了在诗、词、文、画方面有很高的造诣，还能演剧弹琴，书法和金石也得心应手。这样的大才子总使人好一阵惊奇，他的宿慧何以得天独厚？

有人开玩笑说，弘一法师出生时，父亲六十八岁，母亲十九岁；孔子出生时，父亲七十岁，母亲十七岁；欧阳修出生时，父亲四十九岁，母亲二十岁；胡适出生时，父亲四十九岁，母亲十九岁。这就是诀窍。老夫与少妻的搭配，天高与地厚的结合，往往产得麟儿，纵然不成圣人，也会成为才子。

在弘一法师身上，有许多个“想不到”，这样一位奇人和畸人（他与苏曼殊被称为“南社两畸人”），竟然会不小心投胎世间，可能连造物主也感觉意外吧。想不到，他是第一个将西洋的油画、音乐和话剧引入国内的人；想不到，他在东京的舞台上演出过《茶花女》，扮演的不是阿芒，而是头号女主角玛格丽特；想不到，他是才子，是艺术家，本该落拓不羁，却偏偏是个最严肃、最认真、最恪守信约的人；想不到，他在盛年，三十九岁，日子过得天好地好，却决意去杭州虎跑寺削发为僧……

太多的“想不到”拼贴在一起，仍旧是不完整的，是模糊的，真实的那个人，有血有肉有灵有性的弘一法师，他随时都可能穿着芒鞋从天梯上下来，让我们一睹想象中所不曾有过的别样风采。读了他的诗词，我们笑了，他却不笑；我们忧伤了，他却不忧伤；我们等着他说话，他却悄寂无语地转过身，背影融入霞光，宛如槭树的尖尖红叶，在晚风中旋转几下，便飘逝了。

弘一法师俗姓李，幼名成蹊，字叔同，祖籍浙江平湖，先世移居津门，经营盐业。其父李筱楼是同治四年（1865）乙丑科的进士，当过吏部主事，后辞官经商，先后创办了“桐达”等几家钱铺，挣得偌大一份家业，被人称为“桐达李家”。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乐善好施，设立义塾，创立“备济社”，专事赈恤贫寒孤寡，给穷人施舍衣食棺木，有“李善人”的口碑。他晚年喜好佛家内典，尤其耽爱禅悦。很显然，他的言传身教对儿辈影响极大。童年时，李叔同常见僧人到家中来诵经和忏悔，即与年纪相仿的侄儿李圣章以床罩作袈裟，扮成和尚念佛玩。他儿时的教育还得益于一位姓刘的乳母，她常教他背诵《名贤集》中的格言诗，如“高头白马万两金，不是亲来强求亲。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虽只在八九岁间，他居然能够理解荣华尽头是悲凉的意思。李叔同的悲剧感可谓与生俱来，十二岁时，他就写下了“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瓦上霜”的诗句，其悟性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红楼梦》中二十岁时的贾宝玉。

李叔同五岁失怙，十八岁时遵奉母命与津门茶商之女俞氏结婚。百日维新时，他赞同康有为、梁启超“老大中华非变法无以图存”的主张，私刻一印——“南海康君是吾师”，乐于示人。戊戌政变后，当局视之为不折不扣的逆党中人，他被迫携眷奉母，避祸于沪上。

二、“做一样，像一样”

“我自二十岁到二十六岁之间的五六年，是平生最幸福的时候。此后就是不断的悲哀与忧愁，直到出家。”

在沪上的那几年，正是李叔同“二十文章惊海内”的时期。他参加城南文社的集会，与江湾蔡小香、宝山袁希濂、江阴张小楼、华亭许幻园义结金兰，号称“天涯五友”，个个都是翩翩浊世佳公子，不仅才华出众，而且风流倜傥。许幻园的夫人宋贞为《天涯五友图》题诗五首，其中咏李叔同的一首尤其传神，其诗酒癫狂之态活灵活现：

李也文名大似斗，等身著作脍人口。

酒酣诗思涌如泉，直把杜陵呼小友。

他竟把杜甫呼作“小友”，真是比盛唐侧帽癫狂的“饮中八仙”还要奔放。李叔同风神朗朗，是五友之中最俊者，他的才艺不仅使朋辈折服，也使北里的名妓为之倾心，朱慧百、李苹香和谢秋云都以诗扇就正于他。国事日非，报国无门，好男儿一腔热血，全寄托于风情潇洒间，“走马胭脂队里”，厮磨金粉，以诗酒声色自娱，果真能“销尽填胸荡气”？“休怒骂，且游戏”，这无疑是一句泄露少年风怀的说辞。

光绪二十七年（1901），李叔同二十二岁，考入上海南洋公学特班，与黄炎培、邵力子等人同学。有趣的是，这个特班中举人、秀才居多，普通资格的教师根本弹压不住，结果总办何梅笙专程请来翰林蔡元培做国文教授，如此匹配，就能一物降一物，名师出高徒了。

李叔同天性纯孝，丧母之痛乃是其人生之至痛。二十六岁那年，他成了孤儿，心中再无牵挂，遂决意告别欢场，留学东瀛。他特意填词一阕《金缕曲——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其壮志奇情洋溢于字里行间：

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枝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

漾情不断淞波溜。恨年来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尺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辜负！

母亲弃世后，李叔同改名为李哀，自号哀公。他既哀自身孤茕，也哀万方多难。次年（1906），他在日本感慨祖国民气不振，人心已死，赋诗明志：

故国荒凉剧可哀，千年旧学半尘埃。

沉沉风雨鸡鸣夜，可有男儿奋袂来？

这年（1906）秋天，李叔同考入东京美术学校油画科，改名李岸。其留学生涯中有一个值得称道的举动，与同窗学友创立春柳社演艺部。翌年，祖国多地告灾，春柳社首演《茶花女遗事》，募集赈资，日本人惊为创举，赞赏不绝。我国戏剧家洪深也誉之为“中国戏剧革命先锋队”。据欧阳予倩回忆，李叔同演戏固然是兴趣使然，但他的认真劲头丝毫不逊色于专业演员，“他往往在画里找材料，很注重动作的姿势。他有好些头套和衣服，一个人在房里打扮起来照镜子，自己当模特儿供自己研究。得了结果，就根据这结果，设法到台上去演”。他还特别喜欢扮演女角，在《茶花女遗事》中饰演茶花女，被日本戏剧界权威松居松翁赞为“优美婉丽”；在《黑奴吁天录》中饰演爱美柳夫人，也令观众认可。从留存至今的剧照看，李叔同居然将自己的腰肢束成了楚宫纤腰，细成一握，真是惊人。为了演剧，他舍得花本钱，光是女式西装，他就置办了许多套，以备不时之需，他饰演茶花女时穿的那套粉红色西装尤其养眼。

东京美术学校学制为五年，李叔同毕业时，已三十二岁。这一年，李家的票号遭遇了两次倒闭之灾，百万资产荡然无存。对此他处之泰然，不以为意，倒是对于当年武昌起义一战功成，大好河山得以光复，他感到异常兴奋，填词《满江红》，以志庆贺：

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

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作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

这又是一个想不到，文质彬彬的书生将满腔豪情铸成伟词，再次爆出冷门。他的这阕《满江红》与岳飞的那阕《满江红》放在一起，同样力透纸背，义薄云天。毕竟是高才，琴心剑胆，如椽的巨笔哪怕一生只挥动一次，只铸成这样的一阕伟词，也足够了不起了！

素心人夏丏尊对素心人李叔同有一个简明的评价，即“做一样，像一样”。果然全是做的吗？当然啦，行者常至，为者常成，总须用心用力去植一棵树，才可望开花结果。但我们对于自然的助力，即天才，绝对不可低估。

素心人俞平伯先生也如是说：“李先生的确做一样像一样：少年时做公子，像个翩翩公子；中年时做名士，像个风流名士；做话剧，像个演员；学油画，像个美术家；学钢琴，像个音乐家；办报刊，像个编者；当教员，像个老师；做和尚，像个高僧。”又岂止“像”，活脱脱就“是”，样样都能从一个“真”字中抽绎出人之为人的一等一的神韵，够好了。是真公子自翩翩，是真名士自风流，是真高僧自庄重。世人真不了的时候，才会去追求“像”，而在天地间，“像”字背后总不免藏着一个狐媚和猫腻的“假”字，让眼力不济的世人轻易辨别不了。

三、态度和性情

学成归国后，李叔同任教于上海城东女校，参与南社的各项活动，旋即出任《太平洋报画报》主编，刊发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如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画报停办后，他欣然接受旧友经亨颐之聘，赴杭州出任浙江两级师范学校（1913年改名为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图画音乐教员，但他提出了一个苛刻的条件，即必须给每位学生配备一架风琴。校长以经费拮据、市面缺货为由，想打折扣，李叔同答以“你难办到，我怕遵命”，硬是逼经亨颐乖乖地就范。美学家朱光潜称赞李叔同“以出世的态度做人，以入世的态度做事”，真是到点到位。据画家刘海粟回忆，李叔同是中国最早使用裸体模特儿进行美术教学的人，当年，民智未开，能如此引领风气，绝非简单容易。李叔同的教学方法颇为别致，吴梦非撰《弘一法师和浙江教育艺术》，揭示了要点：“弘一法师的诲人，少说话，是行不言之教。凡受过他的教诲的人，大概都可以感到。虽平时十分顽皮的一见了他老，一入了他的教室，便自然而然地会严肃恭敬起来。但他对学生并不严厉，却是非常和蔼的，这真可说是人格感化了。”

李叔同教得用心，弟子也学得上劲，身边有丰子恺和刘质平那样的高足，还有夏丏尊（他为人忠厚，调皮的学生暗地里谑称他为“夏木瓜”）那样的素心人做朋友，日子应该不会难过。但他是一个十分认真的人，认真的人决不会让任何一个日子变得骨质疏松。姚鹓雏撰《乐石社记》，对李叔同的评价颇为切当：

“李子博学多艺，能诗能书，能绘事，能为魏晋六朝之文，能篆刻。顾平居接人，冲然夷然，若举所不屑。气宇简穆，稠人广众之间，若不能一言；而一室萧然，图书环列，往往沉酣咀啜，致忘旦暮。余以是叹古之君子，擅绝学而垂来今者，其必有收视反听、凝神专精之度，所以用志不纷，而融古若冶，盖斯事大抵然也。”

关于李叔同的认真守信，戏剧家欧阳予倩的回忆文章《春柳社的开场兼论李叔同的为人》也提供水镜般清晰的画面：

“自从他演过《茶花女》以后，有许多人以为他是个很风流蕴藉有趣的人，谁知他的脾气，却是异常的孤僻。有一次他约我早晨八点钟去看他……他住在上野不忍池畔，相隔很远，总不免赶电车有些个耽误，及至我到了他那里，名片递进去，不多时，他开开楼窗，对我说：‘我和你约的是八点钟，可是你已经过了五分钟，我现在没有工夫了，我们改天再约罢。’说完他便一点头，关起窗门进去了。我知道他的脾气，只好回头就走。”

后来，弘一法师谈及他在俗时的性情，向寂山法师坦承：“……弟子在家时，实是一个书呆子，未曾用意于世故人情，故一言一动与常人大异。”在母亲的追悼会上，他弹奏钢琴，吟唱悼歌，让吊客行鞠躬礼，津门的亲友笑称“李三少爷办了一件奇事”。夏丏尊为人敦厚，他撰写的回忆文章《弘一法师之出家》中也颇有些令人不可思议的内容，比如这一段：“他（李叔同）的力量全由诚敬中发出，我只好佩服他，不能学他。举一个实例来说，有一次宿舍里学生失了财物，大家猜测是某一个学生偷的，检查起来，却没有得到证据。我身为舍监，深觉惭愧苦闷，向他求教。他指示给我的方法，说也怕人，教我自杀！他说，‘你肯自杀吗？你若出一张布告，说做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无自首者，说明舍监诚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果能这样，一定可以感动人，一定会有人来自首。——这话须说得诚实，三日后如没有人自首，真非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这话在一般人看来是过分之辞，他说来的时候，却是真心的流露；并无虚伪之意。我自惭不能照行，向他笑谢，他当然也不责备我。”

李叔同并非拿夏丏尊逗乐子，这样冷峭尖刻的幽默也不是他的长项。严肃认真到没有半分虚伪的地步，他怎么会愿意看着自己的国家沦为军阀切分的“蛋糕”？怎么能够容忍政府比妓女还要鲜廉寡耻，比奸商还要缺乏信用？怎么能够忽视百姓流离失所，草间偷活？苦闷的灵魂别无出路，唯有去寻找宗教的抚慰。

四、出家的远因和近因

说起来，李叔同出家的远因，竟是由于夏丏尊的一句玩笑话。有一次，学校里请一位名人来演讲，李叔同与夏丏尊却躲到湖心亭去吃茶。夏丏尊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正所谓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李叔同内心顿时受到很大的触动。1916年，李叔同读到日本有关断食的文章，称断食为身心更新之修养方法，他认为值得一试，就在冬天择定虎跑寺为试验地点，断食二十余日，不但毫无痛苦，而且身心反觉轻快，有飘飘欲仙之象，好似脱胎换骨过了，尤其不可思议的是，他竟因此治好了纠缠多年的神经衰弱症。这无疑使其道心大增。李叔同体弱多病，自忖不能长寿，也是他决意出家、早证菩提的一个隐因。远离浊世，找寻净土，与其清高的性格也正相符合。在《题陈师曾画“荷花小幅”》中，他透露出个中消息：“一花一叶，孤芳致洁。昏波不染，成就慧业。”断食期间，李叔同对出家人的生活非常喜欢，而且真心羡慕，对素食好感十足，这次断食便成了他出家的近因。

真要出家，李叔同仍有不少牵挂和阻碍，他的发妻俞氏和两个儿子李准、李端在津门还好安排，他的日籍夫人福基则不好打发，她哭过，求过，或许还闹过，但李叔同心如磐石，志定不移。他致书弟子刘质平：